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大内四至刍议

20世纪80年代，经考古证实明周王府及北宋大内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公园一带。此后数十年来，学界关于北宋东京大内布局等问题的研究持续不断，成果颇丰，但亦有诸多争议。受多种因素影响，开封成为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址，古代遗留至今的主要城墙、城门、街巷甚至桥梁、建筑等关键节点皆有源可溯。笔者认为已有北宋东京大内布局及边界研究成果与开封老城区街巷布局有诸多牴牾之处，故行文加以探讨。本文论点是结合文献及考古成果推演的一家之言，如有不妥，还乞请方家斧正。

一、城市轴线与大内南边界

宣德门为大内正门［1］，其遗址应位于今开封市老城区新街口附近。20世纪80年代，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新街口处勘探发现了明周王府午门遗址，其下还叠压有一处早期门址。因午门遗址位于交通要道无法进行发掘，勘探结果未能确定该早期门址是否为宣德门遗址。但从《东京梦华录》等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宣德门位于大内南边界与御街交叉口位置，若能确定大内南边界与御街方位，即可确定宣德门位置。

大内南边界可从《东京梦华录》等文献中寻找些许线索，“大内西去，右掖门、祆庙……出巷乃大内西角楼，大街西去踊路……直至梁门。”［2］又“潘楼东去十字街……又东十字大街……又投东则旧曹门街”［3］。上述两段文献分别描述了大内南侧梁门至旧曹门之间街巷布局情况。两门之间街巷在明代文献中也有所记载［8］，大致对应今开封西门大街—西大街—东大街—曹门大街一线，这些街巷最晚自北宋以来就视为开封老城东西轴线。北宋大内位于此东西轴线以北区域，据此可确定大内南边界应位于今开封市西门大街及西大街、东大街一线。

宣德门向南依次为御街、州桥、朱雀门、南薰门。南薰门［4］、朱雀门［5］、州桥［6］等遗存均已确定具体位置，这些关键节点串联成了北宋东京南北向中轴线，实测其方向为北偏东约4.5°［7］。（图一）该轴线受隋唐时期长安、洛阳等都城布局影响较为明显，此后的金南京城、明清开封城依旧以该轴线为中心对城市进行规划建设。结合隋唐时期长安城、洛阳城以及晚于北宋的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布局特征来看，城市轴线并非止于皇城南门，而是穿皇城正北门而过。如隋唐洛阳城中轴线南对伊阙，从定鼎门经天街向北依次串连星津桥、天津桥、黄道桥、皇城端门、宫城应天门、宫城正殿、玄武门、曜仪门、圆璧南门、龙光门等，该轴线之上集中了全城中最重要的建筑［8］。因此，从古代都城规划理念来讲，北宋东京中轴线也不应止于大庆殿。根据《东京梦华录》有关大内布局的描述来看，宣德门内正北为大内正殿大庆殿，其后有宣祐门、南北大街［9］。北宋周邦彦《汴都赋》云：“南有宣徳，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云屯。两观门峙而竦立，罘罳遐望而相吞。”［10］拱辰门为大内北门，无论从都城规划理念还是文献记载内容来看，拱辰门都应与宣德门相对。宣德门内的大庆殿、宣祐门、南北大街、拱辰门为北宋东京中轴线的北段，也应是东京大内的轴线。

二、大内东边界及东角楼附近街巷

以往关于北宋大内布局的研究观点多将宣德门置于南边界正中，左右掖门、东西角楼以宣德门为中点左右对称，宣德门至东西角楼距离相等。（图二）此类观点多是根据古代城市规划理念复原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建筑布局形态，但若将这种布局下宣德门、东西角楼等关键节点位置与大内周边主要街巷对照，则会出现诸多矛盾。

东角楼位于大内东南角，确定其位置则可以确定大内东边界。《东京梦华录》关于东角楼附近街巷有如下记载：“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箓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耍闹。”［11］由此段文献可知东角楼东侧有十字街。街口向东为前文所提及的梁门至旧曹门东段街巷，向西可至宣德门。十字街口向南有姜行、高头街，向北循大内东边界可直抵旧酸枣门（景龙门）［12］。东角楼、东华门、晨晖门、宝箓宫、旧酸枣门（景龙门）是该南北街巷沿线的重要节点。十字街口向南的街巷及重要节点也可通过梳理文献还原其大致位置。《东京梦华录》相国寺东门街巷篇有如下记载：“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朵铺席……。直北出景灵宫东门前。又向北曲东税务街、高头街、姜行后巷……。”［13］相国寺东门外向北又有高头街、姜行，恰与东角楼十字街向南街巷相衔接。

综合上述两段文献可知，相国寺东门外有南北向街巷，北可至景灵宫东门、大内东角楼十字街，再北经东华门、晨晖门后可直抵景龙门。相国寺东门外街巷及节点虽未通过考古确定位置，但相国寺旧址尚存，其位于州桥东侧临汴河大街路北。相国寺桥又与保康门相对［14］。架设桥梁的作用一般在于连通道路，因此相国寺桥应位于相国寺东门外南北街巷与汴河交叉口处，其作用在于跨汴河贯通保康门至景龙门之间的南北大街。（图三）明代相国寺桥确位于今相国寺东南，其位置应与北宋时期相同。《如梦录》记载自大隅首向东沿寺后街可至鼓楼，自鼓楼向南即为马道街：“祖师庙紧靠鼓楼，庙已拆毁。路南，是马道街。……折向东，有坐北朝南铁佛寺，即慧林禅院。迤南至第五巷，通宋门街止。”［15］关于相国寺桥、相国寺的相对位置有如下记载：“再西，第五巷南口，张尚书宅。……西是寺桥，糖果驰名第一……。往西，路北是相国寺，即七国魏公子无忌故宅。”［16］清代文人常茂徕考证寺桥位于马道街南口［17］，即相国寺东南角路口处。（图四）若以相国寺桥、相国寺为参照点，那么今开封市马道街—鼓楼—书店街一线街巷大致对应北宋相国寺东门—大内东角楼十字街一线南北街巷，则大内东角楼遗址应位于今开封市家庙后街南口东侧，自该地点向北至里城大院东侧应为北宋末期东京大内东边界，其方向应与城市中轴线大致平行。

2023至2024年，景龙门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18］。景龙门遗址位于今开封市龙亭区龙亭北路以北、体育路以东，向南正对胜利街—书店街—马道街一线街巷，为大内东边界的确定提供了有力考古证据。

三、大内西边界及右掖门附近街巷

西角楼位于大内西南角，为大内西边界南端。《东京梦华录》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篇记载：“大内西去，右掖门、祆庙，直南浚仪桥。街西尚书省东门，至省前横街，南即御史台，西即郊社。省南门正对开封府后墙，省西门谓之西车子曲，史家瓠羮、万家馒头，在京第一。次曰吴起庙。出巷乃大内西角楼大街，西去踊路街南，太平兴国寺后门，北对启圣院。”［19］笔者认为文中“西角楼大街”未在其他文献中提及，且西角楼应处于不同方向的街巷交叉口位置，以西角楼来命名街巷指向不明，不符合常理，断句改为“出巷乃大内西角楼，大街西去踊路，街南太平兴国寺后门，北对启圣院”较为恰当。文献中省东门、省前横街、省西门等三条街巷均围绕尚书省分布，省西门向北即可至大内西角楼附近。（图五）北宋东京开封府衙至明代依然为开封府署，《如梦录》中有证如下：“布政司署，在钟楼西路北。本宋建都时旧基，街南即宋南衙开封府可证。……往西，是按察司署，即布政司西街……开封府署，在延庆观迤西。北与布政司直对，向南，大门三间。……东有包孝肃公祠，祠内有宋开封府题名碑……。”［20］北宋东京尚书省南门正对开封府后墙，因此明代开封府北侧的布政司署当为北宋尚书省旧址。

北宋郊社位于尚书省西侧，至明代成为省按察司所在地。明成化《河南总志》记载：“布政司治，在开封府城内新昌坊钟楼街北，旧为唐宣武军节度府，五代梁朱全忠建，宋金为尚书省，元初为宣慰司，后为行中书省。国朝洪武元年改置今治。……按察司治，旧在南薰门内蔡河北岸。洪武初以元肃政廉访司改置。佥事彭京以其庳陋改建于新昌坊钟楼街北、布政司西，即宋郊社省遗址。”［21］2017—2018年，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开封市城隍庙街中段路西的一处明代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后确认该遗址为周藩永宁郡王府遗址［22］。据《如梦录》记载，永宁郡王府位于按察司西侧［23］，据此可推测明代按察司应位于今开封市城隍庙街东侧原商业大院内。

明代布政司署及开封府附近街巷也大概率沿用了北宋时期布局：“又，自武庙街往南，染房、布政司更道，路西，具是布政司东墙。……迤南路西，宣武卫官房，南是宣武卫署。……再自钟楼东往南，具是钱桌、冷提、腊烧等酒……阖郡驰名。再南是织染局；再南是书铺，直至馆驿街西口。……折向西，有成衣铺、谈命馆、面铺、客寓……过包公祠至开封府署西，各色人役官房，新街南口，过客店、酒店，至半截街南头，路南是大倾销处，专做上纳元宝、大小成锭。”［24］布政司署东墙外南北街巷北起武庙街，向南经钟楼东侧、馆驿街西口至延庆观东南角，自此处向西又经开封府署南门、半截街南口。（图六）

今延庆观玉皇阁尚存于地表，明代开封府署、布政司署、按察司署分别对应了北宋时期开封府、尚书省、郊社。以此为参照，则明代开封武庙街—钟楼—延庆观东侧街巷明显沿用了北宋尚书省东门—浚仪桥一线街巷布局，大致对应今开封市老城区旗纛街—胜利街—延庆街一线。

明开封府署前东西街巷沿用了北宋开封府前临汴河大街，大致对应今开封老城区观前街—西半截街南口一线。明代布政司署与按察司署之间的南北街巷沿用了北宋尚书省与郊社之间的“西车子曲”，大致对应今迎宾路东侧保定巷一线，由此向北大兴街附近应为北宋东京大内西边界。

北宋东京大内右掖门外—尚书省东门—浚仪桥以及东角楼—相国寺桥—保康门是大内南侧除御街之外非常重要的两条南北向街巷。明代两条街巷继续沿用，其中段又分别建有钟楼、鼓楼。据学者考证，钟楼在清代晚期已不存，其附近十字路口在清代成为“折楼口”［25］，钟楼旧址位于今开封市胜利街与省府前街交叉口西侧。经实测，钟楼旧址东距鼓楼约800米，二者居城市中轴线两侧，呈左右对称状。时至今日，两条南北街巷依然分列于中山路东西两侧，可视为研究古代开封城市布局的重要参考线。（图七）

四、新延福宫及大内北边界

北宋初年，东京大内承袭了后周时期布局，大内北边界即拱辰门东西一线。从目前学界关于北宋东京厢坊制度的研究成果来看，北宋政府未在大内北侧设里坊。笔者认为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大内北界与宋里城北墙之间的空间有限，仅作为“百司供应之所”［26］；其二，北宋东京里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隋唐时期皇城以北不设里坊，南面而治的旧制。

20世纪80年代，开封宋城考古队对北宋大内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和勘探工作，并对周王府紫禁城北墙东段进行了重点试掘，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之下发现了早于明代的夯土墙体，残存墙体距地表深5.3～9.85米，残高4.2～4.5米［27］。该夯土墙体基础埋藏深度与城内北宋地层深度大致相当，应为大内北墙。除该地点外，周王府紫禁城其余考古工作均以调查和勘探的方式开展。由于龙亭公园水域宽阔，地下水位较高，勘探工作局限性较大，且个别地质钻机探孔在周王府萧墙下距地表深11米处仍可探到城墙夯土。考古工作的局限性致使关于北宋东京皇宫范围的研究有多种学术观点，其中主流观点以“五里小城”和“皇宫二城”为主，二者虽有争议，但也均认为皇宫北界应位于今龙亭大殿后。

北宋徽宗政和三年春，于拱辰门外修新延福宫，其北边界抵里城北墙附近。据《宋史》记载，拱辰门外乃百司供应之所，为修新延福宫，不惜将内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辔等库皆移别处，又迁走两僧寺、两军营。新延福宫“东西配大内，南北稍劣。”由于新延福宫晨晖、丽泽二门皆视为禁门，因此新延福宫可视为大内的一部分。考古勘探及试掘成果表明北宋东京里城北墙自西向东经汽车公司停车场、塑料公司、文昌街小学、市人民体育场南部、汽车四队、二十八中一线。其西段试掘发现宋里城北墙残存墙体距地表深4.45～7.32米［28］。结合前文所证大内东西边界可知，政和三年以后的大内北边界西端大致位于今开封市公交三公司附近，其东端应位于今开封市龙亭区里城大院东侧。（图八）

五、余论

1.影响北宋东京大内边界范围的因素

随着大内四至边界及周边主要街巷布局的逐步明晰，不难发现大内位于里城西北部，而非北部，城市中轴线纵贯大内东半部，这恰好与“大内据阙城之西北”［29］的记载相符。通过前文的论证，笔者认为影响北宋东京大内形态及范围的因素主要有二。

第一，北宋东京承袭于唐汴州城和五代东京城，后周向北宋政权的过渡是通过较为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城市没有遭受战火破坏，里城及大内的多数城门在宋初时仍沿用五代梁、晋旧名，之后曾多次易名［30］。里城及大内诸多城门间有街巷、桥梁相通，这些主要街巷框架限定了大内南、东、西三方边界。

第二，统治者对大内范围的扩张及建筑布局有着重要影响。整个北宋时期，大内的扩筑主要有两次。第一次为宋初“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后雍熙三年欲再次扩筑，却因“居民多不欲徙”而作罢［31］。由文献记载可知此次扩筑规模不大，向东应未突破东华门外南北街巷。第二次扩筑即上文所述徽宗时期的北扩。此次扩筑范围虽大，但东西边界依然未突破东华门和西华门外南北街巷。

2.大内轴线及边界对建筑布局的影响

学界对北宋东京大内建筑布局的复原研究和论述较多，诸宫殿、内诸司相对位置基本明确，中轴线与宣祐门前的横街将大内分为四片区域：西北区主要为内朝、禁中、后苑所在区域；东北主要为东太子宫、资善堂、殿中省六尚局、御厨所在地；东南区仅有明堂等少量建筑；西南区为正衙文德殿、朝堂、中书省、都堂、门下省、枢密院、国史院等所在地。就布局特征来看，中轴线西侧建筑明显多于中轴线东侧，形成这种布局的原因应与大内南北轴线居东有关。相较于隋唐时期长安、洛阳等依规划而建的都城而言，北宋东京大内一方面沿用了其前朝后寝、主要礼制建筑居中轴线上的布局理念，但又受限于早已定型的街巷布局，无法形成轴线居中、左右对称的布局样式。（图九）

3.城市轴线及大内范围对里城厢坊布局的影响

汉唐时期，为便于城市管理，实行里坊制。里坊为城市最基层的组织结构，其优点在于实行网格化管理有利于城市治安稳定，但同时也限制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北宋初期，里坊制对城市管理仍有一定影响，以致于宋太宗至道元年“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32］。北宋东京里城设四厢四十六坊，四厢以御街、大内为界分为左军二厢和右军二厢，厢内设坊，各厢辖坊数量不等。从隋唐洛阳、长安里坊旧制来看，各坊面积大同小异。由于四厢围绕大内分布，那么城市轴线及大内在里城中的位置决定了各厢的面积。学界研究成果表明：左军第一厢位于御街以东、宣德门—旧曹门大街以南，辖二十坊；左军第二厢位于大内以东、宣德门—旧曹门大街以北，辖十六坊；右军第一厢位于御街以西、宣德门—梁门大街以南，辖八坊；右军第二厢位于大内以西、宣德门—梁门大街以北，仅辖二坊［33］。由此可知左军第一厢占地面积可能最大，右军第二厢面积可能最小，造成里城四厢面积悬殊的原因应与大内据里城西北、城市轴线略偏西的城市布局有关。（图一〇）

4.金、明两代对北宋东京大内的沿用与改建

金灭北宋后，北宋东京城遭战争破坏严重。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升汴京为南京［34］。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为避蒙古锋芒，又迁都南京［35］。开封作为金南京80年间，金统治者曾多次营建宫室。金南京皇城袭用了北宋东京大内大多数宫殿建筑，如承天门、大庆殿、隆德殿、严祗门、安贞门分别沿用了北宋时期宣德门、大庆殿、文德殿、宣祐门、拱辰门，但中轴线东侧建筑较北宋时期明显增多。

严祗门东北有尚食局、宣徽院、御药院、左藏库、右藏库、点检司、秘书监、学士院、谏院、武器署等［36］，该区域应沿用了北宋大内宣祐门东北东太子宫、资善堂、殿中省六尚局、御厨所在地。严祗门东南又有拱卫司、仪鸾局、尚衣局、尚辇局、繁禧门、安泰门、寿圣宫、燕寿殿、徽音殿、震肃卫司、中肃卫司等［37］，其地应相当于北宋晚期明堂及其附近，该区域建筑布局与北宋时期相比变化尤为明显。此外，金代仪鸾局东又有小东华门，与东华门相对。而西华门内并未见有与之相对称的“小西华门”。北宋大内宣祐门—东华门横街以南空间本就有限，金代小东华门或为原北宋东华门位置，小东华门外的太后苑、尚厩局、临武殿很有可能是向东扩筑区域，金代经扩筑后的皇城东边界应与明周王府东萧墙大致重合，即今南京巷—磨盘街—二十八中一线［38］。

文献记载明周王府“本宋时建都宫阙旧基”［39］，实则为金南京皇城旧基。此观点亦可通过考证艮岳及上清宝箓宫遗址的位置来印证。据《如梦录》记载，“礼仁门东北，乃是百花园，名寿春园。是周端王世子恭枵号龙亭所建。此园本宋徽宗御花园故基，有刨出石碣可证。宏大宽敞，内有大门、二门、两厢。后殿西厢后，有山洞，俱是名石澄泥砖所砌，与真山无异。上有古怪奇石、锦川、太湖墨石、洒金等石，参差巍峨，悬崖、峭壁、岩嵎、陵涧麓峪，无一不备，俨然一座高山。……外有海濠，紧依萧墙”［40］。根据明周王府紫禁城东墙及东萧墙考古勘探结果推测，周王府寿春园应位于今马府坑街以北、二十八中以南、无梁庙街以东、无量庵街及花井街以西的范围内。结合前文所证北宋东京大内东边界实际位置，可知该区域在北宋时期应为大内东侧上清宝箓宫及艮岳所在地，明周王府寿春园应是在艮岳或上清宝箓宫旧基之上改建而成。

整个宋金时期，皇城自始至终都具有向东、向北扩筑的趋势，最早可追溯至北宋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北宋徽宗时期，除大内北侧新延福宫外，大内东侧又修上清宝箓宫、艮岳，二者虽在大内之外，但作为皇家宫观园林建筑，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宫室用地又一次东扩。北宋末年，宋金战争对东京城造成了严重破坏，城市人口锐减，但同时也为金南京皇城再次东扩创造了条件。明代周王府虽袭用了宋金皇城旧址，中轴线也未曾偏移，但建筑布局变化却十分明显。宋金时期南北轴线及横街四分皇城的布局被明周王府紫禁城、萧墙内外相套的布局所取代，这或许跟明代严格的王府规制有关。

文章来源：本文由本刊编辑部提供，作者万军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王三营，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4年第4期，阅读原文请查阅当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