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研哲：日本内閣文庫藏袁中道《霞房搜異》考論

一、《霞房搜異》的版本、内容及體例

（一）《霞房搜異》的版本

此書爲明刻本，綫裝四册。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半葉框高19.5厘米，寬14.1厘米。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版心上鎸書名，中鎸卷數，下鎸頁碼。天頭、行間或刻録小字批注，每篇篇末刻録袁氏批評，與正文字體一致。四眼裝訂，紙張爲竹紙，有簾紋。字體爲痩長宋體，不避“常”“洛”“由”“校”“檢”等字。

《霞房搜異》卷端及袁中道在《隋煬帝》篇末的評語

書首有黄道周《序》，次喬雲將《跋》，次袁中道《凡例》。據《凡例》，“霞房”的由來，是“余性不耐暑，每苦病熱。於是背山之麓，臨水之滸，築室三間，聊以清夏。室未有名，一日雨濟，曜靈忽墜，明霞徐起，山光水色，兩兩相映，真足悦鳥性空人心，室内霞氣可掬而餐，遂顔曰‘霞房’”，袁氏於此書齋所藏書“閒静時隨意抽閲，見非常駭目者，則走筆録之，久而成帙，名曰‘霞房搜異’”。《凡例》揭示了該書核心是“搜異”，即搜集奇異，據袁中道所言，他并非爲了故作吊詭、自我標榜而搜奇集異，而是“古今自有此異，特以一拈出之，使人熟此而不驚異政”。收書原則是：“六合外事固勿入”“異而粗俚者悉置勿録”“仙佛變幻常態亦皆勿録”“大異必不可捨者間亦取之”。他認爲本書的寫作意義是彰顯“成敗興廢之機，死生離合之關，幽顯神鬼之理，歡愉悲感之懷，忠憤讒諛之行”的情懷品行，并認爲以此觀之，甚至可以達到“興觀群怨”“小補於世道”的目的。《凡例》落筆爲“仲秋日柞林居士自識於醉竹齋中”。

黄道周《序》認爲：“蓋無偶便奇，非常即異。異，常之始；常，異之徼。遐稽古來聖賢豪杰、明君察相，無有不獨立一標格而逈超逸於庸衆者。……有始以前其異無名，渾淪既辟，萬物摛措。天以清異，地以寧異，陰以靜異，陽以動異，五行四時禽獸草木各有其異。”所以，“異”是萬物運行的常態。

喬雲將《跋》則對此書給出了極高的評價，認爲此書與“齊諧志怪”“哭鬼搜神”等著作都不同，而是廣搜異文，其中“忠之悃款，讒之側媚。紅顔杰士，鬚眉妖婦”等人物皆備，其所表現出的情義之深厚、境遇之奇特世間罕有：“道佳會，有非世美；遇清境，不數蓬萊。春女之怨，秋士之悲，悉是别調，靡非深情。”而“小脩每鼓熱腸，吐冷語，以點綴之”，批評旨趣高遠。喬雲將《跋》落款爲“丁卯秋喬雲將千里書於碟軒”。

袁中道（1570—1623），字小脩，與袁宗道、袁宏道並稱“公安三袁”。袁中道於萬曆丙辰（1616）中進士，授徽州府教授，以吏部郎中致仕，著有《珂雪齋集》二十卷、《遊居柿録》十卷等。袁中道在“公安三袁”中年壽最長，是“公安派後期的掌門人”[1]。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一字細遵，又被稱“石齋老人”，福建漳浦（今東山縣）人。天啓二年（1622）進士，南明時任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抗清被俘而殉國，明隆武帝賜謚“忠烈”，著有《儒行集傳》《石齋集》《易象正義》《春秋揆》《孝經集傳》[2]等。喬雲將，字千里，雲間人，御史喬時敏之子[3]，參與校正徐嘉泰修《天目山志》[4]。喬時敏（1575—1634），字君求，號古岡，松江府上海縣軍籍。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5]，曾任仁和知縣[6]，選南京都察院下江漕糧御史[7]、陝西道監察御史[8]、提學御史[9]等。據喬雲將《跋》落款“丁卯秋”，結合其父生

卒年，可知此書刊刻時間爲天啓七年（1627）。

（二）《搜異》的内容、引文與版本來源

1.《搜異》内容與引文

本書分上、下兩卷，輯録故事50則，上卷收23則，下卷收27則。故事排列大略以時間爲序，經查證，其篇章和出處如下表1：

其徵引頗爲廣博，其中唐宋傳奇居多，題材多爲筆記志怪小説。袁中道不僅引多篇古文組成一篇文章（如《黄帝有熊氏》《大禹》《伊尹》等篇），甚至對内容進行大幅修改，如在《稽康》篇，增修“字叔夜”“不復似人”“乃吹滅燈”等句，修改後的篇章已與原文有很大出入。

2．《搜異》的版本來源

《搜異》所録篇章大多在唐宋已成型，但與初始版本差異較大。自《黄帝有熊氏》至《張華》16篇，《搜異》與各版本差異都很大，直接引用的版本無從查證，應經過袁中道較大幅度的修改。而自《王賈》至最後《程炯》，共34篇，多與《古今説海》版本一致。其證據如下：

首先，與《古今説海》整句完全相同，但與此前版本不同。如《王賈》篇：“魅被其勤請，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别後，生死遂隔。爾不相忘，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泣涕。言語泣聲，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今比照他本，校勘如下：“魅被其勤請”，明嘉靖談愷刻《太平廣記》本作“魅知不免”，《四庫全書》載《古今説海》本與本篇同；“言語泣聲”，談刻《太平廣記》本無“泣聲”二字，《古今説海》本與本篇同[10]。又如《李衛公》篇：“靖私念：‘我獵徒，以斬猛爲事。若取悦者，人以我爲怯乎？’”“若取悦者”，南宋書棚本《續幽怪録》作“一旦取奴而取悦者”，談刻《太平廣記》本作“今但取一奴而取悦者”，《古今説海》本與本篇同[11]。

其次，與《古今説海》字詞相同，甚至寫法、訛誤皆同。如《王賈》篇：“登羅剎山，觀淛江潮”，談刻《太平廣記》本“淛”作“浙”，《古今説海》本作“淛”[12]。又如《柳參軍》篇：“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入永從里。”“從”，談刻《太平廣記》本作“崇”，《古今説海》本、明刻《艷異編》本作“從”[13]。又如《李衛公》篇：“馬踣地嘶鳴，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踣”，書棚本作“躩”，談刻《太平廣記》本作“跑”，《古今説海》本作“踣”[14]。訛誤處相同者，有：如《柳參軍》篇“柳生極喜，備數百十財禮，期日結婚”。“十”，談刻《太平廣記》本、明刻《艷異編》本作“千”，《古今説海》本作“十”[15]。又《震澤龍女》篇：“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火珠之貴。”“火”，談刻《太平廣記》本作“大”，《古今説海》本作“火”，根據原文當作“大”[16]。

最後，篇章次序與《古今説海》相同。譬如《伎者》《小兒生子》《張南軒》《程炯》四篇，皆出《古今説海》。前二篇，出《古今説海》之《宣政雜録·説略二》，在《古今説海》中僅間隔幾百字。《古今説海》一四二卷，是陸楫所編明代小説彙編叢刊，選書135種，初刻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在彙輯文獻、保存史料、方便學者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兹不贅述。

二、《霞房搜異》撰作考

袁中道著作中并未提及《搜異》，其與黄道周、喬雲將似乎亦無交集。然細考之，則可以找到《搜異》撰作的明確源起，袁中道所居“金栗園”有臨水之書室二處，其中一處或許就是“霞房”[17]，袁、黄、喬三人間亦有確切且相關聯的交遊群體。

（一）《搜異》大概率是袁中道早年《助道品》的補充與修訂之作

袁中道素有選書抄書的習慣，在《珂雪齋集》中，曾載《助道品》《傳心篇》《苦海》三部選書作品，皆不傳，只有三篇序文存世。據序文，三書性質各異，《傳心篇》搜集“聖賢之學”，“悟堯舜之道心”[18]；《苦海》“取古今詩篇閔生傷逝之語，都爲一集”[19]。二者與《搜異》題材差異較大，然《助道品序》所指却與《搜異》情况相同，其云：

山水之樂，能濯俗腸；飛仙之語，能損塵機；厭苦之情，能動離想；盛衰之感，能陳幻理；鬼神之狀，能興冥懼。有一於此，皆可存之。觸目沃心，漸除熱惱。不論唐文梵策，正史稗册，有見即入，都無紀律。惟繁華之旨，進取之篇，朝家事故，不入雲霞；俗情是非，有點松石，自有流布，姑從刊落。自萬曆丁未爲始，日有增加，動遊静止，無息不陳。道人之樂，孰有加焉。[20]

可知《助道品》題材即是“山水之樂”“飛仙之語”“厭苦之情”“盛衰之感”“鬼神之狀”，其搜書的範圍是“唐文梵策，正史稗册”，其創作時間亦是夏季“漸除熱惱”之時，與《搜異》皆一致。又云，始撰《助道品》的時間是“萬曆丁未”（1607）。根據文意，“自有流布，姑從刊落”，即這些選材已有成書流布，但書或有刊落删削，而袁中道姑且録入，不再校勘補充其他版本的文字，可見此時的《助道品》並没有刊刻成書。

在其《遊居柿録》卷七中，又載他在萬曆四十年（1612）春于《稗海》中搜集小説的情形，記載如下：

述之侄處乞得《稗海》一部，凡六套，吾友陶石簣選，會稽商氏刻也。閉門閲《稗海》，命小童及一傭書者，隨閲隨抄。可效法者爲一集，事關因果助發道心者爲一集，救妄者爲一集，可懲戒者爲一集。[21]

其中“發道心者”“救妄者”“可懲戒者”，即對應上述《助道品》《傳心篇》《苦海》，可見過去的五年間，袁中道在選録小説上未有停歇。他不僅從事過品評小説的工作，而且選録了《助道品》這一部與《搜異》題材相同的作品，且未出版。此處的“陶石簣”即陶望齡，他與袁中道、喬雲將有密切交往，詳見下文。

綜上，我們認爲《搜異》或許就是袁中道《助道品》補充擴展之後的成品。

（二）袁中道、黄道周、喬雲將交遊考

袁中道在著作中並未提及與黄道周、喬雲將的交往，但其人豪爽喜交友，明末文人結社集會增多，《遊居柿録》即載袁氏遊南京時，曾參與三次大規模的結社活動，先是兩次“大會文士三十三人於秦淮水閣”，後又“大會文人四十餘人於羅近溪祠”[22]，與潘之恒等“大會詞客酒人於洪山”[23]。黄道周在1613年之前大多於福建求學，有廣東遊歷經歷。天啓二年（1622），黄氏中進士，因感激考官袁可立（1562—1633）賞識，故視其爲恩師。袁可立與董其昌（1555—1636）、陶望齡（1562—1609）爲萬曆十七年會試同年，交往頗深。據載，董其昌曾與袁氏兄弟、陶望齡一道論禪[24]。袁中道《珂雪齋集》中載入《寄陶石簣》《答陶石簣》等文，《遊居柿録》載萬曆三十七年（1609）：“得陶石簣先生訃音，感嘆泣下者久之。此當今一顔子耳，心和骨勁，學道真切。我之發舟，大半爲先生來，庶幾以學問相參證。而詎意隕折，傷哉！傷哉！”[25]可見袁陶二人交往之深。故雖黄道周較袁中道年輕十五歲，但二者的交遊圈是重疊的。黄道周亦喜尋奇搜異，據洪思《黄子年譜》，黄道周青年時曾“自是長騎入羅浮矣，尋所謂朱明洞者，疑其中有異人，時時長嘯以呼之”[25]。可見，黄道周對異人、異事的嚮往亦高度契合了黄《序》的旨趣。

喬雲將與袁中道的結交則非常明晰。陶望齡《歇庵集》卷端即署“門生喬時敏校/友謝伯美、商濬，弟陶奭齡、陶祖齡訂閲”，可見喬雲將之父喬時敏爲陶望齡之門生，而謝伯美亦與袁中道有交往[27]。另外，潘之恒（1536—1621）《越中山水志》明刊本卷端署“烟霞外史喬時敏君求閲”[28]，潘之恒萬曆二十一年遊武昌，結識袁中道，自此之後與“公安派”交往極密[29]。鑒於陶、潘與袁中道的親密關係，且二人皆將重要文集交予喬氏校閲，袁中道完全有理由信任喬氏父子並將書籍交予其作跋並出版。從時間綫看，雖然袁中道與黄道周確興趣相投，但袁中道於黄道周中進士（1622）之次年即患病離世，二者應無直接往來，此書當爲喬雲將求黄氏作序，而後出版。

三、《霞房搜異》的思想特色

《搜異》是“公安派”中後期在俗文學領域的獨著，是“性靈”觀在筆記小説領域的再創造與引申，體現了袁中道飄逸奔放的自由意志，具有獨特的思想藝術價值。

（一）重視俗文學的教化功能

李贄對通俗文學有“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的主張[30]，袁宏道認爲通俗文學是“無聞無識”的“真聲”[31],民間文學可以“任性而發”[32]，“信心而出，信口而談”[33]。袁中道承繼二者對俗文學的肯定與重視，親身致力於小説的搜集與批評。他對傳奇小説的助教化的功能是肯定的，即如他在《搜異》序中所云：“其間成敗興廢之機，死生離合之關，幽顯神鬼之理，歡愉悲感之懷，忠憤讒諛之行，恬澹者超，嗜欲者溺。雖云逈異，靡非世有。孰謂不可以興，不可以觀，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這既肯定了小説富有感性情懷，又指明小説具有與《詩經》相同的“興、觀、群、怨”的社會教化功能。或許正是基於這種認知，袁氏最初將此書命名爲《助道品》。

（二）反傳統的求“異”思想

“搜異”是整部書的思想核心，求“異”的思想與明末社會變異和泰州學派的反傳統、反思想壓制息息相關。袁中道在《凡例》中云：“霞房搜異者，非不佞好異而故學步吊詭。爲古今自有此異，特以一拈出之，使人熟此而不驚異政，所以反經，未必不無小補於世道也。”認爲雖然推崇“異”離經背道，但可補救世道人情。袁中道崇尚獨特的個人魅力，對於異人，他説：“多云今人行異惑衆，余謂非行異惑衆，乃行詐濟私也。異者，非常即異也。上古聖王賢佐御世，一人一法，隨機應變，烏能不異？安可守常？”（《黄帝》篇）在袁氏看來，異物、異寶皆有特殊的精神魅力：

大都非常之物，偶一出，而遇非常之人，其人亡，則物尋化去，斯理何也？塵世無識之者，故樂沉埋耳。（《張華》篇）

天下之奇寶，不在海而在人。求之於人者，其本得矣，末不足道也。然則寶珠玉者何哉？中華人不知，而胡人厚禮求之。至寶不在中華矣，可勝慨哉。（《陸顒》篇）

故袁氏可以藉助這種獨特價值，批評明末的因循守舊之風。求“異”，即类比追求公安派的“性靈”；求“常”，則呼應前後七子的擬古之風。宣導“異”，正是批判明末士大夫“千篇一律，無一活語。凡班、馬得意之處，後世笑以爲偏僻。而敷衍纏冗，泯其風流瀟灑之迹，盡寫酸人俗士之模本”[34]，將靈氣埋没，使文壇衹知擬古復古。另一層面，達成“性靈”的自我實現，批判故步自封的倫理道德，推陳出新，實現思想解放和變革，亦需拔高“異”的獨特品格。[35]

（三）真實的情趣與慧黠的“性靈”實踐

“真人”是明人爲學立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36]，“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更是“性靈派”的核心追求。山野林藪之間多靈異之趣，故在袁中道選文中，會吟詩的鸚鵡，禮讓友人的老虎，化作人形待客的猿猴、黑熊，化作人形吟詩作賦的牛、虎，奇異的鬼怪、仙女、妖魅，大都有其真性情、真趣味。袁中道本性狂放灑脱，有任俠之風，批評之語也更情真意切。如在《袁氏》一篇，白猿化爲美女，與落第的窮困書生孫恪結爲連理，但最終厭倦俗世，脱去皮毛，現出原型，歸隱自然而去。袁中道評道：“猿如此怪異，必盡裂衣飾，還其本來面目始快。今有機變百出之徒，厚貌深情，即徐夫人匕首不能入，恬不自反。斯猿不足怪，斯人大可怪也。”

在《搜異》中，袁中道往往苦心孤詣提出獨特見解，使批評慧黠而有趣。如對《望帝》篇中的望帝化鵑怨恨悲啼一事，袁中道認爲望帝没有怨恨：“若望帝之讓國，其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蜀人曰，其啼聲曰‘我望帝也’，又有‘似向東風訢國亡’之詩，此皆鑿也。”對嵇康“不與魑魅争光”，袁評判云：“中散之《廣陵操》，亦鬼所授，鬼乃舜時伶人也。叔夜盡得其妙，斯鬼必深知音韵，故悦而入聽者也。叔夜以魑魅目之，恐其誤也。”這種慧黠跳脱的筆墨，映射出其俊逸豪邁的思想和清新爽朗的性格。反常的思維，反模仿的筆墨，給了讀者新的認識角度。對故事的深層寓意，袁中道亦一針見血地揭露。譬如《張鋋》篇，對於巴西猴、六熊、白額虎、滄浪狼、玄丘狐狸、鉅鹿鹿、洞玄龜宴請張鋋，張鋋却帶人捕捉一事，袁評道：“唐人小傳，多有寓意。細玩之，則鋋似漢高，猴似楚王，洞玄似范增。鋋之次巴西而入石龕也，何異漢高之冒險鴻門？洞玄之言不行，何異楚王之不聽亞父？總之此傳之作，重爲沐猴而冠耳，一語也哉。”這正道出此傳奇對鴻門宴中的各方勢力心懷叵測的諷刺。

（四）正氣的追求與對現實的批判

袁中道所選小説和所作批評，均極力弘揚世間之“正氣”。如《賈雍》篇，針對賈雍被斬去頭顱依然要殺敵報國，他贊嘆道：“扶炎正氣，干宵直上，失頭而胸中猶語，此萇弘血、比干心、賈雍胸，可並埒爲三，同垂千古也。”又如《嵇康》篇，對“耻與魑魅争光”一事，小脩評道：“其‘耻與魑魅争光’一語，幾塞天地，豪哉！壯哉！真足落鬼膽也。”

袁中道亦高度認同篇章中的妖、鬼、仙等生靈的真實、可愛、可敬之處。譬如他惋惜《張鋋》篇被世人處决的巴西猴、六熊、白額虎、滄浪狼、玄丘狐狸、巨鹿鹿、洞玄龜等妖獸：“此等獸類，雖輕佻獰惡，粗笨狡媚，然皆識好人。空山岩穴中，何可少此？又何所不可容？况匹馬長途躊躇日暮之際，得此以作主人，不趐仗人接賢之敬。總不當除，殺之過也。”甚至藉此異物之可愛，批判世俗低俗、投機算計、厚顔無耻的群人群相。如《阿珊》篇，對鄭大王强搶民女爲兒媳之事，袁中道云：“所謂神者，或天地之正氣，或英杰之靈魂。故握風雲而佐乾功，掃邪氛以佑下民，斯神職也。……（鄭大王）不聞延人之壽命，乃見促女之生魂。……冒上短章，儻其處廟神尚在，乞遣雷霆，焚燬其居，擘裂其像，以正天刑，斯雪民怨。”情感充沛，筆鋒犀利，其批判主義精神雖未如《聊齋》之全面而豐沛，仍足可觀。

綜上，《霞房搜異》的思想基礎即其“性靈”説，是“性靈”學説在俗文學領域的實踐，小説這種文體亦高度契合了公安派理論，其間流露出袁中道對於變與“異”的推崇、對真情的追求、對情趣的嚮往，立意高遠，情真意切。不可否認的是，公安派“性靈”理論不僅是文學領域的突破與創新，更對個性獨立和思想解放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可惜隨着朝廷打壓，李贄自殺，詩社不再集結，隨後公安主將逐步凋零，公安末流甚囂塵上。雖然如此，“性靈”説仍具有不可忽視的理論特性，在清代袁枚的提倡下重新被重視，反映了文學理論在革新與復古兩個維度上，不斷地對抗、交融與前進。

注釋

本文爲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一般）“日藏稀見筆記《霞房搜異》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8CWTJ04）的階段性成果。

[1]孟祥榮：《袁中道：公安派最後的“掌門人”——兼論其生命態度和價值立場》，《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第26～32頁。

[2]陳來：《黄道周的生平與思想》，載《黄道周集》，中華書局，2017，第2～6頁。

[3]（清）姚宏緒：《松風餘韻》卷二十，清乾隆九年（1744）寶山堂刻本，第十三葉。

[4]（明）徐嘉泰：《天目山志》，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33册，齊魯書社，1996，第404～405頁。

[5]《明萬曆三十八年庚戌科進士序齒録》一卷，明萬曆刻本，第十三葉。

[6]（清）馬如龍：《〔康熙〕杭州府志》卷十六，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李鐸增刻本，第二十葉。

[7]（明）徐必達：《南京都察院志》卷一，明天啓刻本，第一葉。

[8]（明）徐必達：《南京都察院志》卷二十四，明天啓刻本，第四十二葉。

[9] （明）孫昌裔：《〔天啓〕三修天目山志》卷二，明天啓元年（1621）刻本，第四十二葉。

[10]（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明嘉靖談愷刻本，卷三二，第二葉上。（明）陸楫編：《古今説海》卷六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第885册，第508頁。

[11]（唐）李復言：《續幽怪録》卷四，民國《四部叢刊》景南宋書棚刻本，第十四葉下。《太平廣記》卷四一八，第八葉上。《古今説海》卷五三，第472頁。

[12]《太平廣記》卷三二，第二葉下。《古今説海》卷六八，第509頁。

[13]《太平廣記》卷三四二，第五葉下。《古今説海》卷七一，第514頁。（明）王世貞編：《艷異編》，明刻本，卷四一，第十六葉上。

[14]《續幽怪録》卷四，第十二葉上。《太平廣記》卷四一八，第七葉下。《古今説海》卷五三，第472頁。

[15]《太平廣記》卷三四二，第五葉下。《艷異編》卷四一，第十六葉下。《古今説海》卷七一，第515頁。

[16]《太平廣記》卷四一八，第四葉下。《古今説海》卷三二，第409頁。

[17]（明）袁中道：《金栗園記》，載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663～664頁。

[18]（明）袁中道：《傳心篇序》，載《珂雪齋集》，第483～484頁。

[19]（明）袁中道：《苦海序》，載《珂雪齋集》，第502頁。

[20]（明）袁中道：《助道品序》，載《珂雪齋集》，第490～491頁。

[21]（明）袁中道：《遊居柿録》，載《珂雪齋集》，第1334頁。

[22]（明）袁中道：《遊居柿録》，載《珂雪齋集》，第1225～1227頁。

[23]（明）袁中道：《壽南華居士序》，載《珂雪齋集》，第455～456頁。

[24]（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四，清乾隆三十三年（1786）董紹敏刻本，第一八葉。

[25]（明）袁中道：《遊居柿録》卷三，載《珂雪齋集》，第1233頁。

[26]（明）洪思等撰，侯真平、婁曾泉點校：《黄道周年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第3頁。

[27]（明）陶望齡：《歇庵集》，明萬曆喬時敏刻本。

[28]（明）潘之恒：《越中山水志》，明刊本。

[29]張秋嬋：《潘之恒與公安派》，《池州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第56—60頁。

[30]（明）李贄：《童心説》，載《焚書、續焚書》，中華書局，2009，第100頁。

[31]（明）袁宏道撰，錢伯城點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463頁。

[32]（明）袁宏道撰，錢伯城點校：《袁宏道集箋校》，第188頁。

[33]（明）袁宏道撰，錢伯城點校：《袁宏道集箋校》，第501頁。

[34]（明）袁宏道撰，錢伯城點校：《袁宏道集箋校》，第896頁。

[35]陳美珍：《袁中道研究》，載《古典文學研究輯刊》（三編），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第70頁。

[36]陳萬益：《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臺灣大學，1997，第24頁。

按：本文原載於《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十四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11月，引用請核對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