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衡：北宋朝廷的文臣楷模和典范

章衡为民为国奉献一生

北宋元符二年，也就是公元1099年，章衡在颍州知州任上去世，享年75岁。他临终前叮嘱子孙：“吾一生无他长，唯不拿百姓一钱、不欠朝廷一责，可刻于碑，以诫后人。”《宋史・章衡传》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衡性至孝，居官廉，所至有惠政，去之日，民多流涕追送。”

章衡比苏轼和他的同族叔叔辈的章惇要大10来岁，章衡的为官生涯和苏轼章惇，王安石等按说是一个时期的，但是关于王安石变法，关于保皇派司马光的党政中几乎看不到章衡的身影。这位北宋第一状元郎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大宋的黎民百姓，奉献给了北宋朝廷。

他为官的生涯主要是在地方，在中央朝廷的任上为官也是专业型官员，比如盐铁判官，这个算是现在国资委和审计署的事情，现在要求这些部委需要专业的知识，但是章衡到任后，很快就发现朝廷盐铁专营中的问题，并敢于仗义执言，不惜得罪权贵。又比如作为大宋使者，出使辽国，可以说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在辽国期间竟然还能刺探到辽国的军事情报，不得不说是一个军事方面的全才了。

章衡晚年忧心学者不通古今，编撰《编年通载》十卷，梳理历代帝王世系。神宗御览后赞叹：“可冠冕诸史”，特赐三品服。这部巨著成为后世研究帝王世系的重要史料。元符二年七十五岁的章衡在颍州知州任上离世。这位北宋四朝老臣的葬礼简朴，与他的状元身份极不相称。但是《宋史・章衡传》中记载：凡典七州六路要职二十余年未尝有败事。

他对得起大宋百姓，更对得起大宋朝廷，也对得起大宋第一状元郎的称号。

在很多章衡为官的地方的地方志中章衡的形象却清晰可辨。浦城《章氏宗谱》记载，他晚年捐田千亩设立"义庄"，资助族中子弟读书；真定府学宫遗址曾出土《章公去思碑》，碑文称其"居官如居家，视民如赤子"。这些民间记忆，正是这位北宋状元郎为国为民奉献的一生写照。

北宋党争中的孤臣

在北宋党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中，新党与旧党之争如火如荼，众多官员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而章衡却始终保持独立，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既不盲目追随王安石推行新法，也不随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政，他一心专注于盐铁、吏部等具体政务，同僚评价他“眼中只有国事，无人事是非”。任三班院主管时，他不畏强权，冒死弹劾官场舞弊行为，甚至敢于与宰相当庭争辩；在面对宰相袒护三班院、作出对吏部不利裁决时，章衡坚持真理，连续奏疏为吏部辩论伸冤，即便有人劝他莫要冒犯宰相权威，他也不为所动，直至将此事申诉到皇帝面前，最终使宰相认识到错误，纠正裁决。

在王安石变法浪潮中，章衡保持独立见解。他支持青苗法初衷，却在郑州推行改良版：设公益粮仓，丰年购粮储备，荒年低息贷粮。既不强制借贷增加民负，又能赈济灾民，百姓“颂声载道”。

司马光因谏诤而立朝，王安石则因变法而名垂青史，即便科举失意的程颢、程颐也创立了理学的新篇章。然而，章衡却始终被寄望于承继"文脉正统"的重任。他在党争中采取的谨慎立场，以及在学术上的保守倾向，都似乎是对他"状元"身份的一种回应。在元祐年间，旧党提出全面废除新法时，章衡却提出应"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务实观点。这种见解无疑值得肯定

章衡北宋文臣楷模

章衡始终是“高调低派”的孤臣。其次文名不显，他著有《水利纪略》《边图要略》等实用手册，文字质朴无华。与苏轼等文豪相比，他的诗文流传甚少，仅一首《题资福寺》传世。正如《邵氏闻见录》所叹：“嘉祐间有章衡者，文武兼济，吏治有成，然不喜趋附，竟不为史官重。识者惜之。”

章衡晚年执掌应天府时，曾大力推动府学的扩建工作，并亲自登台讲经。章衡晚年强调心性修为的重要性，他在给门人郑侠的书信中，更是坦言：“功名如衣冠，终日着之，然终非肌肤。”这些言辞表明，章衡提及功名应当如衣冠般对待，而非执着之物。他在漫长官场生涯后的思想追求，体现了对自身境遇的清醒认知，显示出自我的真实定位

章衡，这位被历史尘封的状元郎，论学识，他十岁能文、十五通经史，以连中三元之姿高中状元，才华横溢；论能力，他在水利、财政、军事、外交等诸多实务领域均有突出表现，堪称全能型人才；论人品，他性淳厚，不矜名节，遇事敢言，一生清廉刚正，不结党营私，坚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尽管在重文轻“术” 的北宋士大夫圈层中，他的文学光芒被苏轼、欧阳修等大家掩盖，实务能力被轻视，低调性格使他在追求个性的文学史上难留印记，但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士大夫的责任与担当，其精神穿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值得我们重新认识与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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