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依：北宋内臣刘瑗事迹考 | 2509-050（总第3201期）

原刊《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十四辑，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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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内臣刘瑗事迹考

张崇依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北宋宋代官制，除文武官员外，别有内臣一途。以往的宋史研究，内臣并非热门议题。近年来，随着“活的制度史”的提出，学者们尝试以制度演进、君臣信息传递等视角重新检视宋代历史，内臣逐渐进入研究视野。但就北宋中晚期内臣问题的重要性而言，相关个案研究仍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北宋中晚期的政治路线在旧法与新法中不断摇摆反复。朝中官员大多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党争。那么，当时的内臣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到党争中？内臣面对的党争与士大夫所面对的党争，是否有所不同？内臣如何因应党争带来的危机？在北宋中晚期诸多内臣中，刘瑗的生平事迹颇具典型性。他历仕神、哲、徽三朝，先后经历了熙丰新政、元祐更化、绍圣亲政、建中之政和崇宁党禁。他的仕宦起伏，始终伴随着新旧党争。神宗去世后，刘瑗便被逐出宫掖，却在哲宗亲政之始，立刻被召回禁中，从此一路扶摇直上。他在这段时期内的遭际是当时大部分深为神宗信重的内臣的缩影。元符末年，刘瑗在徽宗与向太后之间首鼠两端，在蔡京去留、徽宗绍述等问题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他同时期的内臣大多因政治斗争而名列元祐党人碑，但刘瑗自绍圣以来始终眷遇不衰，官至通侍大夫、武胜军（一作清远军）承宣使，甚至成为北宋少数获得谥号的内臣之一。故而，本文选择以刘瑗进行个案研究，尝试通过考察刘瑗的生平事迹，探讨君主与内臣、内臣与高级文官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北宋晚期党争的另一面相。

一、池鱼之殃： 元祐更化阴影下的刘瑗

刘瑗，字伯玉，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史籍称其“五十余年在仕而喜怒不形于色，为两朝从龙未尝自矜”。性好书画，精于识鉴，擅作山水画，能隶书，家藏自魏晋隋唐以来奇书名画上万卷。宣和内府藏其画作九幅。

刘瑗之父刘有方，累仕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是北宋中晚期著名内臣。有方亦喜好书画，家藏书画甚钜，与强至、苏轼皆有交游。熙宁年间，任入内东头供奉官、勾当御药院，为神宗心腹。神宗驾崩三日后，刘有方由内侍省押班擢为入内内侍省押班、带御器械，都大勾管一行山陵事。未久，特进内侍省右班副都知，加遥郡团练使。其时，刘有方年纪当已在五十以上。元祐更化中，刘有方因与太皇太后高氏的亲信内臣张茂则有亲戚关系，仅受到了“落阁子下”的轻微处罚，一直留于禁中供职，两任勾当皇城司、内侍省押班。哲宗元符二年（1099），刘有方“以年劳”，官至景福使、雄州防御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元符三年（1100）九月，刘有方以徽宗登基覃恩，回授一官给刘瑗。可见，其去世时间至早也应在元符三年九月之后。刘有方死后，谥曰忠靖。

刘瑗何时出仕，又是以何种方式踏上仕途，暂不可考。关于其早年经历，仅勾稽得三条史料。元丰四年（1081），神宗拓边西北，招抚蕃部。八月，环庆路经略司请求朝廷下发袍带、锦绮等。神宗下诏“续给公服百、象笏七十、锦绮衣着”，令刘瑗安排此事。元丰六年（1083）正月，仪鸾司房屋倒塌，压坏新制玉辂。该玉辂非太仆寺所藏，乃是神宗命宋用臣、刘瑗于后苑所制。十一月，新建尚书省成，乔迁御宴令刘瑗排办。总之，刘瑗至迟在元丰四年八月已出任入内东头供奉官。

但刘瑗远不如乃父这般幸运。高太后垂帘后，他便因随龙人的身份被逐出宫中。以下试论之。

元丰八年（1085）正月，神宗病笃。其时徐王赵颢窥伺于外，政局危机四伏。神宗接受蔡确的建议，“择忠谨内侍十人于皇太子左右翊卫，以备非意”。刘瑗由此成为哲宗随龙人。

三月戊戌，神宗驾崩。太皇太后高氏甫垂帘听政，即召还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着手废除熙丰新法。御药梁从政、吴靖方觉察到政治氛围的转变，遂“乞罢御药院，提点宫观”。嗣后，梁从政转昭宣使、提点醴泉观；吴靖方任永裕陵使，为神宗守陵。四月，以宋用臣、刘惟简为首的十三名深得神宗宠信的内臣被逐。上述内臣皆“以改转法出之于外”。所谓改转法是指依据宋代内臣寄资制度，入内东头供奉官，又称内东头供奉官，是内臣官阶迁转路线上的关键节点。内臣升任内东头供奉官之前，隶属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在升任内东头供奉官之后，则需转出两省。部分内臣通过寄资的方式，继续留任两省。上述内臣被取消寄资，按现有官阶转出两省，由此失去了供奉内廷的资格。高太后采用此种手段对付内臣，固然是为了名正言顺地驱逐有新法倾向的内臣，但也有旧党向来否认“寄资”合法性的缘故。司马光早在治平四年即上疏神宗云：“近岁以来，左右之臣既恋权势，又贪禄位，遂求暗理资序，豫支俸给，名曰‘寄资’，以欺诳外人。”是故，当司马光复用之时，通过废止寄资、迁转官阶之手段，逐出内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时隔七个月，高太后以同样的手段驱逐了哲宗的十位随龙内臣。此事的直接原因或缘于刘挚的上疏。《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百六十“元丰八年十月癸未”条称：

先是，侍御史刘挚言：“（前略）恭维皇帝陛下，绍膺天命，传继统业，夫以异禀之姿，夙夜之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护开祐，所以成就者，罔不备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资养，左右前后，宜正人与居，语默见闻，宜正事是接。”

尽管刘挚的初衷是慎选哲宗之讲读官，但难免会令人联系到皇帝侧近的随龙人。盖因随龙人乃人主之“心腹羽翼”。而这十人不但是“神宗所信任”，而且李宪、王中正之子皆在内中。其政治倾向不言而喻。他们朝夕随侍天子之左右，哲宗难免耳濡目染，对新法怀有亲近之心。是故旧党需先作预防之计。十一月十二日，神宗升祔毕，宋廷借推恩内臣之机，以哲宗的名义命“武球、陈处约、赵礼、刘瑗、苏圭特与转官及减年磨勘转出”。刘瑗等人皆以明升暗降的方式，被逐出宫中。因现存史料不足，刘瑗被逐出宫后，去何处供职，已不可考。

随龙十人，乃神宗临终顾命之臣。他们遭到旧党的驱逐，确有翦除哲宗羽翼之嫌，故令新党耿耿于怀。在哲宗亲政后，新党回朝，借此事作为司马光、吕大防、刘挚等人包藏祸心、意图倾摇的罪证，大肆报复。

事实上，斥逐内臣之事，不待新党重提，宋哲宗本人亦是刻骨铭心。当高太后垂帘之际，他目睹神宗信重的内臣，或被安置地方，不得入京李宪在元祐三年以提举明道宫任满请致仕，宋廷允其请，除以右千牛卫上将军分司南京、陈州居住。宋用臣监滁州酒税务，或被遣守陵，或落职提举宫观，一时风流云散。

不过，哲宗城府颇深，善于隐忍。初继位时，“左右仆御莫能窥其喜愠”。高太后垂帘期间，他虽心甚“衔诸大臣”，但“恭默不言者九年”。直至元祐七年（1092），高太后年事已高，朝中渐有“还政”的呼声。元祐党人此时或许已经意识到在天子的缄默不言之下，隐藏着某种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彭汝砺等人开始对哲宗“恭默不言”感到担忧，上章请皇帝与太皇太后同御前殿，“以发听断”，并“益进选道德忠信之士，置之前后左右”。

但哲宗始终不为所动，坚持等到高太后去世后，才真正听断政务，表达自己的意见。其心力之强劲，可见一斑。

二、风云际会： 哲宗亲政后的刘瑗

（一） 召还随龙十人之始末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驾崩，宋哲宗亲政。宋人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十九《始亲政》将“召内侍刘瑗等”一事置于最前，足见召还与新法关系密切的内臣标志着哲宗开始改变元祐以来的政治路线，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十月，吏部侍郎杨畏上疏，“乞赐讲求（神宗）法制，以成继述之道”。素怀绍述之志的哲宗立刻召见杨畏，向他询问先朝故臣中有何人可以召还。杨“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且希望章惇出任宰相。哲宗“皆嘉纳焉”。

要复行神宗熙丰之法，召复新党，天子则需有心腹羽翼，如臂使指。职是之故，哲宗决定召回刘瑗等十位内臣。其间颇经历了一番波折。苏辙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在《龙川略志》中详细记载了此事。十月末，哲宗命张茂则传宣枢密院，表示要从转出的大使臣中抽取数人，“令寄资充内中差遣”，以替换目前宫中的内臣。十一月二日，枢密院“出刘瑗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仓卒不审，但将有过犯冯景等二人，见持服刘瑗、李悫二人不行外，抽取六人。既退讲议，乃知祖宗无抽取寄资例”。换言之，枢密院出哲宗内批，要求调回刘瑗等十人，充当内东头供奉官。他所用方式与高太后斥逐随龙人的方式，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令上述内臣回归到内东头供奉官的官阶，重新寄资，让他们再度归属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这一方式可谓前所未有，因此，苏辙与其他执政官一时未及反应，仓猝之间，予以许可。众人退而讨论，才知道“祖宗无抽取寄资例”。

四日，苏辙向皇帝进言，不当于亲政之初，先推恩近习。哲宗未予理会。十日，又出内批，召入刘惟简、吴靖方、梁从政三人，“以刘惟简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理由是刘为哲宗随龙人，梁、吴为神宗随龙人。次日，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都堂会议中，苏辙、吕大防、范纯仁、韩忠彦等人商定一致，不但要追寝前命，而且还要阻止刘惟简、吴靖方、梁从政的除命。

范祖禹也借机上疏反对，“陛下近召十人，又续召数人，而李宪、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带御器械一人，中外无不骇愕。既而闻二人以执政言其有过先罢，三人以舍人缴词头且辍，然前来旨挥，首违故事。又李宪、王中正之子既得进用，则中正、得臣亦将进用，人心不得不忧，故臣敢极言之”。

迫于压力，哲宗只能让步，同意留待高太后祔庙之后再行除命。盖因当时朝中仍由吕大防等旧党把持，皇帝无力与之一争高下。及至绍圣元年（1094）吕大防、苏轼、苏辙悉数被逐出朝，哲宗始向张商英吐露愤恨之情：“去冬以宫人阙使令，因召旧臣十数辈，此何系外庭利害？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并有章疏陈古今祸福以动朕听，希纯等犹缴奏争之，何乃尔也！”

绍圣元年二月，太皇太后高氏祔庙。四日后，张士良、陈衍、梁知新并罢御药。张士良提举醴泉宫，任便居住。旧御药逐出后，新人大抵当在此前后补入宫中，实现哲宗所说的“替换”。如刘瑗此时仍在服丧，至早也应在丧期结束后回宫。《宋史》将哲宗召还内臣之事系于“十月庚午”。根据上述史料记载来看，所谓的“十月庚午”，当是哲宗首次通过张茂则向枢密院提出要召回旧人的时间。刘瑗真正复职的时间大约在绍圣元年二月。

（二） 哲宗元符年间刘瑗事迹考

刘瑗在绍圣年间的事迹，皆不可考。目前仅知哲宗统治晚期，他身任御药，且不断以随龙恩加官进爵。盖因自哲宗朝开始，内臣的随龙恩例逐渐优厚。不单是哲宗随龙人不断升迁，而且神宗随龙人也同霑恩溉。

元符二年（1099）二月丙子，时任入内东头供奉官、寄左藏库使的刘瑗，与郝随、石璘、武琭、吴遵道等人，“以尝从龙，示优恩也”，各特进秩一等。

关于刘瑗的官职，哲宗与曾布曾有过一番谈话。《曾公遗录》卷八称：

（八月乙未）再对，呈随龙人冯世宁、蓝从熙各与迁遥郡观察使。余云：“都知皆是遥防，押班遥察，恐不顺。”上云：“此两人皆在朕产阁祗应，与他人不同。刘瑗已寄皇城使，与遥刺；郝随已迁遥刺，更与减三年磨勘；韩济与通事舍人；余各转一官，诸色人转一资。”

曾布认为，都知才任遥郡防御使，冯世宁、蓝从熙是押班，领遥郡观察使，并不妥当。哲宗解释说，冯世宁、蓝从熙曾在朱太妃产阁中侍奉，与他人不同。何况刘瑗已经寄资皇城使、遥郡刺史。由此可知，刘瑗在元符二年二月至八月短短六个月中，已超迁四资，从左藏库使升至皇城使，足见其升迁之速。

或许是哲宗之后也意识到曾布所说的“恐不顺”，因此，在冯世宁、蓝从熙迁遥郡观察使之后，刘瑗“以年劳”改授昭宣使，寄资河东第九、第十三将都巡检。

根据现存史料，我们或可推测，终哲宗一朝，刘瑗似乎只是君主与宰执沟通的中间人，主要职能是代皇帝传语执政，或是向宰臣透露皇帝的身体状况，并未主动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如元符三年正月十一日，即哲宗去世的前一天，刘瑗、苏圭、刘友端一同传宣宰执，“服药渐安，十一日决于内东门小殿中相见”。或因当时哲宗最为宠信的内侍是郝随、刘友端二人。刘瑗无从施展手段。

不过对刘瑗而言，命运的转折也于焉发生。绍圣三年（1096），端王出宫居住后，刘瑗出任王府管勾官。这为他获得徽宗信任奠定了基础，也为他此后参与政事埋下了伏笔。

三、风云化龙： 徽宗继位初期的刘瑗

徽宗朝对内臣的“信用”达到巅峰。随龙人恩例在两宋时期最为优厚，以至于宋高宗曾感叹“崇宁以来，随龙恩例太厚”。究其原因，大抵是徽宗继位实出自意外，内外无援，只能倚靠封赏随龙人，以收买人心。刘瑗或因曾任王府管勾官的缘故，封赏最为优渥。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徽宗登基。三省、枢密院同呈治平随龙人例： 有官者各选一官，亲事官以下各转一资。但徽宗“以为太薄”。

三月二十三日，刘瑗干请恩例，希望磨勘、寄资至观察使，但被曾布以“横行无磨勘法”“无寄观察使例”为由拒绝。未久，三省以修五王外第恩，刘瑗之寄资遂迁至观察使。曾布特意将此事奏知向太后，然“太母默然”。

四月二十五日，为庆祝元子降诞，随龙人并有推恩。御药刘瑗寄延福宫使、晋州观察使。曾布叹为“前所未有”。其余人等，阎守勤授遥郡刺史，李彀授遥郡团练使，“余诸司使副以下十余人”，皆出自中批。上述人等更减二年半磨勘。

九月十九日，刘瑗以刘有方用覃恩回授一官故，再迁一官。

此时的刘瑗恃徽宗之恩宠，开始结交蔡京、曾布等大臣，传递宫内消息。建中靖国元年（1101）向太后病逝。曾布出任皇太后山陵使。权尚书、刑部侍郎岑象求任覆按山陵使、入内内侍省押班刘瑗副之。曾布乃“与内臣刘瑗交通”，遂知徽宗有绍述之意。于是，曾布借修筑山陵之机，“就陵下密谕”时任仪仗使的御史中丞赵挺之。自此，赵挺之乃排击元祐党人不遗余力矣，国论为之一变。

元符三年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的去留，是徽宗朝初期的重要政治问题。其本质实为向太后专权之问题。而以刘瑗为首的内臣在此间或隐或显。他们所起的作用，以及引起的政治风波，似乎尚未引起学者足够重视。兹就该问题略作论述。

元符三年三月，韩忠彦与曾布议定外放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徽宗与宰执商议后，遂将蔡京改任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未久，蔡京以急速公事乞对。终于，在三月二十三日入对后，蔡京可以留任翰林学士承旨。徽宗谕曾布，此是向太后之意，欲令蔡京修史，让曾布“更于帘前说”。但向太后之意毅然不可夺。曾布甚至以辞位相威胁，也无济于事。

七月，向太后撤帘还政。是时，“（蔡）京结外戚向宗回、向宗良，内臣张琳、刘瑗、裴彦臣”。张琳是向太后殿中人，勾当内东门司。刘瑗任勾当御药院。裴彦臣是随侍徽宗的内臣。。上述三人皆是可以掌握朝廷政事动向的高级内臣。这正是向太后不惜与曾布发生正面碰撞，也要留用蔡京的原因。蔡京通过结交外戚、内臣，形成自己的信息网络，使得向太后在撤帘之后“犹预政事”。向太后也可以直接通过近习“觇伺”君臣奏对，随时了解、干预朝政。

内臣“觇伺”政事程度之深，旋即引起了朝中言官的警觉。先是，陈瓘进奏徽宗，抨击党附向氏的外戚和内臣，暗指蔡京与之勾结，向太后借此把持朝政。《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九《陈瓘贬逐》载：

宗良兄弟依倚国恩，冯籍慈荫，夸有目前之荣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与游者，连及侍从，希宠之士，愿出其门。裴彦臣无甚干才，但能交通内外，漏泄机密，遂使物议籍籍。或者以为万机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与也，良由中外关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传也。

陈瓘寻即被贬出朝，添差监扬州（今江苏扬州）粮料院。此举激怒了有旧党背景的言官。陈次升连上八章弹劾刘瑗、三章弹劾张琳、四章弹劾裴彦臣。“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言外之意在于指责向太后擅权。但他不便直斥向氏，只能以内臣为对象发起弹劾。陈次升的章疏均保存在《谠论集》中，这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今检《谠论集》，陈次升弹劾刘瑗的内容颇耐人寻味。刘瑗罪状有二： 一为他与御药李偁同在潜邸任职时，污蔑亲王府都监干请，乞留都门亲事官。当是时，端王府都门亲事官“晨昏启闭，甚劳”，赵佶因请奏留。时任王府勾管官的刘瑗、王府亲事官的李偁怒其恩命不从己出，向哲宗进奏王府都监干请，指桑骂槐，真实意图在于指称端王干请。二为哲宗在位时，对宗室亲王防范甚严，“朝旨严宗室门令，限都监出入”。刘瑗借题发挥，“揭榜府第，扃钥中门，过为防守”，当众羞辱身为“天子之贵弟”的徽宗。不过，陈次升文末微露其意，暗指刘瑗当日无意拥立徽宗，为求自保，可能会离间两宫。《谠论集》卷五《弹奏内侍刘瑗》称： 又闻英宗之立，非内侍都知任守忠意，因循迟久，未加斥逐，反构百端，几开两宫大隙。当时谏臣论奏以节度副使安置，由是光献得以修其慈，英宗得以全其孝。观瑗前日之节，陛下之立，岂瑗所欲？既怀疑忌，心不自安，焉能保其无他耶？章疏所奏皆是陈年旧事，颇有捕风捉影之嫌。陈次升无非是想捃拾细故，为刘瑗安上“悖悍陵骜”的罪名，将之驱逐出宫。

针对张琳、裴彦臣、李偁的弹劾，也都属小题大做。如陈次升指控张琳本为皇太后殿中人，冒作随龙人，谋取勾当内东门司的职位。他又指称裴彦臣与阎守勤在皇帝面前争吵。裴彦臣甚至以手敲击阎守勤幞头，声彻御所。纵观陈次升弹劾内臣的章奏，会发现： 其主旨万变不离其宗，即驱逐党附向太后的内臣，断其臂膀。

是时，江公望、丰稷等人亦纷纷上疏劾奏内臣。向太后迫于舆论压力，无法再如从前那般干预朝政。部分涉事内臣也遭到了相应的处罚。刘瑗降为入内内侍省押班。裴彦臣追五官勒停，送峡州（今湖北宜昌）羁管。

在蔡京的去留问题上，刘瑗除党附向太后外，也应向徽宗进言举荐蔡京。元符三年五月之前，徽宗尚“不主张”蔡京。至六月，态度丕变。龚夬、孙谔相继弹劾蔡京，令徽宗大为恼怒，甚至怒斥孙谔“乱道”。其中原因，除却蔡京进绍述之说外，未尝没有内臣运作的缘故。此外，与刘瑗同时期的高级内臣，如张琳、李偁、裴彦臣、冯说，皆在崇宁党禁中被列入元祐党人碑。刘瑗父子与张茂则有亲戚关系，却得幸免，应当与蔡京有很大关系。故刘瑗与蔡京的合作关系，至少保持至崇宁年间。

由此可知，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刘瑗始终参与到上层的政治斗争中。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徽宗与向太后争权，造成诸方政治势力相互博弈。而这类博弈带来了政治上可运作的弹性空间。是故刘瑗可以两面逢迎，既为向太后耳目心腹，又为徽宗深所信重的随龙人；既与蔡京相交通，又与曾布私交甚笃。二是随着梁从政、郝随、刘友端等哲宗深所倚赖的内臣被逐出朝，吴靖方、刘惟简或年纪老大，或已经故去，两省出现了权力真空。徽宗即位之初，即出中批付枢密院，表示内侍省押班、带御器械阙额严重。刘瑗由此才有了升迁、掌权的资格。

不过，由于徽宗朝史料残阙严重，建中靖国元年之后，史籍中仅有一条关于刘瑗的记载，即政和元年，徽宗建殿中省，刘瑗参与其事，出任殿中少丞。此后再无刘瑗踪影。

结论

刘瑗是北宋中晚期最为重要的内臣之一。他生活的时代，是新旧党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元祐更化之初，刘瑗因随龙人的身份，被贬谪出朝，却又在哲宗亲政之初，凭借这一身份，立刻被召还回宫。经过新旧党人的政治博弈，终在绍圣元年，刘瑗重返禁中，由此步步高升。但彼时正是刘友端、郝随权势煊赫之时，刘瑗无法施展手段参与到实质的政治活动中。待徽宗登基后，梁从政、刘友端、郝随等哲宗心腹内臣相继被清理出朝，徽宗、向太后争权形成了政治上的弹性空间，刘瑗遂凭借着随龙人的身份，深入参与到了政治斗争中。

以往学者对北宋晚期党争的研究，大多关注皇帝与高级文官的互动，或是皇帝与皇太后、太皇太后之间权力的角逐。而内臣作为沟通宫掖内外，出入宫朝的重要纽带，则较少获得讨论。通过刘瑗的个案研究，可以回应开篇提出的问题： 终哲宗一朝，内臣几乎是被动地卷入党争。徽宗登基后，随着他对内臣的信用达到顶峰，内臣的权力逐渐扩张。如刘瑗、张琳、阎守勤等人在蔡京去留的问题中，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国是之论。相较于士大夫而言，内臣在党争中的起伏，直接依赖于统治者的信用。最高统治者驱逐或召还内臣不需要政治上的借口，这是由内臣兼具官僚与奴仆的身份决定的。正是因其二重性身份，内臣面对的不单是新旧党人政治理念上的冲突，而且是士大夫天然地对宦者的防范与偏见。职是之故，包括刘瑗在内的诸多神宗信重的内臣在元祐更化时首当其冲。但也正是仰赖于“皇帝家奴”的身份，内臣才有了与皇帝、皇太后等统治者直接接触的机会，能够得到其信任，逐步参与到政事中。哲宗朝的“随龙十人”便是如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不过，徽宗初年的刘瑗能够搅动风云，除却前述内臣“出入宫朝”的特殊性外，主要与当时徽宗、向太后争权形成的政治空间，刘瑗本人精明圆滑、善于钻营的性格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