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校周德礼回忆军校学习总结战斗经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

我曾担任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并出国执行任务，拓宽了我的视野和思维，这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自从1939年参加八路军，一直到全国解放，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都是在战争环境中生活的。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环境，使得我没有时间、没有条件来学习军事理论。当时，我所获得的知识大体都是来源于实践，从认识论来说都是属于感性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亦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此去只是见习，没有带自己领导的部队参加实践。往后，我大体处于和平环境中，这给我学习理论、提高自己的才能创造了有利条件。

至1950年，我军开始学习苏军的经验和军事理论，当时我已是军分区的参谋长、副司令员。学习苏联的军事理论先从营进攻、营防御开始，我是重点学习团进攻、团防御，师进攻、师防御。

因我是师级干部，重点的重点是师一级的战术。一直到1954年，我都是在上级的领导下进行自学。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初步理解了苏联的军事理论。

1955年，这时我已是陆军师长。上级决定，我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系统地学习了苏联军队的营、团、师、军、集团军的军事理论，对苏联的军事理论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在这两年中，作了大量的想定作业，团进攻、团防御，师进攻、师防御，军进攻、军防御，集团军进攻、集团军防御。经过这些想定的作业，对苏军从团至集团军的战斗、战役编组，作战指导思想，攻防手段，组织指挥程序等都有了基本了解。

1957年毕业后，我被留在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当战役、战术教员。不久，反教条主义运动开始了，1958年和1959年是这次运动的高潮。经过这次运动，中央军委决定:学习军事“以我为主”。从此，军事教学都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毛泽东军事著作为基本教材，从而使我军的教育走上正确的道路。

高等军事学院坚决执行了“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组织各教研室重新编写教材，教员们一个个整天忙着编写教材，同时还要备好课。

我是战役、战术教研室的教员，参加了战役、战术教材的编写。在此之前，学习了毛泽东军事著作，主要内容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战争和战略问题》、《十大军事原则》。以这六篇为主，汇编成基本教材。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也编成一本教材，做辅助之用。整个编写过程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通过一年的学习，觉得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非常亲切，是我军作战经验的结晶。它吸收了古今中外的军事精华，西方的克劳塞维茨、东方一的孙子，他们的一些有“生命力”的军事思想也都被吸收了。

任教期间，在一本军事杂志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美国西点军校有一位教官，他在评论各国的军事思想时说:东方(指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军事科学不在苏联，而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这位教官所指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同志已发表的军事著作。

我想，这位教官一定是在看了各国军事著作之后，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比较，方才得出这一结论。这一点我和这位教官有同样的认识。我当教员，有充分的时间博览群书，苏联大量的军事著作，从列宁、斯大林的，到苏军军事学院的各种教材、条令、教程，几乎都看过一遍。当时的学习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对方。不但看过苏联的一些军事理论，同时也看过美军西点军校、参谋学院的各种教材，研究过美军的作战原则和作战基本样式—火力突击、空降机降、地面装甲集团突击等。当我研究过苏军、美军之后，我有同样的感受，确信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最科学的军事思想，这一认识促使我更加努力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

首先，我学的是军事哲学。

通过学习，认识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无产阶级的哲学家，他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

他在《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一文中要求我军指挥员要想成为智勇双全的将军，就必须在作战中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里的关键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使指挥员的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很好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决心、部署、战法符合敌情、地形、天候、季节、潮汐。为了使各级指挥员明白，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举了战术的例子。他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位，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与敌人和配置的实际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这就不相符合。他还进一步地说，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和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因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适合客观情况，也就是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客观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仅仅讲军事，而且是生动地讲唯物辩证法，讲战争中的唯物辩证法。他把我们引到科学的领域，让马克思主义占领我们的思想阵地。

毛泽东同志这些教导，在我自己的战争生活中，反复地证明过，的确是军事真理。1943年7月，当时我军在敌后已经渡过困难时期，平北抗日根据地已进一步巩固。敌人逐渐转入守势，不敢轻易离开据点出来“扫荡”。柳沟据点内的敌人，为防止我军攻打，便对我扰日根据地进行封锁，他们沿南山根据地挖筑封锁沟。敌人为了能顺利完成任务，每天上午7点钟派出一个小队(30余人)到柳沟西梁占领阵地，一方面监视民工，一方面防止八路军打击。八路军第10团王亢团长得知这情况后，决定消灭敌人的这一小队。王团长把第二连部署在西山制高点上，担任掩护任务;把第一连埋伏在山鞍部，歼灭敌人。

当时，我是第一连连长，王非是指导员。我认为伏击地区选在山鞍部，觉得预设的战场偏西了，容易打成击溃仗。我提出将战场东移50。米，在山鞍部和柳沟城之间部署主力部队歼灭敌人，一部留在山鞍部堵击敌人就够了。指导员、副连长都同意我的见解，于是便照此部署兵力、组织火力，明确行动方案。决定第一排由副连长李成忠率领埋伏在山鞍部，连队主力由我率领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的南侧、山鞍部东侧的壕沟里，待机歼敌。

把部队部署好以后，我拿着一架八倍望远镜，选了一个既隐蔽又方便的地形进行侦察。过了一个多小时，住在柳沟城内的敌人吹响了起床号，又过了20分钟敌人出操了，敌人指挥官的口令声，我们听得一清二楚。敌军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们鼻子底下埋伏着一支八路军。7点钟，敌人一个小队30余人组成一路纵队出了柳沟城，直奔我们预设的战场而来。当时我想，这些小子真傻，也不在两侧派出警戒和在小路两侧进行搜索，而甘心进入我们埋伏圈送死。我越想越高兴，眼看这30多人和两挺机枪都将成为我们的战利品。

不一会儿，敌人终于进入了我军伏击圈。我们不想过早地开枪，否则就不能全部歼灭这股敌人，他们因此会闻声狂跑，使我只能打个击溃战。我耐着性子不发射击信号，默默地看着敌人的动静。这是个山地，敌人从山下向山上走，走得比较慢。当敌军的三个尖兵接近我第一排埋伏的位置时，我猛地用旗语下达了“打”的命令。这时全连的轻重机枪，像刮风一样向敌群扫射，特等射手瞄准敌人的指挥官和机枪手射击。敌人处在不利的偏坡地形上，遇到了这种突然的火力打击，死的死，逃的逃。敌军小队长命令他的机枪手向我们还击。因为地形是个偏坡，两只机枪脚怎么也架不稳，自然也就打不准了。此刻敌人乱作一团，兵无斗志，指挥官也乱了方寸。冲锋时机已到，我命令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各排听到冲锋号声，一个个如猛虎下山，争先恐后地向敌人冲去。同志们边冲边射击，有的还投弹，喊杀声惊天动地。有的捉俘虏，有的缴获敌人的武器，势如一股沸腾的铁流，把敌人冲垮、将敌人毁灭。这次战斗，歼灭敌军28名，缴获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战刀一把，我连无一伤亡。战后，王亢团长对别人说:第一连在柳沟西梁歼灭敌人一个小队，自己却无一伤亡，连个跌跤的都没有。其实跌跤的肯定有，这只是说明这一仗打得很便宜，是一个无伤亡的胜仗。这在实战中的确少有，我打过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仗，只有这一仗我军无一伤亡。

之所以这么便宜，就是因为我军的主观指挥符合了敌情、地形的客观实际。侦察时，得知敌人的兵力是一个小队，实战的敌情就是一个小队，不多也不少。敌人出来的时间，侦察时就知道是7点钟左右，实际战斗中敌人就是在7点钟出来的。预设的战场在山鞍部和柳沟之间的偏坡上，实际战斗就是在这里歼灭敌人的。这说明我们主观指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所以打了胜仗，打了个非常便宜的小型歼灭战。

上面说的是主观指挥符合了客观情况，因而打了胜仗，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我军多数打的是胜仗。

主观指挥不符合客观实际，因而打了败仗，或者久攻不下而撤出战斗的仗也有一些。

1947年秋季，第一次打隆化县城的仗就是三个旅轮番攻击，久攻不下而撤出战斗的。我们13团的攻击点选在隆化中学，这里正是敌人13军4师工事、火力最强的地方，正碰到敌人的“钉子”，第三营伤亡很大，因而战斗失利，部队只好撤出战斗。

1948年，第二次打隆化，接受了第一次打隆化失利的教训，把攻击点选在云台山，那里不是敌人的强点，再加上我军加强了炮火，把那里造成弱点，因而攻击成功。

失利是因为主观指导不符合客观实际，成功则往往是主观指导符合了客观实际，或者我军用强大炮火造成敌人的弱点攻击而成的。

这个道理在我当团长以前是不明白的，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也不明白，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是在高等军事学院当教员时，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才彻底弄懂。

其次，是学习“局部服从全局”这一理论。

前面说过，在战争年代我是团以下下部，进行的战斗自然是团以下的战斗行动，研究战术和使用战术也是团以下的范围。那时的眼界较窄，层次较低，只局限于战术范围。

自从在高等军事学院当教员后，眼界就放宽了。战役教员其任务是教战役组织指挥，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懂得了战役必须服从战略。因此在研究战役问题时，首先考虑战略问题，懂得了战役是执行战略的任务，是按照战略意图行动，服从与服务于战略的需要。从这时起，我就开始学习战略学、战役学。虽然也学了外国军队的，但主要还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学与战役学。

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当时主要学习了战略全局与战役、战术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书中说道: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在我所教的这个学科当中，学员多半是战役指挥员，还有一部分将担任战役指挥员。我们要教会学员懂得战役必须服从并且服务于战略这一道理。为了让这个全局观念占领学员的思想阵地，首先必须让这个思想占领我们教员队伍。当时学习十分认真，反复地精读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讨论这些基本观点，反复研究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哲学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才真正懂得战役服从并服务于战略这一道理，在弄懂的过程之中，让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渐变成我们的军事思想，使之更好地占领我们教员队伍的思想阵地。

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之际，每学一个问题都要用事实来说明。当时，我们常用中印边界反击战作为例子，说明战役必须服从战略的道理。那次反击战是战役行动，是使用一个加强军执行此项任务，这个军直接受总参谋部指挥，什么时间出击，出击的方向和距离以及撤回的时间等都必须按中央军委的意图去力、。我们的反击是有限度的，之所以这样反击，也是对方逼出来的，再说中印两国关系将来还是要改善的。

与此同时，还经常联系对金门蒋军打炮的例子进行讲解。中央决定节假日停止打炮，让岛上的人民好好过节日，这个做法不是单从射击的军事效果出发的，而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也不是从军事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影响的利益出发，也可以说对金门打炮的战役、战术行动是为我党的战略利益服务的。从而进一步看清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战役、战术与战略的关系，树立了军事服从政治，战役、战术服从战略且服务于战略的观点。

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是这种情形，战役与战术也是这种情形。军和师的关系，师和团的关系都是如此。例如，1948年10月1日，冀热察军区独立第7师攻打崇礼县城时，19团担任主攻任务，我们20团担任助攻任务。战斗开始是顺利的，我团第7连只用了10分钟就拿下了一个堡垒，15分钟夺取第二个堡垒，又用了5分钟夺取了第三个堡垒。8连用了15分钟拿下了第一个堡垒，又用了20分钟夺取了第二个堡垒。这时，却突然接到师指挥所指示，说担任主攻任务的19团发展不顺利，命令我20团从西北面与之配合，把19团未攻克的堡垒拿下来。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地形对我20团也是不利的。但是，这是师的战斗利益所在，不拿下眼前的堡垒，不利于全师战斗的顺利发展，于是，我们坚决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我率领本团第3营的干部，还有第3连和团迫击炮连的干部，来到19团未攻下的堡垒北侧仔细观察。大家认为这堡垒应当在夜间攻击，白天不好接近.地形利防不利攻，敌人的主要工事、障碍和火力的重点都是对着我们方面的。时间不允许我们拖到晚上行动，师里明确要求我们马上夺取。于是，我立即决定集中3营的全部轻重机枪封锁敌人的射孔，迫击炮轰击敌堡垒周围的野战阵地，制造烟幕。第3连为突击队.用连续爆破手段夺取阻碍19团的堡垒。

我团第3连配合19团对敌攻击。刚开始队形尚好，第一个班因动作不够快，没有攻下来。这时第3连的干部有些急躁，令全连攻击。在一道十几米的山梁上运动，队形太密集，伤亡增大了，结果还是没有攻下来。这时，3连连长急了:"3营各连打得都很好，我们3连就打不下来，真丢人，跟我来!”这位连长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战士们看到连长火了，一个个都自动地跟着连长冲了上去。就在这冲击的道路上连长中弹牺牲。排长一看急红了眼:“为连长报仇，冲啊!”战士们也和排长一样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山梁上下不断地有战友倒下，没有倒下的继续冲杀前进。这时，”团的部队也从南面攻上来配合作战，一举攻克了这座敌人的堡垒。这次战斗，我团为了全师的利益牺牲了不少好同志，尤其是第3连连长。当然，他们的牺牲也是值得的，不然，19团就要付出更多的牺牲。

就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来说，如果我们20团不为全师的利益着想，不积极配合担任全师主要任务的”团的作战，全师的战斗将会拖长时间，甚至会使战斗向不利战局转化。

从这里可看到，正确地领会毛泽东同志善于把握全局与局部关系的教导是十分重要的。本位主义是全局观点的大敌，在作战中最忌犯本位主义的错误。平时工作有上下关系，也要遵循全局观念，否则就会损害大局，损害国家利益。

三是学习作战方针。

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分进攻的和防御的。我想先说防御的。

防御的作战方针是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他的观点十分鲜明，他说:“积极防御是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和单纯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

从战略上说，积极防御的重要标志是把防御导向反攻，大量歼灭敌人。这种反攻是防御阶段最活跃的、最精彩的行动。消极防御常常是由被动挨打转向退却逃跑，把防御引向失败，甚至被敌人打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指挥的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是积极防御的典范，而“左”倾领导者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消极防御的典型。这是我党我军的历史事实。也是教育我们的生动事例。我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战役、战术同样必须执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当敌人猛烈进攻时，要顽强地防御，没有上级的转移命令绝不后退一步，要与阵地共存亡。这就要在敌人进攻的道路上计划好各种火力突击的方案，按照我军导弹、飞机、火炮的射程和威力，合理地分配任务。沿途设置障碍，阻挡敌人前进或使敌人的前进速度降低下来，以便发挥我军各种火力的威力。当敌人进攻时，有计划地使用这些火力，大量杀伤敌人，击毁他们的车辆、装甲单位。经过沿路打击，使敌人的士气下降，使其装备大量损失。

要在我步兵武器射程内，组织好绵密的火力地带，也要按重机枪、无后坐力炮、轻机枪、步枪、冲锋枪的射程，依次组织起来。

当敌人进到重机枪射程时，就用重机枪杀伤敌人;当敌人进到无后坐力炮射程内时，就用无后坐力炮轰击敌人的坦克、装甲车辆;当敌人进到轻机枪射程内时，就用轻机枪扫射敌人的步兵;当敌人进到步枪、冲锋枪射程时，就要用各种火器大量杀伤敌人。经过火力打击，让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敌人进入我阵地时，要用刺刀、手榴弹、冲锋枪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内。

如果遇到进攻能力很强的敌人，就要进行顽强的防御，只要还有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这祥的例子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很多的。自卫战争时期的塔山防御战，黑山、打虎山的防御战都是以劣势兵力顽强抗击超过自己数倍的敌人的攻击，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在我的战争生活中也反复地证明过这一点。如1946年的延庆县城的防御战，我们15团打了半个月，每天敌人都是用飞机轰炸，我们团按照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主动、积极地打击敌人，每天都组织反冲击，不但能把敌人打退，而且每天都能缴获到敌人的武器。经过半个月的奋战，圆满地完成了我团的防御任务，后又奉命转移到敌人侧后寻机歼敌。

再说进攻作战的方针。

进攻作战的方针是歼灭战，反对打成击溃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歼灭战与击溃战的精辟论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攻作战中就是执行着这个方针，打了很多胜仗，使得我军越战越强，敌人越战越弱，解放战争中歼灭蒋军800万，从而摧毁了蒋家王朝。

为了贯彻歼灭战的方针，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反对分散兵力，要采取包围迂回战术(最好是四面包围敌人)，反对一面平推战术，这样才能达到歼灭战的目的，否则就可能打成击溃战。

在敌优我劣、敌大我小的情况下，必须采取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每次作战嘴巴不能张得过大，不能贪得太多，要小口小口吃，吃掉一股敌人再吃第二股敌人。要想方设法把全局上优势的敌人变成局部的劣势，把全局劣势的我军变成局部的优势。战争的一种规律就是多兵胜少兵，优势胜劣势。我们没有全局的优势就要想法制造局部的优势，办法就是集中使用兵力，对准一部(一股)弱敌猛烈进攻，胜利后再转用兵力歼灭另一部分敌人。久而久之，这种局部优势就会变成全局的优势，那时，就会出现战略反攻，进而转入战略进攻。过去我军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就是这样发展的。

在我的历次战争历程中，充分地证明了歼灭战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是十分正确的。我们部队都是按这个方针原则行动的，因而打了很多胜仗。

小仗有1941年元月的白莲峪沟门的歼灭战。

这一战，敌是日军一个小队(相当我军的一个排)，在小队长率领下，大摇大摆地从下营敌人据点中走来。我军是晋察冀军区第10团第1营全部，埋伏在东西白莲峪之间的沟口上，部署成四面包围的态势。这里是敌人的必经之路，我军预计在这里歼灭这股敌人。

上午1。点钟左右，敌人逐渐接近我军伏击圈，500米、400米、200米、100米……由于我军隐蔽得好，再加上当地群众心向我军，敌人一点儿也未发觉，他们像平时行军一样，老老实实地进了我们的埋伏圈。

敌人距我连第一排40米时，全连突然开火，各种火器猛烈射击，本营的第二连也向敌人射击，当时便打倒一部分敌人。接着我连第一排在排长刘屏德的率领下，首先向敌人冲击，紧接着各排也向敌人冲去，本营第二连也从玉米地里冲出来。接近敌人时，敌人连机枪衣都未来得及脱下就成了浅连的胜利品。这时大部敌人被歼灭，只有两名鬼子企图向下营据点逃窜，逃至南山坡上被二连打死，实现了彻底的歼灭战，一个也未逃脱。

这次战斗规模很小，我军只有一个营，敌人只有一个小队，敌我兵力对比是1:9。我军是绝对优势，敌人是绝对劣势，这就符合了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战术部署是四面包围，在有利地形上伏击敌人，这也符合了包围迂回战术的原则，因而达到了彻底的歼灭战。

中等的，有1948年5月18日开始的强攻延庆县城的战斗。

此战全歼守敌，也是很好的一次歼灭战。

敌人是伪察哈尔省保安第二总队(500余人)，连同伪保警团、土顽共2000余人。我军是冀热察军区独立第7师全部。敌我兵力对比大约是1 ： 2. 5—1 : 3。从数量上说，优势不算大，从质量上说我军是绝对优势。

采用的战术是四面包围、重点突破，打垮敌人后扩大战果。

我和邱阜政委领导的第20团在城东为主攻团，21团在城南为助攻团，19团在城北为师预备队，一部到城西牵制敌人。这样就构成了四面包围的部署。

我团的部署是:二营扫外围打东关，占领后转为预备队;一营在二营夺取东关后，超越二营，前出到东城门地区，为团的主要突击营;三营为二梯队，在一营占领东门时加入战斗，主要攻打北城区。团的炮兵群在城的东北角外，占领发射阵地，担负火力支援各营战斗的任务。就这样形成了一个突破敌人城门的部署。

夺取东关的战斗是1948年5月18日22时50分打响的，20分钟就结束战斗，占领了东关。

一营为团的第一梯队突击营，其尖刀连是第一连。连长魏永真、指导员翟雄飞，率领全连反复冲杀，艰苦奋战，终于把这把钢刀刺入敌人的胸膛，登上了东城门。在关键的时刻，指导员翟雄飞率领突击排不顾伤亡，身先士卒，攻击前进;七班副班长祁广珍腰挂十余枚手榴弹第一个登城，并把反击的敌人击退。在这次战斗中，他们两人起了重要作用，团里给他们两位记了大功。

完成了突破以后，一营主力加入战斗，向南城区和中心区发展进攻，三营紧跟一营的主力加人战斗，向北城区发展进攻;二营主力向西城区发展进攻;留一个连为团的预备队。从这时开始，巷战在激烈地进行着。

19日5时45分已是旭日东升，阳光对我团由东向西发展进攻非常有利，背着太阳看物体，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则因阳光刺眼，难以观察，看不清楚我们的活动，更看不清我军的意图，天时对我军有利。

6时，我军把“九二”步兵炮配置在东城门顶部掩护各部队战斗。营、连、排、班都在积极战斗着、奋进着。战斗进行到中午，敌人守在高大建筑物内，缩进堡垒中顽抗。在这段激战时间内，我第三营营长李曲全、教导员王又谦同志先后牺牲。各营重新组织火力，爆破、摧毁敌人的高大建筑物和坚固堡垒，不多时，一个4个堡垒都被打了下来。伪县长兼团长崔少奎被炸死在西城门上的堡垒中。战至19日20时10分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进一步说明，要实现歼灭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不让其逃跑。因为这是攻坚战，就必须组织火力、爆破，在敌人完整体系中打开突破口，然后，在战术上集中兵力.在突破口上猛烈突击，才能够实现歼灭战。

四是学习作战形式。

在毛泽东军事理论中，把作战形式明确概括为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这三种形式，根据敌我形势，我军的战略任务和不同的战役、战斗行动灵活运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辅助的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还有少量的阵地战。也可以说前期是游击战，后期是运动战，还有少量必要的阵地战。

当时的形势是敌大我小，敌多我少。敌人有全国政权，有机动兵力，有后方供给交通线。我军只有小块根据地，弹药也是取之于敌，打来打去只有一支红军，在作战方法上必须是袭击式的运动进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施就是发育不完全的运动战，正规程度还不够的运动战。运动战是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有相当规模和相当数量的游击战相辅助。阵地战很少，是战役局部的阵地战，只在运动战中使用少量部队阻击敌人，增援或掩护我军主力转移时才采用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作战形式是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后来在战斗行动中也有极少的阵地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敌人的力量非常强大，我军力量非常弱小;敌人国家很小，人很少，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我们这个大国又处在进步时代。由于上述条件，日本占领中国广大地区，中国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敌人打败、赶出中国去。由于日本国小、人少，军队也少，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地方。因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国民党的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在敌人后方单独作战。又由于中国的进步，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也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分散执行游击作战任务，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所以抗日战争升到了战略地位，游击战的作战形式为我军主要形式。

战争是长期的，而且是残酷的，只有运动战才能适应这种战争。战争既是长期的又是残酷的，就能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成为正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逐渐正规化，游击战就变为运动战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成为战略问题，一是规模很大，是个全局性的问题，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来说，尤其带有全局性。二是向运动战发展，变成运动战的作战形式。

最后打败日本，只靠游击战是很不够的，必须以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

解放战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举进犯。战争初期，敌人进攻，我军防御，我们的作战形式要求以运动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时的运动战类似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运动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种运动战大都在根据地周围进行，或在根据地内部进行。

战争中期，由于敌人占领很多点线，费去一部分兵力，我们歼灭了一部分敌人的部队，他的机动作战部队就减少了。而我军越战越强，越战越多，我军机动作战部队增多了。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拉锯战，我军不限于依托根据地了，而是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在敌占区和解放区之间，甚至到敌占区寻机歼敌。这时的运动战已是发育成熟的运动战，脱去了过去的游击性，增加了正规J陕，主动性大大增加了。

解放战争后期，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这时战争形势对我军非常有利，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军统帅部手里，战场主动权掌握在各野战军司令部手中。敌人占领点线顽强抵抗，躲避被歼命运。敌人不出窝，我军无仗可打，把敌人逼出来打，或把敌人歼灭在城内。战略决战时期是大规模的阵地战与大规模的运动战;或者先是阵地攻坚战，后是运动战;或者先是运动战，后是城市攻坚战。这些都是属于运动战与阵地攻坚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

战略追击时期主要是运动战，采用战役迂回，切断敌人的退路，把敌人歼灭在运动中。对敌人据险固守的城市或要地则采用阵地攻坚战打破.攻垮而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个时期，在敌人后面的游击队进行游击战，配合正面追击的解放军主力部队歼灭顽抗的敌人。这在华南地区、西南地区、海南岛较为充分。

在整个战略追击时期，运动战占主要地位，并结合了阵地攻坚战和敌后游击战。

纵观我军的战争史，发生过多次战略转变。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了三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从第二次国内战争前期游击战转为后期的运动战;第二次是从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运动战转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第三次是从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转变为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这个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是毛泽东同志预计的，实际上是转变为解放战争初期、中期的运动战，又由解放战争初期、中期的运动战转变为后期的大规模的运动战与大规模的阵地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

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只有正确地运用适合形势的作战形式，才能打败敌人，夺取胜利。还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及时地转变作战形式，才能发展我军的胜利，夺取新的胜利。在我军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适时地指导战略转变。当时部队中有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倾向，不愿意实行这种转变，他说服我军干部自觉执行了战略转变。当时也存在着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这一倾向是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的。

五是学习计划性。

由于战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于别的事业要难得多。但没有事先的计划就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方的情况是清楚的，敌方也是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的。这就有了建立计划的基础。

指挥员和指挥机关，首先要采用一切手段进行侦察，多方搜集情况，尔后将取得的情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对比和相互关系，从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战争认识情况的第一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建立计划之前，而且存在于建立计划之后。从开始执行起，到终结止，这又是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的东西是否符合实际情况，需要重新检查，根据作战中了解的新情况，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建立新的计划。这是认识情况的第二过程。它可以使指挥员的作战思想、布署、战法符合新的情况。

战役计划必须是全面的，有初战，有续战。初战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序幕。没有全战役计划，绝不会有真正好的第一仗的计划，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个胜仗，而这胜仗不仅于全战役没利，反而有害时，这个仗虽然胜了也只能算败了。因此，打第一仗之前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乃至到最后一仗大体如何打法。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投下一着好棋子的，下棋如此，打仗也是这个道理。

战略、战役、战斗都必须按这个道理进行。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在那样严重情况下都取得了胜利，总结出初战三原则。在他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正确地运用初战三原则，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战中实践了他的科学理论。战斗中也必须遵循这初战三原则，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

1948年4月23日攻打多伦县城的战斗，就是把突破敌人的城墙作为初战。因为敌人主要力量是在城内防守，要想歼灭城内的有生力量，必须先打开缺口，地面部队才能从缺口处突进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打开县城的围墙缺口就是全歼守敌的有机序幕。

当时，我们的作战方案和计划就是歼灭多伦县城内的全部敌军，但是首先必须在围墙上打开突破口。所以，第一步必须先打开缺口，第二步歼灭敌人城内的主力部队。

实际战斗也正是按预计的作战方案进行的。首先使用炮兵进行火力准备，把敌人的围墙一端轰开20多米宽的缺口，19团和20团的第一梯队利用这个缺口打进敌人的县城腹地，把敌人的整体防御打乱。

进入敌人纵深后，分别包围敌人的有生力量，很快就把敌人打垮了。这次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才结束，全歼敌人2000多名，解放了多伦县城。

这次战斗打胜了，这是一个运用初战三原则成功的战例。

六是学习主动性和灵活性。

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区别于被迫于不自由状态的。因为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掉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为此，战争双方都是想方设法力争主动。

主动和力量优势是分不开的，被动和力量劣势是分不开的。

因为优势或劣势是主动和被动的物质基础，在哲学上讲这是第一性的东西。在作战中，以优劣分胜负是多数，多兵胜少兵是常理。

指挥员主观指挥能力对主动和被动有重大影响。办法就是制造许多局部优势、局部的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把敌人逼迫到被动地位去。这种局部优势、主动多了，就可逐渐在全局上起变化，最终夺取全局的优势和主动地位，从而夺取全局的胜利。

我军要主动和优势，敌人也要主动和优势。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物力为基础进行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导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

主动的保持和恢复有时就决定于顽强性。当敌我双方都打得精疲力尽时，谁也不能把对方消灭或打败，这时就看哪一方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坚持者主动，顽强者胜利;不顽强者转入被动，转入失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再坚持一下”产生的明显效果。失败者在战后若干年，甚至一辈子都后悔;胜利者，充分认识到了坚持最后一分钟的重大意义。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给敌人制造错觉和不意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依据革命战争的群众条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可以陷敌人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使之丧失优势和主动。不意就是使敌人想不到，想不到他就没有准备。我军利用敌人的不意，突然打击敌人，常可以夺取主动，打败敌人，取得很大胜利。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转移兵力，灵活地转变战术。在这一点上，我军在抗日战争初期以打游击战最为明显。当时我军在战略上是防御，处于被动地位。我军执行游击战任务，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在这种形势下首先是保存兵力，不被敌人打垮，不被敌人消灭。只有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才去主动消灭敌人。所以多数情况下是以转移他地摆脱被动地位，一天可能转移几个地点。战术也就每战一变。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做到这些需要极强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有的纷乱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才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灵活是聪明指挥员的产品，是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地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有一位军委首长曾说过:毛泽东军事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活”字。他虽然是谈体会时说的，我觉得是抓住了重点，道出了精辟的见解。毛泽东本人指挥战略、战役、战斗都是很主动的，又是很灵活的。我认为在过去那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严重形势下，如果没有这种灵活性，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主动性，也就不会有我军那么多的胜仗。

在我的战争经历中也反复证明过这一点。1946年11月8日的赵川战斗也能说明主动性和灵活性的重要。

赵川是察哈尔省的一个旧城，城内驻守着傅作义主力部队101师303团的两个营和团直属队，这是傅作义的主力部队。该部经常出城骚扰根据地群众，破坏解放区政权。

我军第5旅决定打击出城的敌人，歼灭其有生力量。把13团部署在白庙村周围地域，把巧团(我在这个团任参谋长)摆在李家堡地域，计划把出来的敌人消灭在城外。兵不厌诈，在这次作战前，我旅有意放出消息说游击队在白庙村内活动。

11日8时左右，敌人一个骑兵连出来骚扰。当敌军进入13团1营伏击地区时，1营开了几枪，敌人闻声扭头便逃回城去。经过这次接触，敌人指挥员确认白庙村内是游击队。过了一小时，敌人又出来一个步兵营，直奔白庙而来。当其进入我军伏击圈内时，13团1营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旅首长命令我率15团第1营参加战斗，协同13团歼灭出城的敌人。

我率一营从雨裂沟中接近敌人的侧后，离敌人二三百米时全营展开，准备好火力，给各连分配任务、提出要求。这时敌人一点儿也没发现我们。浅们全营火器突然开火，接着冲出雨裂沟，向敌人侧后突击。敌人措手不及，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反回头就向城内退逃。我率一营跟踪追击，第一连打得最勇敢，他们紧跟着退向城内的敌人上了城墙，占领了东南角主阵地，这是在行进间突破了敌人的城防。这个大好形势一出现，我立即报告指挥所，接着得到旅炮火的支援。我从望远镜中看到:13团、15团的主力部队有的突击城内，有的迂回敌人的退路，激战5个多小时，除100多敌骑兵逃脱外，其余被全部歼灭。

这是主动、灵活取得胜利的好战例。事后，大家都说这一仗打得好，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精神。

七是学习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

决战是解决两军胜败的一个关键行动。战略决战是解决交战国或集团之间战争胜败的问题;战役决战是解决战役集团与敌人战役集团之间一次战役的胜败间题;战术决战是解决战术兵团与敌人战术兵团之间一次战斗的胜败问题。

基本原则是“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在我军历次革命战争中，初期都是敌人优势，我军劣势。在战略上敌人是主动进攻，我军执行积极防御。敌人投入主力寻找我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我军开始先不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而是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对准敌人的一路或一部进行战役、战斗的决战。

这样就避免了战略上的不利决战，执行了战役、战斗的有利决战。第二次国内战争，在中央苏区的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就采用这种战法粉碎了蒋军的战略决战，打破了“围剿”;同时也歼灭了蒋军的部分有生力量，取得了战役决战的胜利。抗日战争，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也是用这种方法，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与“清剿”，打破了日伪军的“铁环包围阵”。在解放战争初期、中期，各个战略区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用战役、战斗决战的办法，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同时也粉碎了其对各战略区进行战略决战的企图。经过两年多的战役、战斗的决战，消灭了蒋军大批的武装力量。相反，我军的力量更加壮大，机动作战的兵力大体与敌相等，在东北地区，我军总兵力已超过蒋军兵力。从敌我力量对比来看，对我有利，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战略形势起了变化。毛泽东同志不失时机地进行战略决战。这时的战略决战是我军寻找敌军主力，进而包围、堵击敌军主力，逼迫他们与我决战。我军采用“关门打狗”的方法，逼迫东北的蒋军杜幸明集团、廖耀湘兵团与我决战。

在华中采用分割包围的办法，堵击逼迫刘峙集团与我决战。这时的战略决战对我军是有利的，这种决战就是有利的战略决战。也就是这些伟大的战略决战，歼灭了蒋军的主力部队，决定了蒋家王朝灭亡的命运。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战斗中最激烈、最复杂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来说也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这个时节敌情变化快，应及时掌握敌人的新动向，判明敌人的新企图，以此为根据，定下决心，及时调整适合敌人新动向的部署。

这些决心、部署往往需要几分钟下达，时间非常重要。未来战争可能是几秒钟下达决心与部署，迟了就会贻误战机。

在决战阶段，任何一级的首长，都应当把自己的注意重心，放在那些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工作上。因为，这阶段问题很多，千头万绪，指挥员必须抓重点，抓要害，不应当“事务”主义，什么都管什么都抓。否则就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抓了小事丢了大事，抓了一般丢了重点。一定要关照全局，掌握动向，及时指挥。

决心要坚定，指挥要顽强。决战开始，敌人的主力依然存在，不是轻而易举就可歼灭的。无论我军想割裂敌人的整体部署，还是堵住敌人的增援，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部队要打得英勇顽强，指挥要果断坚决。要有一打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精神。不管有多大伤亡，决心不能动摇;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应坚决克服;不管有多么顽强的敌人，都要坚决消灭;不管有多么坚固的阵地，都要打破、突开。决战时节，很需要指挥的坚定性，不坚定就不能取胜。

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战略决战中，我是步兵团团长，我们担任了阻击敌人西援的任务。开始时，19团担任主要防御，我团为师预备队。1948年12月1日，傅作义的暂3军用7个团的兵力向19团连续攻击。因为傅作义要暂3军去新保安解救35军(傅作义部队主力中的主力)。暂3军不敢怠慢，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从早晨一直激战到下午4点钟，硝烟席卷着黄尘，像浓雾一样，遮没了整个掩体，并且又高高地升到无风的空中。敌人不惜代价，猛攻19团的阵地，经过一天的撕杀，终因敌众我寡,19团的石河子、甘家梁和土木北等阵地被敌人攻占，形势严峻。

7师师长陈宗坤组织全师反击，我20团奉命投入战斗。我们的反击部署是第二营沿西山向南反击，逐山夺取。我亲自率领一、三营从草庙子村顺沟而下，先占领石河子村，而后三营攻占石河子村西南山，一营攻占土木城及东北山。部署完毕，大家都在积极准备战斗。

就在这天的黄昏后，敌人又主动向找师部进攻。师部住在草庙子村，找们团的一、三营提前埋伏在草庙子村以南，即敌人进攻的道路两侧.准备迎击敌人。当敌人接近一营时，很可能是试探性的进攻，动作并不猛烈。一营先是火力猛打，接着便向敌人冲去。敌军发现我有所准备，扭头便撤，我一营顺势追击，占领了土木城及其北山。二营夺取了石河子西北山，天亮后又占领了石河子西南山。

12月7日12时，敌人向我大举进攻，首先是成群的炮弹射向我第一营的阵地，炮弹爆炸的火光争先恐后地划开那昏沉沉的天空，真可谓黄尘蔽日，一住住蘑菇样的烟尘，直冲云霄，把太阳遮没了。

12时30分，敌人步兵开始向前运动，其炮火逐渐延伸，向我团指挥所射击。紧接着敌军用4个连的兵力向我一营第一线阵地冲击。我一营消灭了部分敌人，但敌军不顾伤亡，夺占了我一营两个排的阵地。我命令一营奋起反击，同时团炮兵支援一营战斗，经过一番较量终于又夺回了失守的阵地。

现在说起来真是容易，那时战斗之艰苦、激烈简直难以想象。整天的搏斗与撕杀，直搅得天昏地暗，不那样是堵不住敌人的。

如果堵不住，敌暂3军就会和35军联合作战，将形成强大的防守集团。出现那种形势，我军再去打新保安就要困难得多，伤亡、消耗都会成倍增加。歼灭傅作义的王牌35军的时间也要退后、拖长。

八是学习兵民是胜利之本。

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当今社会，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就是依据马列主义学说，分析了中日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后得出的科学结论。这是一个理论间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武装人们的头脑，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心;从实践上来看，就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齐心协力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打败，直至赶出中国。这就是提出并确立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伟大意义。这样就可以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参加抗日，开展广泛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好比大海，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淹死;人民战争好比无边无际的烈火，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烧死。发动了工、农、商、学、兵和各党派、各团体，将他们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定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

兵民是胜利之本.也就是军民是胜利之本，要想使军民一致，就要使民众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就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个军队就会无敌于天下。

军队本身要现代化、正规化，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当然，军队的基础是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思想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真正达到官兵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的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为此，就要在军队中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制度，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要做到官兵生活同甘共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能达到，军队就增加了强大的战斗力，就会打不垮拖不散，哪怕是长期残酷的战争也能坚持。

除了搞好军民团结，也要搞好官兵团结。这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态度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还要尊重放下武器的俘虏。所以要尊重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一部分。

军队本身要想完成艰巨的作战任务，打败强大的敌人，就需要有过硬的本领。俗话说“打铁必须自身硬”。军队的战斗力是军队的素质决定的。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我认为军队素质建设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素质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保证执行好所担负的政治任务，政治素质一定要好。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指示。在军事行动上，中央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叫打就打，叫撤就撤，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军队行动按中央的战略意图行事，积极地、创造性地完成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军事行动服从政治。

军事方面，当前要着重贯彻新时期的建军方针。近几十年内，大战是打不起来的，但要准备局部战争。这就要把国防建设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总体建设上来。要改善装备，提高现代化水平;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防止“和平演变”;以军事训练为中心，提高指挥员、司令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水平;加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保证部队全面发展。

这样，不仅可以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还可以制约战争的爆发。

作风素质

首先是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特点。像“南京路上好八连”那样，既经得起战争考验，也经得起“香风”的袭击，抗得住不良风气的影响。

在战斗环境中，能够吃苦耐劳，几天不睡觉，几顿不吃饭，仍然能够行军作战。脚上无鞋能行军百里，饿着肚子追杀敌人不停止。

进攻时，能够勇往直前，猛打猛冲，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性。遇到强敌不退缩，坚决拼杀，打掉敌人的威风，壮大我军军威。遇到逃敌穷追猛插，积极迂回包围，把敌人歼灭于运动中。

防御时，稳如泰山，不论敌人有多少，也无论攻击多猛烈，没有命令绝不后撤一步。像解放战争中的黑山、打虎山阻击战和塔山阻击战那样，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与阵地同在;要像抗美援朝期间的松古峰战斗那样，决不退却。

严格遵守时间。时间就是军队，有时候争取一个小时的时间，比增加一个师的兵力都重要。上级规定的时间一定要按时到达，按时出发，按时打响，按时转移……

作风是个看不清摸不着的东西，但它能够通过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作风好的部队战斗力就强，作风差的部队战斗力就弱。

战略战术素质

一个没有理论的军队是不能与敌人正规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就是打胜仗的理论，要想多打胜仗，必须有较好的战略战术素质。首先要熟悉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并把它变成每一个指挥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把它变成作战手段和组织指挥战役、战斗的方法，以及将它变成战斗行动的准则。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很好地了解敌人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以便有针对性地使用我军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

技术、技能素质

战士不但要熟悉单兵战术，而且技术素质也要好。步兵战士主要练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爆破、埋雷排雷。各技术兵种，要能熟练使用手中的器材和机械。这是联合兵种作战的技术基础。各兵种、军种的技术兵都要能够熟练地使用手中的武器、器材、机械，这样联合军种、兵种作战才有基础。新的科学技术运用于现代战争，技术显得比过去重要了。这不仅指技术兵种部队、分队而言，就对整个军队来说技术的地位也升高了。

从指挥上来说，已进入自动化指挥阶段，因此，指挥员和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要熟悉现代化的各种指挥器材，接受情况、通报情况都要准确、及时，传达命令、指示也要准确、及时。科学技术天天在发展，它在战争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全军都应提倡学科学技术，否则很难打胜仗。

纪律素质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人人都要遵守的，并且每时每刻都要遵照执行，一项一项、一条一条都要按规定办到。过去正是因为遵守得好，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才搞得生机勃勃，解放军才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战争环境中才能得到地方党和政府的关怀，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拥护，解放军才能无敌于天下。

解放军还有战场纪律。这首先是一种自觉性的纪律，所有军人都应自觉地用纪律约束自己。这是一种铁的纪律，对在作战中无故完不成任务的、该保密的行动而泄密的、临阵逃跑的、投敌叛变的、作战中贪生怕死而退缩的、谎报军情的、枪杀俘虏的都要执行纪律。对犯纪律的人不执行纪律就是破坏纪律。

身体素质

战争环境是最残酷的环境，是对军人体力最大的一种考验。因此，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具备坚强的体魄、良好的身体素质。

体力就是战斗力的一部分，没有强壮的体力，战斗力也会很低。因为在战争中每人要携带足够的弹药、干粮、水、雨具，再加上自己装备的武器、装具，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有20公斤，如果碰上个雨季，一被淋湿就有25公斤，就是机关参谋人员也要负荷10多公斤。体力差的人背不动这些东西，更不要说打仗了。就是行军，体力差一点儿的人跟也跟不上。特别像在两军阵前，互相撕杀，没有一个好的体魄是不能完成战斗任务的。

在现代战争中，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要昼夜组织指挥作战，不但要消耗大量体力，而且要消耗大量精力，因此，更需要有充沛的精力和强健的体力，否则不能连续指挥作战。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不但要做到连续指挥作战，而且要善用谋略，巧妙击败敌人，如果体力、精力不足，就很难想出高明的谋略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体力和精力充沛与否，对于取得作战的胜利，远比士兵的体力强弱的意义要大得多。不能设想精疲力尽的指挥员和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在瞬息万变的战况中，能指挥现代战役、战斗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