苏轼的警告：所有政治实验，代价都是普通人

多么痛的领悟。

01

以天下人为实验

公元1085年，江苏常州。

年已五十、鬓角斑白的苏轼，正在为朋友的“墨宝堂”题写一篇记文。

这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后的第五个年头。人生的转折似乎正在到来，这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太后听政，旧党领袖司马光回朝。所有人都明白，苏轼的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但在朋友收藏书法的雅舍之中，苏轼看着琳琅满目的笔墨真迹，想起的却是四川老家一句朴素的谚语：

“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

学书法费纸，学医费人。然而世上可有代价更沉重的事？他接着写道：

“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

追逐功名之人，拿着从未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突然推行于国政之中。这般“以天下为实验”，所造成的灾难，又岂是庸医误人所能相比？

历史上从来不乏类似人物，比如王莽。

但苏轼不止是在谈论历史，更是在感慨现实。

十六年前，年轻的宋神宗启动变法。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就此展开：

那些买不起官盐的农民、还不起“青苗钱”遭鞭挞的百姓、被“市易法”逼至破产的商贩、农忙之余还要接受“保甲法”军事训练的民众，乃至宋夏战场上惨死的数十万将士……都成了这场实验的代价。

苏轼自己，何尝不是代价之一。

青年苏轼，是仁宗皇帝心中的未来宰相，欧阳修、韩琦等政坛领袖寄予厚望的“国士”。而变法浪潮中，他因写诗批评新政，锒铛入狱，最终流放黄州，躬耕东坡。

从帝国精英到贬谪微官，与他命运相同的，还有无数旧党官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像墨宝堂主人张希元一样，将抱负寄托于书画艺术，或者著书立说、谈佛论道。

02

多么痛的领悟

五十而知天命。

此时的苏轼，早已不是汴京城里那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进士，而是一位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他治理过杭州、密州、徐州，见过水旱灾荒中百姓的挣扎；他蹲过御史台的牢房，经历过生死一线的恐惧；他在黄州城外垦荒种田，亲身经历了农民的艰辛生活。

二十多岁的他，曾经为了参加制科考试写过50篇策论，洋洋洒洒的分析历代政治得失。那时的苏轼，博览古今，才思敏捷，但他写不出“学书费纸，学医费人，为政更费人”这样的话。

这是被现实虐过千百遍之后，才会有的深思。

多么痛的领悟。

苏轼对张希元说：“以你的才能，终将被朝廷重用。希望我的这一点思考能对你有所借鉴。

这句话，其实也是他对自己、对所有读者的告诫。

03

历史的回声

苏轼的政治领悟，并没有像他的诗词一样为人们所重视。

他的这篇文章《张君墨宝堂记》，大部分苏轼选集都没有收录。

清代名臣、理学家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里选了这篇文章，编者评论竟然是希望人们能够听取苏轼的建议，不要在诗词之类无用的事情上浪费时光。

这让人怀疑编者根本没有读懂苏轼，或者就算读懂了，也不敢发出什么议论。毕竟，张伯行生活在大清，生活在充斥着文字狱的“康乾盛世”。

哪个时代没有几个自以为手握真理、想要推动一场大规模政治实验的帝王宰相？哪个时代又没有一群默默支付代价的普通人？

苏轼所警惕的那种以天下人为实验品的“政治实验”，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中一次次重演，甚至规模越来越大，代价越来越惨重，人们的反思，也越发沉痛：

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荷尔德林（1770-1843）

（掌权者）往往自以为很明智，并且常常如此醉心于自己那一套理想的统治计划的虚构的美丽，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完全不顾可能反对它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1759）

在我们竭尽全力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实际上却在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

柏拉图曾说，领袖受到“天意”的召唤，或受到其自身卓越才干的召唤，来重构并建设世界，恰如建筑师构造一栋建筑——不用操心其同胞的意愿。柏拉图的哲学认为，大多数人是“工具”或“石子”，被掌权的“超人”用来建造新的社会实体……柏拉图为他自己分派的特定任务是充当统治者的谋士，即专家——按照他的计划重建世界的“社会工程师”。今天走进华盛顿的大学教授便类似于柏拉图想要充当的角色。

——米塞斯在经济学教育基金会上的讲座，1951年

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往往都有一份关于美好世界的宏伟蓝图。他们都盼望着能够得到君主的重用，去施行自己心中的“道”，以天下为实验室，以天下人为实验品，去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

但这恰恰是危险的开端。因为这种“实验”的代价，总是格外“费人”。

参考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