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宗，人间“苏海”——我所知道的古代历史文化名人苏轼

【原创首发——苏轼研究-】

吉林 李旭光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九日，按照公历推算，是1037 年1月8日。父亲苏洵为儿子取名“轼”，取“轼”字作为车驾扶手中既不可或缺，又不做张扬之意，其用意是很深的。

苏轼出生于贫寒的的知识分子家庭，世代布衣。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与苏轼一起被尊为“唐宋古文八大家”，并称为“三苏”，又分别称为“老苏”、“大苏”、“小苏”；哥哥景先早卒。

苏轼画像——网络图

苏轼八岁入乡校读书，老师是天道观道士张易简，直到晚年流放海南时苏轼还梦见他；十岁改由母亲程氏讲授。母亲是一位有政治见解的女性，有次在给少年苏轼讲授《后汉书▪范滂传》，为范滂慷慨赴死，与母亲诀别，得到母亲赞许而激动不已，苏轼问：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母亲程氏坚定地答道：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苏轼十分激动，“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

十二岁时，父亲苏洵（字明允）从外地求宦游学返家，因屡试落第，愤而烧毁自己的文章，悉心攻读，教授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轼和九岁的苏辙。一次，父亲命两兄弟作《夏侯太初论》，苏轼藉以评论说：“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chai,四声，蝎子一类毒虫）”，极力刻画夏侯玄临危不惧精神，“初次显露出苏轼随机生发、翻空出奇的雄辩才情”（《苏轼传稿》王水照），受到苏洵的称赞。

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轼兄弟随父亲第一次出川，走陆路五月抵达汴京，八月在开封府赶考，苏轼、苏辙同时获选。之后，在第二年（1057）的正月，又通过了欧阳修、梅尧臣主持的礼部考试，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二十一岁的苏轼获得第三等，苏澈第四等。第三等，是当朝实际授予学子的最高等级，北宋王朝只有苏轼和另外一个人得此殊荣。殿试结束后，宋仁宗高兴地对皇后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位宰相。不料程氏在家病逝，苏轼父子只好回家奔丧，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即“丁忧”。

嘉祐四年（1059）十月，父子三人第二次出川，走水路，江陵以后改为陆路，三人为一路上的景致所动，创作一百多首诗歌，编为《南行集》，其中有苏轼四十多首，是苏轼现存最早的一批作品，可以看做苏轼诗歌创作的起点。这一年，苏轼22岁。

（二）

从嘉祐五年（1060，23岁）二月，礼部授予苏轼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主簿开始，苏轼踏入北宋政治舞台，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孙氏馆（今常州市内延陵西路的“藤花旧馆”遗址）溘然长逝，四十余年中，苏轼的人生，大体经历了两次“在朝”，——两次“外任”，——两次“谪贬”的循环周期。

苏轼——网络图

两次“在朝”：

第一次“在朝”，自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至煕宁四年六月（1069---1071），苏轼为父亲守丧二十七个月后，第三次出川，以“值官告院”的一份闲职，《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再上皇帝书（又作再论时政书）》等上书，旗帜鲜明反对王安石新法，从而卷入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党争，受到王安石的排挤、打击，被迫“乞补外任”，被任命为杭州通判。

第二次“在朝”，元祐元年（1086）三月，至元祐四年三月，苏轼以中书舍人，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两学士，先后掌管拟制政府命令、文告（外制），和皇帝诏命（內制），进入以司马光为首清算王安石新法的政治核心。因为对新法中合理成分持有保留态度，苏轼与司马光发生激烈冲突，期间又受到小人的攻击，自觉不安于朝廷，再度请求外任，获准出知杭州。此次在朝期间，苏轼曾先后被任命为吏部尚书（未至）、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距离当初仁宗皇帝所期许的宰相位置，只有一步之遥，充分反映出苏轼政治才能。

但是，毕竟苏轼注定不适于互相倾轧的肮脏官场。而且，两次“在朝”，严重影响了苏轼的文学创作数量与质量。其中第一次在朝的二三年间，所作诗歌不足二十首。这是苏轼编年诗中最低的数字。说明严酷的政治斗争占去了诗人的主要精力，也影响到诗人的心绪和情致；元祐期间，苏轼所作诗歌固然不少，二百首左右，但是，除题画诗外，名篇佳作寥寥无几。可能是题画诗拓展了诗人的胸次和视野，聊补了诗人朝廷生活所受到的局限，暂时将诗人从严酷的政治斗争旋涡中拉出来。

综上所述，从“在朝”转向“外任”，尽管都是出于苏轼本人主动提出申请，却都带有政治上的失败、失意和逃避因素。所以，每一次请求外任获准，既表明了执政对苏轼的逐渐边缘化，又代表着苏轼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身心的解脱和自由，从而为苏轼的文学创作开启新的篇章。

第一次外任，从煕宁四年（1071）十一月任杭州通判开始，近八年地方官中，此后苏轼又先后担任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三地的主官---知州（密州次年移知河中府，在赶往河中府的路上改任徐州知州），成为“关心民瘼、有所建树的良吏”，创作上带来第一个丰收期。

从元祐四年（1089）七月，到绍圣元年（1090）四月，苏轼第二次外任，五年间先后四任知州：杭州、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政治上有所建树，文学创作有所发展。

不幸的是，每一次外任，都最终使苏轼走向谪贬的厄运：

第一次外任，是以“乌台诗案”连接，继而被贬黄州：

第二次外任，是以朝廷大规模清洗、清算“元祐党人”告终，继之以被贬惠州、儋州。

两次谪贬，是苏轼职场失败，政治生涯走向谷底的标志，占去苏轼一生中最珍贵的十几年时间。第一次，流配黄州，从元丰三年二月至元丰七年三月（1080--1084），四年零一个月；第二次谪贬惠州，从绍圣元年四月开始，半年的路途中，中间五次更改谪贬之地，十月初到惠州，绍圣四年闰二月（1094年4月---1098年3月）结束，四年时间；继而又被追贬到更远的儋州。到元符三年六月离开海南岛（1098年3月---1100年6月），两年零三个月时间。先后两次、三地流放，加上期间辗转于水陆途中，用掉苏轼十年又四个月的大好时光。占去苏轼进入仕途后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时日。

两次谪贬生活，对苏轼是沉重打击，因为其初无法预知到底要被羁縻多久，促使苏轼做出重大人生调整和改变，重新思考人生价值，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观点，以壮年、盛年之身，去打发失去工作后不尽落寞的日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苏轼从佛家、道家教义中发现营养，形成了以儒教思想积极用世，用佛教主张超然世外，以道教教义寻求遁世。或谓，三教杂揉，身、心、寿三修：道以养神，儒以修身，佛以养心。

苏轼——网络图

看似复杂的思想结构，实际上正应对着苏轼所面对的复杂局面。初到黄州，苏轼借住天庆观三间道观，准备冬至后闭关四十九日（《答秦太虚七首·其四》），目的是“寝食之外，不置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排除世俗一切干扰，作人生思考，从而重新确定人生取向。黄州期间，苏轼在禅门被归为临济宗黄龙派弟子，一生中结交许多方外挚友。与道、释结缘，固然与母亲和启蒙老师张易简的耳濡目染有关，但说到底，是生活，特别是谪贬生活，促成了这种心灵上的契合。

与此同时，苏轼要面对无法回避的衣食住行所遇到的困难，要实现来自文化自觉的文人使命，要尽可能规避可能再度降临的打击和凶险，要为渺茫的起复做好准备……：“耕种自养，养生自保，著书自见，文学自适，韬晦自存”（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这五个“自”，归结到一点，就是促进了苏轼的人生自觉。

“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次韵仲殊雪中西湖》）。正是苏轼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完成了其大彻大悟的人生体验，塑造了其大俗大雅的作品格调。诚如其自己所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悦生随抄》。卑田院，即悲田院，佛寺救济贫民、收容乞丐之所），显示出苏轼博大的胸怀，创作生活的宽广领域，坚定的文化自信。

（三）

“苏轼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是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的极限的化身”（王水照《苏轼研究·综论篇》）。苏轼一生创作了2800多首诗（《苏轼诗集》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本为2823首），300多首词（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收344首；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收词311首；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收词360首），4800多篇散文作品，其数量之巨，是北宋著明作家之冠；其质量之优，则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

苏轼的古文，跻身“唐宋八大家”（唐代两家：韩愈、柳宗元；宋代六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 、王安石、曾巩），与韩愈并称为“韩潮”、“苏海”；作为宋代文坛领袖，文学史上称为“欧、苏”；诗歌与其门生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作成就最高，开豪放派先河，与南宋辛弃疾一起被称为“苏、辛”。又有“苏门蜀学”，是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中“苏门”的领袖，在推进北宋古文运动，促进北宋诗歌散文化（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将宋词题材洞开，逐渐形成与音乐分离、与诗歌融合的独立文学样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在其影响、带动与相互交流中，其门生----文学史上著明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也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

苏轼——网络图

苏轼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即诗人、词人、散文家，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苏轼同时又是杰出的书法家，是北宋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中成就最大者，流传下来的《黄州寒食诗帖》，被书法界尊为天下第三行书，其真迹现保留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是北宋文同“湖州画派”中杰出的画家，存有乾隆皇帝刊制印鉴的“枯木怪石图”，被认为是苏轼的真迹。苏轼又是一位经学家，按照父亲苏洵分工，苏轼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为《易经》、《论语》、《尚书》注解；是药学家，现在有一本《苏沈良方》，就是苏轼和沈括所收集，流行于当时民间的验方，一部医学上很重要的典籍；是美食家，有“东坡肉”（见诗歌《猪肉颂》）、“东坡羹”、“真一酒”等，伴随苏轼度过艰苦的流放生活。东坡肉，缘于当时黄州的老百姓不知道猪肉好吃，价格比蔬菜还便宜，东坡又遇到断炊之虞，就发明了文火炖煮的办法，把猪肉剥皮、洗净，添加少许水，小火慢功夫煮……（《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的流放生活非常艰苦。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到达被贬之地黄州时，苏轼的官衔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水部员外郎：水部，是工部第四司；员外郎，副长官。但是，“检校”，则表示这只是一个空头支票，不是实职。“团练副使”，是唐代的地方军事助理官，宋代只表示级别，并无职位。“本州安置”，确定了羁縻之地，不得擅自离开。开始朝廷还能发给一些用来抵当薪水的“压酒囊”，拿去换钱：“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梁代的何逊、唐代的张籍、宋代的孟宾于等诗人的职务都是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初到黄州》）苏轼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囊”。宋代官员的俸禄中，有一部分用实物抵顶，叫做“折支”；压酒囊，是官府用剩的过滤酒糟的布纱袋子。后来连压酒囊都没有了，苏轼就在穷书生马正卿的帮助下，在黄州城旧营地东面租下一块数十亩荒地，种上粳稻、枣、栗之类，以此“稍济困窘”，这块旧营地后来被苏轼称作“东坡”，并藉以自命为“东坡居士”。为了节省开支，苏轼把每个月花销控制在一百五十钱，悬挂在房梁上，花钱的时候，用画叉挑下来，月底剩余下来的钱，单独储藏在一个罐子里，用作客人来的时候买酒：“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与秦太虚七首·其四）从苏轼写给门生秦观的这封书信中，我们不仅了解到“苏轼悬梁挂钱”掌故的由来，又可以看到其面对苦难的态度与人生定力。

苏轼——网络图

生活总是这样：当出现大取，就一定会有大予。黄州深不见底的羁旅生活，酿就了苏轼千古绝唱“三咏赤壁”：《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等杰出代表作，学术上亦突飞猛进。

流放到惠州、儋州的时候，苏轼的生活条将更为艰苦：在《与程秀才》中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纵笔三首·其三》）；“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试笔自书》）。这些书信、诗文，记录了儋州的艰苦生活和苏轼当时的心情。

在一首诗中苏轼写到“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椀，坐听荒城长短更。”杨万里《诚斋诗话》说：这首诗中的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

实际上，在写法上，这首诗几乎是字字珠玑。王水照先生就说：“如‘大瓢’两句，说白了，不过是两个动作……，但‘贮月’、‘分江’的天真想象。‘春甕’、‘夜瓶’的构词色彩，把水清月白、春意夜绪的无限情趣，渲染得既清逸又饱满，使之顿成名联。”

苏轼——网络图

然而，我觉得，诗的重点在第七句：“枯肠未易禁三椀”。椀，通碗，词句暗用盧仝《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一椀喉吻润，二椀破孤闷，三椀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灵。七椀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三椀下肚，就已经饥肠辘辘，无法入睡，耳边传来时断时续、长短不等的更鼓声……。

在苏轼惠州故居有一幅画像，清代学者翁方纲考证为宋代真迹，且最为接近苏诗本人原貌：长如丘，个子比较高；圭字脸，顶圆下方；吊眼梢，紫瞳，高颧骨；长大的耳轮，右侧眉耳间有九到十颗痣，留着山羊胡子。是同代人李公麟所画。应该是其流放惠州期间作品。

后来，苏轼结束岭海流放，在北归途经镇江，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给自己的画像，不由感慨万千：“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四句看似自我调侃的话，实际上表达出诗人对朝廷极度的失望、不满，和强烈的自我肯定，不啻为对自己平生，特别是谪贬人生的价值总结。所以，阅读苏轼，应该将黄州、惠州、儋州流放期间的作品格外关注，特别是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尺牍，既是苏轼心迹的袒露，又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可以从中找到许多破解历史谜团的钥匙。

（四）

与苏轼职业上的两个循环周期密切相关的，是苏轼文学创作活动的分期。从大的方面看，苏轼的作品可以分为“为官”，与“流放”两个不同阶段。具体而言，“乌台诗案”，则明显的将苏轼创作风格截然分开。

苏轼的诗，大体上可以分为政治诗、抒情诗、山川风物诗三个方面。

苏轼的政治诗，敢于揭露社会现实生活的矛盾，反映民间疾苦，富有战斗性，有一定思想深度。这也是最终使其蒙受“乌台诗案”的重要原因，因口至祸，以文受累，根本上在于诗人思想上的悲天悯人情怀。如《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把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买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新党官员沈括、李定等人早就搜集苏轼的“罪状”。早在苏轼杭州作通判时，神宗就收到沈括的送来的揭发检举材料。元丰二年六月，李定等人先后四次上章弹劾苏轼，依据都是苏轼诗文。指责苏轼藉诗文攻击新法，愚弄朝廷，指斥乘舆（乘舆，代指皇帝），无尊君之义，宋神宗遂下令御史台审理。

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台官吏皇甫遵奉命从汴京赶到湖州衙门，当场逮捕了苏轼。目击者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后来，仁宗妻曹太后、退职宰相张方平，以及范镇等元老重臣纷纷营救，连变法派的章惇也出面说情，最后，还是退职的王安石说：“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必欲置之死地的苏轼才被从轻发落。从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总共被关押了一百三十天。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代指御史台。《汉书·朱博传》记御史台中有柏树，数千只乌鸦栖居其上。

苏轼——网络图

苏轼的抒情诗、写景诗，总的特色是自然奔放，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即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充满了人生哲理。但就写作特点而言，常常从独特视角，对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做出人所未识、人所未言的独特诠释，且语、意新奇，纵横捭阖，实现微观描写的高分辨率，与宏观概括的广阔高深完美结合。从前后分期来看，苏轼在黄州之前的诗作积极入世，作品豪健清雄，李、杜、韩、刘（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风格为主；后期的诗歌，更多的体现三教融合，长于人生思考，逐渐形成文人自觉、人格独立和思想的解放，风格上更近于陶渊明、白居易，清旷简远，天骨迥出，气节凛然。

如前期作品《和子由渑池怀旧》：

诗的格调，以昂扬的态度向前看，一如飞鸿，无虑东西，随着生活目标的变化，自由地改变航线；另一方面，又不时地回望，在雪泥鸿爪中获得经验。

再如黄州贬所获释后所写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一首典型的哲理诗。诗人既告诉人们要注意到观察角度的局限，又要时刻保持观察问题的客观立场，学会跳出庐山看庐山。换言之，任何对于事物的观察，都必然地受到所处立场的局限；只有置身世外（事外），超越物、我与时空的局限，才有可能获得对事物相对全面的认识。

又如同为哲理诗的《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诗中所揭示的，是构成事物的必要前提，事物之间的依存关系等。

又如绍圣四年夏天写于儋州的：《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雨，戏作此数句》：“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半月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詠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衰颜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等诗句，想象极为奇特，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点石成金般的将整个宇宙都激活起来，为我所动，从而营造出天、地、人之间的信步往来场景：“在中国诗歌史上，东坡过海后诗，是与杜甫夔州后诗并称的最高艺术典范，标志这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炉火纯青的境界……，”“令当年与他齐名的苏辙、黄庭坚等人都望洋兴叹。”（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

苏轼——网络图

苏轼的词。苏轼从熙宁五年（1072），杭州通判任上开始填词（这一结论，可能会随着新的研究成果发现而改变）。在文学史上，相对于诗歌，苏轼在对宋词改革的贡献，所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

具体说来，一是苏轼突破了宋词题材、内容的局限，使之由艳科小道，变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走向广阔的社会舞台；二是开创了豪放词先河，使词的胸次、格局进入新的境界。南宋记载一个故事：“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词？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俞文豹《吹剑续录》）三是对格律的突破，使之最终实现与歌曲的分离，完全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并逐渐与诗歌和流。对苏轼的词，今天读过书的人的人几乎都能背诵几首：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营造出浩荡气势，并藉以产生铁马秋风联想。苏轼对这首词颇为得意，在《与鲜于子骏（侁）书》中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封尺牍中，苏轼刻意将自己的词与柳永加以区别，由关西壮士且歌且舞，击鼓为节，所追求的无疑是遒劲、阳刚、豪瀚等壮观效果，是对豪放词所作出的形象、自我刻画，与上面所举“关系大汉……”句同出一辙，说明来自读者的感受，与作者的初衷达到高度契合。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与上面那首密州围猎的词相比，作于黄州贬所的这首非常有名的词，显然又是一种沉郁的基调，压抑的情绪，若有所思的思考过程。末两句所反映的是人格独立意识的觉醒，对肃杀政治环境强烈感知。黄庭坚评价说，这首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致此！”（《苕溪诗话·前集》卷三九）

《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本来只是在去沙湖买田，路上遇到一场雨而已，却引出词人对于风雨徐行的人生境界联想，显示出面对苦难和打击的不屑，泰然处之的情怀。与前面的《卜算子》相比，词人的心境已然发生很大变化，更为从容、淡定。

《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亦作于元丰五年，表现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胸中激荡着古今英雄风云事迹，感叹流光易逝，壮志难酬，在看似心如止水中，内蕴着汹涌的波涛和不尽的悲愤。

苏轼——网络图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想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这首词熙宁八年作于密州，悼念亡妻王弗的作品，可以参考《亡妻王氏墓志铭》。词的下半阕，以叙事形式，动感地营造出私密空间内，夫妻重逢，幽静、温婉、缠绵悱恻的氛围，又迅即由梦境回到现实，使思绪作不尽延伸，不仅仅是婉约可以道尽……。

《千秋岁·次韵少游》：“岛外天边，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这首词元符二年（1099）作于儋州，是苏轼平生所做最后一首词，与门生秦观词中“飞红万点愁如海”形成强烈反差，其本意不乏对弟子的开解、教诲、激励，更重要的是要表达自己“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政治立场，文学主张，人生态度，故这首苏轼的人生压卷词，被评者认为是苏轼“一生政治气节和人生态度的自白，是谪贬文化的最强音。”（《苏轼诗词文选评》王水照、朱刚），就词性而言，这首词当然也应该归于豪放词。可知，所谓豪放，在苏轼而言，所呈现我们最深处的，是铮铮铁骨、赤子之心。

苏轼的散文，分为政论文，专门为之的赋、记、序、跋、铭，还有尺牍等三个方面。相对而言，赋，记、序、书信等，文学性更强，更具有思想、艺术和文史价值。

就散文写作风格而言，苏轼的散文一般具备由所托的人或事比兴，注重特定环境中景与物的描写与烘托，并由所托生发出议论，内蕴着特定的情感和思想。通过叙事、描写、议论三个元素巧妙结合，使文章达到表达思想、感情的目的，进而完全超越叙事、状物本身。如前、后《赤壁赋》，《超然台记》、《放鹤亭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潮州韩文公庙碑》，《又答王痒书》、《答谢民师书》等，都集中的体现出苏轼的散文创作风格。特别是前、后《赤壁赋》中冷峻的哲思，《喜雨亭记》中下自农夫、商贾，上至于天子、造物、太空的追问，《答谢民师书》中的纵论古今文章，核心价值，都在于文章中一无止境的思索。正是思索、思考、思想，使苏轼完成自己作品风格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和对于同代人的超越。

（五）

苏轼的文学主张。王水照先生的研究认为，苏轼的文艺思想和创作经验总结，归结为两点：一是强调文学的思想价值，二是创作中追求最大的自由与遵循创作规律的结合。

在《与侄孙元老书》中，强调写作不要“趋时”，“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为佳”。并强调苏洵的“家法”，即要有所感而作，有所为而作。

在创作方法上，苏轼认为，作文之要，在于立“意”，即用作品的思想去统帅材料，谋篇布局：“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容斋随笔·东坡诲葛延之》）

关于“意”，苏轼在《又答王痒书》中，又用到指导青年人读书：“书富如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

可知，东坡的“意”，既指文章创作时的主题、思想、灵魂，又是读书过程中人们对于知识主观上、专门化的需求。二者区别在于，读书时的意，有助于知识的内化；创作时的意，可以帮助主题思想的表达。

关于追求思想的纵意驰骋、表达的最大自由与尊重生活、遵循创作规律结合方面，《答谢民师书》、《自评文》、《书吴道子画后》三章表达最为集中。

苏轼——网络图

《答谢民师书》：“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长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初无定质，不事先加以框定、拘束：行止得当，遵从文章气韵自然的流动规范。同时，又讲：“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求物之妙，如系风捕，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人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为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一段话中的“系风捕影”是讲要善于敏锐地捕捉那些看似无形，而实已具形，且稍纵即逝的苗头性、萌芽之中的东西，做到见人所未见，感人所不知。同时，要在透彻把握事物规律基础上，从容地驾驭语言、文字加以表达，做到眼、心、口、手四者统一于“意”。

《自评文》：“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不择地而出，要追求文法的无限可能性、最大的自由度；随物赋形，讲追求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做到形不脱物。物，在文章里无时无刻地发挥着规定和制约作用。

《书吴道子画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讲形式与内容统一中，内容的创建、出新，与形式的突破：新意不受制于法度，豪放的价值在于将妙理寄托其中……。

2025·2·23草成，至26日（乙巳正月二十九）早课增补修订完成。

2025年2月27日星期四

作者李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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