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学术成就很高、却一生没评上博导

“必记本”注：北师大郭预衡先生学术成就很高却评不上博导，这是一桩几十年前的旧事。个中原因，本文有隐约提及。后来童庆炳先生也说过一句话：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其中滋味，亦令人唏嘘。本文作者为祝晓风，本文首发于《随笔》2017年第6期，本文为节选，特此分享。

郭预衡（1920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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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可以说是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一件大事。那一年北京地区的高考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影响最大、给人印象最深刻，几乎被历史定格为一个文化符号。那年，国家亟须出高考题和改卷的老师。教育部找到当时在北师大的郭预衡，要求他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出高考题，语文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最后就是出自郭预衡先生之手。郭先生说：“这样时代特点很鲜明的题目，可以让大家都有的写。”郭先生刚去世的那几天，报纸上发消息，许多都用这样的标题：北师大送别恢复高考首位作文出题人郭预衡。在郭先生的讣告中，却并没有提这一节。但有身为学者的郭老的学生说，郭老的成就，当然在于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于他的《中国散文史》，但为高考出题，也是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贡献，“一个大学者，做这样的事，更是了不起。”——而我却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说，郭老因为这个作文题目而被千万人记住，也是个让人欣慰的事。郭先生还有一件事，在八十年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影响很大，就是他两次评博导都没评上的事。这件事当年传开的时候，人们就当成段子，其实却是真事。第一次申报的时候，郭预衡被告知，要先紧着老先生，所以没评他。第一次没评上时，郭先生倒也说了，北大的季先生（季羡林）比我大，他都还没被批准呢！可第二次评的时候，又说是要照顾六十岁以下的，郭先生年龄又大了。第三次，从师大党委到教育部都签好字，把郭先生没评上博导当作一个遗留问题来处理。但拿到国务院学位组的时候，据说有些评委提出像郭预衡先生这样的情况，别的学校也有，不能破例。当时郭预衡说“博士生导师里还有各种申请啊！”——他就拒绝填那些表。后来北师大中文系帮着填了，但是找郭先生签字时，郭先生不签。郭预衡先生第二次没评上“博导”，立即就在整个学校和教育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北师大就让时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的童庆炳，去教育部，找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对方的回答是：这件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也不是我的事情；就我们来说，肯定是希望郭老先生“博导”的资格能够解决，但这个是老先生的事情。童庆炳多年后还说，“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对郭预衡先生很不公平、很不公道”。究竟是哪些老先生或者哪位老先生不同意郭预衡评博导，我问过不少人，都没有问出个明确说法。一种说法是，当时在一些比郭预衡更老一辈的学者那里，有一种看法，就是说这个人此前几十年，比较风派。童庆炳曾说：曲中缘由，不待细说了。——似乎他知道一些内情，可叹童先生前两年也魂归道山，没法再问了。郭先生第三个比较有名的，我觉得是他自我评价的三句话：他说他自己“少年时期，有十几年太幼稚；青年时期，有十几年太骄傲；中年以后，直到如今，又有几十年太糊涂”。——这几句话我第一次听到，是在郭先生家里，他对我当面说的。我当时听了，既惊讶，又有点儿震撼，只是觉得这是他的自我解嘲。其实，这两句话是他在1999年前后写的一篇文章里，就已公开发表的。而他后来和人谈话讲这几句时，和他文章里写的竟然一字不差。而郭先生一生的人生经验，或者说人生智慧，他自己归结一句话就是：“认识自己愚蠢，对我来说，是最难得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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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真正让郭先生留名于世的，还是他的学术成就，在他一生众多成就中，标志性的当然是他的《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此书三大卷，仅仅正文就两千多页，一百五十多万字。郭先生为写此书，可以说遍读古人文集。这是他积毕生功力，贯通古今，呕心沥血之作。前几年，一位北师大的教授和我聊到郭先生时说，中国古典文学，如果说主要就是诗与文的话，那么，郭先生以一人之力著成《中国散文史》，可以说占了古典文学的半壁江山。这话有一定道理。在这里，请允许我录下几句学界对此书的评论，以便更多的读者对此书和郭先生有一个概括的了解。郭先生去世后，北师大文学院院方拟写的公开评价，是这样说的：《中国散文史》“是我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体大思精的古代散文通史，其体例之精深、观点之鲜明、思路之缜密、材料之翔实、文字之优美，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填补了古代散文研究的空白”。陈宏彝说，巨著《中国散文史》将经史子集的主干部分，即历代各体“文章”加以粹精取弘，理清脉络，开发珍藏。当代人不讲“国学”则已，要讲国学，又无力去通读“四库”“诸子”的话，则不能不以《中国散文史》一书为根基，为向导！“郭先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邓魁英则说：郭先生是一个大学者，在中国文学方面可以说是学贯古今，对古典文学有非常高的造诣，对现代文学也有相当的研究，他的《中国散文史》，“确实是独步国内，也是独步天下”。“他的地位是完全凭自己的研究论文和著作赢得的，不靠炒作，就是凭个人能力。”

《中国散文史》，郭预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1月郭预衡在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方面的成就，是完全成体系的。当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将《中国文学史》立项列入了“七五”计划，而郭预衡便承担了“七五”计划中三部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即《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这三部文学史，从编写到出版，从“七五”一直到了“九五”，郭先生为了保证质量，写作、编纂的时间很长。出版后，高校教师反映相当不错，学术界也有好评。比如对《长编》，刘跃进的评价是，对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是很有使用价值的新型文学史论著，“读过之余，时时感到一种近于鲁迅文学史研究的大家风范”。郭先生是河北玉田人，生于1920年11月，后来到天津、北京读中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曾回家养病一年多。1941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1945年毕业，留任助教，同时被史学所破格录取为研究生，从陈垣学史源考据之学，1947年毕业。1950年任辅仁大学讲师。1952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他即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匈牙利讲学。1957年回国后，仍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1979年任教授。他曾任中文系副主任，也当过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北京市文艺学会副会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长期担任《文学遗产》《红楼梦研究》编委。1990年离休。2010年8月4日逝世。郭预衡青年时所受的学术训练，是真正的中国传统的一套旧学功底，根基扎实，文史兼通，与五十年代后上大学的一代学者所受教育，完全不是一回事。郭预衡当年在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时，受业于几位文史大师。其中，余嘉锡讲目录学，沈兼士讲《说文解字》，赵万里讲校勘学，刘盼遂讲经学历史，顾随讲诗，孙人和讲词，孙楷第讲中国小说史，储皖峰讲中国文学史。1945年，郭先生毕业后留校，担任余嘉锡先生的助教，同时考取陈垣的史学研究生。亲炙名师，当然是郭先生日后取得大成就的一个极有利的条件。但当时受业于这些名师的，并不止二三人，而后来取得大成就的毕竟寥寥。其中个人修行，还是很重要的。郭预衡曾说，他青年时代有两个时期集中读了不少书。当年从河北老家出来，到天津读中学。“七七事变”爆发那年，他17岁，正好生病，就回家休养。他说，那时他自己已有了较强的独立阅读能力，记忆力又好，就利用在家休养的一年多时间，系统而又集中地看了不少书，主要是读史。第二个集中读书的时期，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他被派往匈牙利“讲学”两年多。这使他避开了国内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得以集中时间读书，学习，从事研究。他从我国驻匈大使馆借来一整套《鲁迅全集》，认真研读，获益极大。郭先生本来是把鲁迅当做“五四”时期的一位大作家来读他的著作的。他上个世纪50年代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鲁迅的文章，也是从这个角度。这次通读鲁迅，他发现鲁迅不仅是作家，也是学人，而且是前所未见的学人。同自己见过的学人相比，鲁迅似是学人之中的异端、学林之外的学人。郭先生称自己“平生为学，服膺鲁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郭预衡，1945年摄于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前夕“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不是一句空话。郭预衡几十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其中很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鲁迅。他说，鲁迅的文学史见解，现在看都是领先的，只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把鲁迅的学术思想运用到研究中。鲁迅不仅是一位大作家，也是一位大学者。但历来对作为作家的鲁迅，研究很多，而对于作为学者的鲁迅，研究得则相对少得多，因为这需要研究者更多的学术素养。而郭预衡的鲁迅研究，独树一帜，有特别的价值。首先，是郭预衡研究鲁迅时间很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直到晚年，长达五十余年；二是郭预衡主要是把鲁迅作为一个“学人”来研究，郭预衡的鲁迅研究，集中于探讨鲁迅在古代文学、文学史及文艺遗产思想等方面的学术思想，发掘鲁迅在这些方面的学术贡献；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郭预衡把鲁迅的文艺思想、学术思想作为他自己的一种学术思想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之中，贯穿几十年。郭预衡的鲁迅研究的主要观点，在现在仍有价值，而他发展、运用、发挥鲁迅的文学观点、文学史思想而著述的文学史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鲁迅研究的衍生成果，是用另一种方式在研究鲁迅，是当代鲁迅研究的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部分。在郭预衡所有关于鲁迅研究的论述中，他对鲁迅的文学史观的研究，论述最多，也最有价值，他说：“鲁迅是文学史家，这不仅是因为他写出了一些文学史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之类，而更重要的则因为他在很多文章里显示了卓越的史识和史法，提出了研究文学史的线索和途径。关于史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也主要是散见于许多文章之中。概括地说，有下列几个方面，即：关于文学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关于作家和作品的历史评价；关于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及其他。”（《鲁迅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观点和方法》，《郭预衡自选集》，620页）郭先生认为：“在编写文学史的时候，就不应仅仅限于作品分析的范围，而是应该把一部作品放在全部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看它究竟比前代的作品有了哪些新的成就、新的特点。例如关于《史记》中人物传记的描写，就不能不和前此的《左传》或《战国策》作些比较，从而具体地指出《史记》一书在描写人物方面究竟继承了什么，开创了什么。文学史评述作品，如能从‘史’的发展角度落墨，我以为既可区别于一般的作品评论，又可以更好地指出文学发展的脉络，从而也就有可能给予读者在一般作品评论中所不能得到的关于史的发展的知识。”（《谈谈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见《古代文学探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4月，3—4页。）这样，郭先生比他上一辈和同辈的许多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理论水平明显高出一筹。理论素养高，理论上有独到建树，是郭先生学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郭预衡是先有自己的学术专长、厚实的学术根柢，然后研究鲁迅，把自己治学的体会与鲁迅的研究相互印证、发明，这本身就极有价值。这与时下一些一上来直接就把“鲁迅研究”作为一个“专业”方向来研究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角度研究鲁迅，郭预衡的研究，是最深入、最透彻的。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把郭预衡的鲁迅研究，放到一个宏观层面来认识。有鉴于此，我曾专门写过一篇小文章《郭预衡的鲁迅研究》，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6期。郭预衡晚年，还有两篇重要文章发表，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尊孔”、“批孔”》。这是郭预衡运用鲁迅思想，来看待当下的一些现象，对“全球祭孔”提出不同看法，甚至于尖锐批评，揭示了“尊孔”、“批孔”背后的历史文化问题。他说：“在鲁迅先生看来，袁世凯、孙传芳和张宗昌这些权势者，也和古代的权势者一样，其崇儒尊孔，都是为我所用。从刘邦到袁世凯，虽改朝换代，而尊孔这一文化传统，却历久而不衰。”（《郭预衡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641页）“鲁迅的文章虽然可以说是批孔的，但他批的主要是那尊孔的。鲁迅立论的根据，不是‘经济’，而是事实。从袁世凯到张宗昌，都有尊孔的故事，鲁迅讲得很有意思。这些故事不像是鲁迅捏造的，却是令人深思的。”鲁迅的论断，还有郭先生的文章，对那些头脑狂热症和心智迷乱症患者，是一付清凉剂和醒脑汤。二是《郭预衡自选集》的《自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郭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他自己的人生与学术，作了概述与总结，是理解郭先生的必读之文。同时，这部自选集也值得重视，因为这是作者晚年亲自编定的，是他一生主要学术文章的结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尊孔”、“批孔”》这篇文章，郭先生最早寄给我，希望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当时我觉得文章有点儿太长，就没发。但当时我和郭先生通了电话，问他可不可以转给《鲁迅研究月刊》。郭先生说，他和这个杂志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人都不熟了，但同意我转给他们用。文章转给《鲁迅研究月刊》后，很快就发表了。后来，此文压缩后，于2005年9月29日又在《新京报》上发表，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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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预衡在他那一代人中，有一定特殊性，也有一定的典型性。在五十年代，郭预衡除了教学，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统战工作”做得非常多。那时郭预衡三十五岁左右，比刚刚毕业的邓魁英一辈大十岁左右，但郭预衡和他的老师一辈比，又小二十岁；但那时邓魁英他们还是助教，而郭先生是四十年代就已经研究生毕业，五十年代已是讲师，按年龄、资望一分，郭预衡又和老先生们分到一块儿。所以，郭先生入党后，做老先生们的思想工作的事，就压到他肩上，由他组织教师、当然也会包括老先生们政治学习、思想检查。而这个工作是很难做的。邓魁英说，大家可能体会不到，我们的老先生们每一个人一个脾气，每一个人一种经历，每一个人一个学术特点，郭先生“做这样一个工作，人人都满意，那是非常难的，我们都看在眼里”。但郭先生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既要做老先生的思想工作，又要发挥他们的优长和积极性；郭先生做的是统战工作，在这个位置上，他就要承担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觉得郭先生是很受委屈的”。而大家说起郭先生，都一致认为，他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总是为他人着想，对人宽，待己严。另外，面对现实中的各种是非，不公平待遇，郭先生的沉默以对，冷眼而观，“不去讨公道，不去要说法”，反而赢得了大家加倍的敬重，觉得郭先生是一个“坐硬板凳的书生，但又是一个真正的硬汉”（童庆炳语）。关于郭先生的为人，我作为小辈的小辈，了解很少。我只想说一件大家经常提的事：在恢复高考开始那两年，郭先生既是北京地区高考语文题的出题组织者，同时也是1978年北师大文革后招考首届研究生的实际主持人之一，那两年，他还在中文系当副系主任，是有些实际权力的。但是，他自己的孩子那两年高考，只差几分却没有考上北师大。——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像吧。第二件事，是我亲历。2000年《中国散文史》出版，北师大为郭先生开了一个出版座谈会暨八十寿辰的庆祝会，比较隆重，季羡林、钟敬文等老先生都到场了。在这样一个喜庆的会上，作为主角的郭先生只讲了不到十分钟，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他自己这本《中国散文史》中的一个学术失误。话回到文章开头。关于郭先生在八十年代没有评上博导一事，我们其实可以从他自己的叙述中，找到答案。在《郭预衡自选集》的《自序》中，郭先生说，1957年他从匈牙利回到北京师大，正值“运动”期间，一天到晚是开会、讨论、批判。最初一个时期，郭先生跟不上形势，他自认为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新党员”，是准备接受批判的。却没有料到，在很多前辈老先生倒大霉的时候，“我竟被错认为‘又红又专’”。“如此一来，我在某些先生眼里，也就不免讨厌。直到最近十几年间，在人家心里，对于我这‘又红又专’，也未必释然。”（《郭预衡自选集·自序》，8页）——这自然就为以后的“奇遇”埋下了种子。由这段叙述，我们也可以明白，郭先生对自己评不上博导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最清楚。据郭预衡的学生熊宪光回忆，郭先生曾对他说，（郭先生）自己“年轻时候不懂事，写了一些不好的文章，特别是批判他人的文章”。当年“受重视”，有过挺风光的一段，而那时，一些老先生却在挨批斗，人家对他郭预衡有看法，那是很正常的，很能理解的。而郭预衡对自己被“错划为”“又红又专”，“一帆风顺”，其实心情是矛盾、复杂的，晚年也是有清醒反思的。他说：“因为‘又红又专’，也就‘一帆风顺’。尽管‘文化革命’初期，我和某些先生曾有共同的命运，也曾当过‘牛鬼蛇神’；但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又谬被推举，处于是非之地。如此一来，做人固不容易，做学问也难随心所欲。”“但出乎意外的是，这时虽然难于做学问，却似乎增长了学问。”（《郭预衡自选集·自序》，8页）

《郭预衡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

冷峻的反省，化于平淡的自嘲。这般境界，真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老先生”没有原谅郭先生，而郭先生原谅了“老先生”；“老先生”只看到自己在那个时代里是受委屈的，是受害的，却没有看到，郭先生同样是受委屈的，是另一种受害者；郭先生反思了自己，从具体的人事恩怨中解放出来，反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得到了超越。他的自我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