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法制史的中心牢固树立在中国” 听张晋藩教授讲述治学一生的目标与动力

在新中国75周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被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

在2024年教师节这一天，我们见到了已经94岁高龄的张晋藩教授。即便步入鲐背之年，张晋藩仍然坚持每天四五个小时，举着12倍的放大镜潜心治学。老先生和我们分享了他最近的读书笔记。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张晋藩：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国家设教是最根本的，教师是很神圣的职业，只有好教师才能出好学生。

张晋藩说，建设疆域辽阔的新中国，人才是最为核心的力量。有法可依，就需要立法人才；有法必依，需要司法人才；发展法律科学，需要法学研究人才。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张晋藩：世界竞争的焦点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是争夺人才。我们全国的教师，有一种不容忽视的责任，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能够应对新时代的各方面的专业需要，我们才国泰民安。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 罗冠男：张晋藩先生说“为天下育英才”，就是他一生的追求。博士论文那么厚一本，至少10万字。先生是要把学生叫到家里去，一段一段读给他听的，因为先生眼睛不好，对先生来说，他指导博士论文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指导的。

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他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新中国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

张晋藩从1984年招收第一位法律史学博士生，到现在40年一直没有间断，今年还新招了2位90后博士生。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朱勇：先生每年的课，只要条件许可，我都会去听，而且先生的讲课有个特点，他每年课的内容都有新东西，法律内容没有变化，但是先生的概括和总结又有新的内容，他把学界的新成果，他自己新的思考都融入进来。

1979年6月，在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张晋藩提出了集合全国力量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的建议。张晋藩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设想，是因为他得知当时国际上已经召开过3次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国际研讨会，但这三次国际会议都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张晋藩：当时编这个书也是要争一口气，中国法制史的摇篮是中国，它的中心肯定应该在中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把中国法制史的中心牢固地树立在中国，让我们的子孙不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让我们法制史学的研究者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来。

《中国法制通史》的编撰，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其间，有的主编不幸逝世，有的因感到无望而退出，编写团队几经更迭。然而，张晋藩教授始终坚持，未改初衷。终于，这部10卷5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历时19年完成，全面总结了中国数千年的法制历史，于1999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首发，被与会中外学者盛赞为“世纪之作”。

之后，张晋藩又用了23年的时间，主编了23卷《中华大典·法律典》；用16年时间，主编了10卷《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这些著作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让中国法律史学走向了世界。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 顾元：先生这种家国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学生不光在学术上给予指导，也教他们把所学的东西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栉风沐雨70载，张晋藩投身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以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孜孜不倦，笔耕不辍。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讲师 张京凯：张先生从1954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到今年刚好是70年。总共算起来肯定已经超过了3000万字，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

张晋藩认为，作为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教育是全民必不可少的重要教育，是一门必修课。2020年和2022年，张晋藩用毕生积蓄在烟台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捐建了两座图书阅览室。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张晋藩：因为我父亲是烟台，山东人，他读书的时候倍感艰辛，所以他晚年的时候说，你们要是心有余力的话，你们把钱捐献给家乡办学。我要长期捐下去，每年至少捐20万图书的钱。

以史明志，知史爱国。通古今之变，将所学知识切实运用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是张晋藩治学一生的目标和动力。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 顾元：这一点对我们后辈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应该传承，薪火相传，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