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两语”与“精语破的”

1962年，钱锺书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读〈拉奥孔〉》，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碎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简言之，如果“三言两语”见解精辟，教人“益人神智”，哪怕不成体系、不够周密，它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不容轻视的。

1991年，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先生在《艺术辩证法编》的“序”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对钱先生所言诗话、文论之类并无理论系统，徐先生基于自身的观察和研究，有独到见解：“中国人大都不喜欢烦琐、抽象的思辨，从自己关门建构的一个什么理论框架出发来高谈阔论。中国人绝非缺乏这种能力，不是没有人这样做过，但一般人不愿意、不习惯，甚至还有认为这样做不适合的。”“文艺领域里某些精微奥妙的感受与洞察，往往并不是后出必愈精，时空限制不住它们的灵光。不能从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上来强分高下优劣，应是自然之理。”此外，治学传统和学科特性，决定了中国的文论家在讨论问题、抒发己见时，恪守文艺规律：“有感而发，不得已而言，精语破的，点到为止，使人自悟并得以举一反三，而且始终保持着具体、感性、描绘、比喻、想象、意在言外等文艺色彩，有理有趣，举重若轻，愉人悦己。”为了追求“精语破的”，陈述自然要简而精，即钱先生口中的“三言两语”；将这些陈述同西方古今的文艺理论进行比较，“越发觉得它至少可以同西方文化成果并立而比美，对人类文明发展起了同样巨大的作用”，有“益人神智”之效。

时隔近三十年的两段表述，尽管一中一外各有时空，但观点一致，且互为补充，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