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生 之 误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做官干政、急于用世的习惯（有人叫“担当”，我看是“恶习”，李敖叫“拙于谋生，急于用世”）。但大都见于心性肤浅幼稚，作派虚傲猬狂，读《儒林外史》，我们知道，一旦遇到不顺，困厄，复杂，失败，像落弟举子，失意文人，就会走下三路，一是入幕，二是坐馆，三是便“自甘堕落”，泡戏院子玩女人，作词弄曲，写小说，占星炼丹，行医卖药，占卜迷易，上山入伙，讲课入教等等。杨树达先生曾检讨这一问题。他说：“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救药；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绝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日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在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积微翁回忆录自序》）。我觉得他的检讨可能过了点，因为这样的“恶习”不惟是几千年的“恶习”，就是1949年之后，也还是读书人的“恶习”，不是全部，但也绝不是一两个人，比如50年代的前辈，他们就特别容易“上钩”。

其实，人对政治关心不关心，那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在政治本身怎么样，赞成、反对和弃权都是政治表态，全看你的立场和能力。王国维对政治的参与并非一心读书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欢当时的“世变”，但他应感谢这个“世变”，因为它绝了读书人向上爬的路子，让他们想关心也关心不了。没有这种冲击，吴敬梓嘲讽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我一直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如果不是中国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同“西学”刻意对比，本来是没有什么“国学”的。王国维治国学，时间很短（连学带干才16年），但成绩很大，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比别人厚（当时这样的人很多），而是因为两条，一是他西学训练好，有贯通文、史、哲的人生体验，“识”比别人高；二是他在罗氏身边，于新出材料有近水楼台之便，与欧洲和日本的学者有广泛交流，“见”也比别人广。

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所治“国学”，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学”，也是“不中不西之学”。

王国维是反对革命、绝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学问。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虽然碰巧同西方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合了拍，但却不是明识时务，自觉自愿，而是情不得已，充满痛苦。如果说，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该向他们学习，置民水火于不顾，那不仅是没有良心，而且是绝对昏聩，都似“何不食肉糜”一样傻傻呆呆的，叫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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