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毛主席听完这段念白，也禁不住称赞

江苏高邮，这座有着 2200 年历史，被誉为 “广陵首邑”、帝尧故里的古城，自古以来就氤氲在悠悠茶香之中。汪曾祺，这位文学大家，自小就沉浸在故乡高邮浓郁的茶道文化里，茶馆，成了他童年记忆里不可或缺的场景。

在汪曾祺的儿时记忆里，高邮镇上茶馆林立，数量远远超过了酒店。特别是紧傍运河码头的街道，老虎灶茶馆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 。南来北往的盐船、粮船、鱼船、草船，日夜穿梭于高邮，船只靠岸时，船户、水手、纤夫、挑夫等苦力们便纷纷涌入茶馆。他们在这里歇脚、喝茶，就着热茶嚼些干粮，或是点上一份面点、干丝，既能解渴解饥，又能消除行船与坐船的疲乏。茶馆里人声鼎沸，谈天说地的喧闹声、茶水煮沸的咕噜声、茶客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市井交响乐，声声都钻进了汪曾祺的耳朵里，让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份人间烟火。

汪曾祺出身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末的 “拔贡生”，喝茶向来讲究。他自幼跟随祖父读书，祖父喝茶时的那份悠然自得、对茶的讲究，都深深影响着他。祖父常带他去茶馆喝早茶，在热气腾腾的茶馆里，汪曾祺体验到了一种别样的温暖与惬意。在点心端上桌前，按惯例会上一盘干丝，切成细丝的茶干堆成塔状，堂倌将装有酱油、醋、麻油的佐料浇入，再撒上一撮金黄鲜嫩的姜丝，那滋味，让汪曾祺多年后仍念念不忘，直呼 “喝热茶、佐干丝，一绝！”

就这样，高邮的茶馆，以其独特的声音、气味和氛围，孕育着汪曾祺对生活最初的感知，为他日后那深入骨髓的泡茶馆癖好埋下了第一颗种子，也在不知不觉中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最原始、最生动的素材，让他在日后的文字里，总能细腻地描绘出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1939 年，19 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历经辗转，来到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在这所汇聚了众多学术大师和莘莘学子的高等学府里，汪曾祺不仅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还与昆明的茶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南联大附近的凤翥街和文林街，不长的街道上，分布着十几家小茶铺 。这些小茶铺，成为了汪曾祺和同学们课余时光最爱光顾的地方，也是他生活和创作的 “第二课堂”。对于汪曾祺来说，泡茶馆早已不是简单的喝茶行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他常常一泡就是一整天，早晨起来，随便吃点东西，便揣上一本书，悠悠哉哉地走进熟悉的茶馆。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上一壶 “玻璃茶”，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这里，他可以躲避宿舍的嘈杂，静下心来读书、思考 ；可以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谈天说地，交流学术见解；也可以只是静静地坐着，观察茶馆里人来人往，感受生活的烟火气息。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西南联大的学生们生活十分艰苦，宿舍拥挤嘈杂，图书馆座位有限，而茶馆却以其包容、自在的氛围，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静、舒适的学习和交流空间。对于汪曾祺而言，茶馆更是他的 “书房”，在这里，他完成了许多文章的构思与创作。有时灵感突发，他便会迅速掏出纸笔，在茶香的萦绕下，任由思绪流淌，将心中的感悟和想法付诸笔端。他曾说：“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来坐坐，这里虽无沙发，却有真正的批评。”

在茶馆里，汪曾祺宛如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将世间百态尽收眼底。他看到了社会的众生相，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或悲或喜的事，都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宝贵素材。

他观察到茶馆里的桥牌高手，他们在牌桌上运筹帷幄，每一次出牌都充满了智慧和策略，那种专注和投入，让汪曾祺看到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胜利的渴望；他也注意到卖瓜子的小贩，他们穿梭在茶桌之间，用清脆的嗓音叫卖着，脸上带着质朴的笑容，尽管生活艰辛，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还有那些说书的艺人，他们口若悬河，用生动的语言讲述着古今故事，将听众带入一个个奇妙的世界，他们的表演，让汪曾祺感受到了民间艺术的魅力。

这些在茶馆里的所见所闻，被汪曾祺巧妙地融入到他的文学作品中。在他的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情感和梦想，展现出了生活最真实的模样。他的小说《职业》，便是以茶馆里卖椒盐饼子的孩子为原型创作的。这个孩子每天背着一个竹篮，在茶馆里穿梭叫卖，他的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和坚毅，偶尔露出的一丝天真，又让人感到心疼。

除了读书、写作和观察生活，汪曾祺在茶馆里还找到了另一种乐趣 —— 唱昆曲。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与中文系的几个同学共同组建了曲社，对昆曲的热爱让他们相聚在一起。

他们常常邀请擅长笛子的李广田教授为他们谱曲，央通音律的沈从文先生指点身段。每逢周末，这群充满才情的书生便会钻进凤翥街的 “清香居” 茶馆，借老板的后院练功。茶馆的后院，青砖铺地，虽然简陋，却充满了艺术的氛围。他们在地上画个圆圈权当舞台，茶桌拼起来便是看台，在茶香的陪伴下，开始了他们的昆曲之旅。

汪曾祺尤其喜爱昆曲那婉转的水磨调，他的嗓音醇厚，唱起昆曲来韵味十足。他常常扮演林冲，当他唱到 “望家乡去路遥” 时，那深情的演绎，仿佛将自己融入了角色之中，让人不禁为之动容。曲社的同学们也各展所长，你一段《牡丹亭》，我一段《长生殿》，悠扬的唱腔在茶馆里回荡，吸引了众多茶客和路人驻足聆听。起初，茶客们还对他们的演唱感到新奇，甚至有些嫌吵，但渐渐地，他们被昆曲的魅力所吸引，开始竖着耳朵认真倾听，一曲唱罢，叫好声不断。

茶馆老板也十分欢喜他们的到来，不仅特意给他们留出靠窗的雅座，还笑称他们这一唱，连带着茶叶都多卖出去几斤。最热闹的时候，连街坊邻居都闻声而来，卖菜的放下担子，拉车的歇了脚，都挤在茶馆门口听。在茶香曲韵中，汪曾祺和他的同学们不仅享受着昆曲带来的乐趣，还传承和弘扬了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让昆曲在茶馆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茶馆里的故事依旧在世间流传。1956 年，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问世，一经上演，便在京城引起了轰动 。此时的汪曾祺，早已从昆明回到北京，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对于《茶馆》的上演，他满怀期待，每场演出，他都早早地来到剧场，坐在台下，全神贯注地观看，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瞬间。

舞台上，裕泰茶馆里的众生相被演员们演绎得淋漓尽致。王利发的精明世故、常四爷的豪爽正直、秦仲义的实业救国梦，以及那些三教九流的小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命运起伏，都让汪曾祺感同身受。看着舞台上的茶馆，他仿佛回到了昆明的那些小茶铺，回到了高邮的运河码头茶馆，那些熟悉的场景、熟悉的人，都一一浮现在眼前 。

散戏后，汪曾祺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会慢慢地踱步到老舍先生的家中，与老舍先生分享自己的观剧感受。老舍先生的家，是一个充满书香和艺术气息的地方，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每到花开时节，繁花似锦，香气扑鼻。汪曾祺走进院子，便能感受到一种宁静与祥和。老舍先生总是热情地迎接他，将他请进屋里，两人坐在客厅里，一边喝茶，一边畅谈着《茶馆》。

在老舍先生的客厅里，茶香袅袅，气氛融洽。老舍先生亲自为汪曾祺沏茶，他知道汪曾祺爱喝绿茶，便从自己珍藏的茶叶中挑选出上等的碧螺春、龙井、太平猴魁和黄山毛峰，让汪曾祺随意挑选。汪曾祺选了碧螺春，看着老舍先生将滚水冲入茶杯，茶叶在水中翻滚、舒展，渐渐散发出清幽的香气，他的心中充满了感动 。

“我这《茶馆》，写的是过去的事了。” 老舍先生抿了口茶，缓缓说道，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感慨，“前清那会儿，我在茶馆里听过多少故事啊，那些茶客的悲欢，跑堂的机灵，说书人的抑扬顿挫，都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我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些都写下来 。”

汪曾祺静静地听着，他深知老舍先生为了创作《茶馆》，付出了多少心血。老舍先生自幼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对北京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了如指掌。他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都融入到了《茶馆》的创作中，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人性的光辉。

“曾祺啊，” 老舍先生放下茶杯，语重心长地说，“你比我年轻得多，我希望你们能写出新时代的茶馆来。这新时代，有新的故事，新的人物，新的精神风貌，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汪曾祺点了点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明白，老舍先生的这番话，既是对他的鼓励，也是对他的期许。老舍先生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理解，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创作，不辜负老舍先生的期望 。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来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中国大地正经历着一场特殊的历史变革。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期，文艺领域也掀起了一股创新与改革的浪潮。1963 年冬天，北京京剧团决定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这一任务落到了汪曾祺、肖甲、杨毓珉、薛恩厚组成的创作组肩上，而汪曾祺则成为了主笔。

当汪曾祺接到这个任务时，心中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他有机会参与到这样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改编中，将自己对文学和戏剧的理解融入其中；忐忑的是，改编经典并非易事，尤其是要将沪剧的风格和特色转化为京剧的韵味，还需要在人物塑造、情节编排、唱词创作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在深入研究沪剧《芦荡火种》的过程中，汪曾祺惊喜地发现，剧中有一幕竟然是以 “春来茶馆” 作为地下交通站展开的，这让他眼前一亮。作为一个对茶馆文化有着深厚感情和独特见解的人，他深知茶馆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一个喝茶聊天的场所，更是社会百态的缩影，是各种信息的汇聚地。而 “春来茶馆” 作为地下交通站，更是赋予了茶馆一种特殊的使命和意义，这让汪曾祺找到了改编的切入点和灵感源泉 。

与此同时，汪曾祺时常想起老舍先生的《茶馆》，以及老舍先生对他的殷切嘱托。老舍先生的《茶馆》以其深刻的社会洞察、生动的人物刻画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老舍先生希望汪曾祺能写出新时代的茶馆，这一期望在汪曾祺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如今，这颗种子在改编《芦荡火种》的过程中，终于破土发芽。汪曾祺决心以 “春来茶馆” 为核心，挖掘其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将其打造成京剧舞台上的经典场景 。

为了将 “春来茶馆” 写活，汪曾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文学才华，将自己在各地泡茶馆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了剧本创作中。他回忆起昆明的小茶铺，那里的桌椅摆放、茶客的交谈方式、茶馆老板的热情招呼，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他想起家乡高邮的老虎灶茶馆，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咕噜咕噜冒泡的铜壶，以及茶客们大口喝茶、大声聊天的豪爽劲儿，都让他难以忘怀 。

在《沙家浜》中，汪曾祺对 “春来茶馆” 的场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这几句唱词，生动地描绘出了春来茶馆的热闹景象。七星灶，是茶馆中常见的煮水工具，它的形状独特，寓意着茶馆的生意兴隆；铜壶煮三江，形象地表现了茶馆的茶水来源广泛，象征着茶馆海纳百川的胸怀；八仙桌，是中国传统的家具，摆放在茶馆中，增添了一份古朴和典雅；招待十六方，则体现了茶馆的热情好客，无论来自何方的客人，都能在这里受到欢迎 。

除了场景描写，汪曾祺在人物细节的刻画上也下足了功夫。阿庆嫂，作为春来茶馆的老板娘，也是地下交通员，她的形象被汪曾祺塑造得栩栩如生。阿庆嫂机智勇敢、沉着冷静，面对敌人的刁难和盘问，她总能巧妙应对，化险为夷。在《智斗》一场中，阿庆嫂与刁德一、胡传魁的精彩对唱，将她的聪明才智和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阿庆嫂的这段唱词，既展现了她作为茶馆老板娘的热情好客，又表现了她作为地下交通员的机智灵活。她用巧妙的言辞，回应了刁德一的试探，让敌人无从下手。而 “人一走，茶就凉” 这句唱词，更是成为了经典，它不仅反映了茶馆的现实，也暗示了人际关系的复杂和微妙 。

为了突出阿庆嫂的形象，汪曾祺还在剧本中加入了许多细节描写，如阿庆嫂为客人沏茶时的动作、眼神，她与茶客们的交谈方式，以及她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和行动等。这些细节描写，让阿庆嫂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她的内心世界 。

在创作《沙家浜》的过程中，汪曾祺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让唱词既符合京剧的韵律和节奏，又能富有诗意和文化内涵。尤其是 “垒起七星灶” 这个唱段，他绞尽脑汁，却始终找不到满意的表达方式 。

一天深夜，汪曾祺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对着稿纸发呆。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好几个小时，却依然毫无头绪。为了缓解疲劳和压力，他拿起桌上的紫砂小壶，倒了一杯茶，慢慢地品尝起来。茶香袅袅，让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

突然，汪曾祺的脑海中浮现出儿时家塾的画面，他想起了祖父教他读苏东坡《汲江煎茶》的情景。“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这两句诗，描绘了古人煮茶的场景，充满了诗意和情趣。汪曾祺反复品味着这两句诗，心中涌起了一股灵感 。

他放下茶杯，迅速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下了 “铜壶煮三江” 这句唱词。“铜壶” 与 “大瓢” 相对，“煮三江” 与 “分江入” 相呼应，既借鉴了苏东坡诗句的意境，又融入了自己对茶馆文化的理解。这句唱词不仅形象地表现了茶馆煮茶的情景，还寓意着茶馆的茶水汇聚了三江之水，象征着茶馆的包容和广阔 。

“铜壶煮三江” 这句唱词的诞生，让汪曾祺兴奋不已。他继续创作，将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这两句唱词放在一起，反复吟诵，感觉韵味十足。随后，他又根据这两句唱词的意境，创作了后面的几句唱词，最终完成了 “垒起七星灶” 这个经典唱段 。

后来，毛主席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后，对 “垒起七星灶” 这个唱段十分赞赏，尤其对 “铜壶煮三江” 这句诗意佳句给予了高度评价。毛主席的肯定，让汪曾祺备受鼓舞，也让 “铜壶煮三江” 这句唱词成为了《沙家浜》中的经典名句，流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