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四十）“深潜”——张志和（下）

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成立后，张公馆就成了四川民盟省委机关所在地，川盟全体领导同志经常在张公馆开会议事，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也常来此论政。

成都陕西街72号张公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6年，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张澜、张志和参加了成都各界于8月18日在蓉光电影院举行的追悼大会。

此前两天，张志和还专门邀请了西南联大的朱自清先生来参会，朱先生一改平日的轻言细语，文静端庄，不顾个人安危，在大会上为死难烈士慷慨陈词。

当时，会场混进了许多特务，伺机捣乱，在大会行将结束时，一小撮特务竟狂呼：

“打倒民主同盟！”

接着，几个便衣跑上了主席台，张志和生怕张澜主席发生意外，赶紧护送他离开会场。

张澜刚坐上一辆黄包车，特务们就用装着红墨水的鸡蛋壳和包着豆瓣的荷叶向张澜打去。

张志和急中生智，立即将张澜的礼帽戴在自己头上，而且也叫了一部黄包车，拼命向人多的地方跑去。

因为，他与张澜都穿的是蓝色长衫，特务们只认礼帽，一时也弄不清楚谁是谁，都转过身追戴礼帽的张志和，不停地向他丢东西。

在张志和的掩护下，张澜终于甩开了特务，但也受了伤。张志和请董秉奇大夫到家里为张澜治伤，饭菜都由夫人李琏仿亲自送到房间，并嘱咐家人严守秘密。

其实，张志和生活是简朴，烟酒不沾，一直教育家人和子女要自食其力，勤俭持家，不劳者不获食。

其公馆里所有的排场铺设，全是为了掩饰革命工作，各项开支，都是靠他当军阀积攒下来的几十万银元。

1948年，党中央指示张志和加速做好争取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的起义工作，联合刘文辉，反对蒋介石，迎接解放军。

张志和与刘、邓、潘研究决定，成立起义联合参谋部，各指派代表一人参加，由张志和作召集人，经常与中共地下党员唐新民联系，商讨有关准备起义的部署。

1949年，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后，数十万残敌拥挤到了成都平原。

中央军委分析认为:

胡宗南、王陵基残部必然会逃往西康，再由云南入缅甸，或向西藏、印度逃窜。

遂指示张志和，要川盟在四川、西康即做准备，组织地方力量予以阻击，不让残敌安全南逃。

必要时，还可动员西康民间武装进入成都平原，协助解放军和各地人民武装消灭蒋、胡、王军队。

张志和接受任务后，考虑到要达成这一目的，必须做好三件事：

第一是消弭西康军民的对立；

第二要使军民团结；

第三要使军民共同走上革命道路。

国民党西康省政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因为，当时的国民党西康省保安司令部雅、荣、汉联防总队长朱世正与刘之间存在隔阂，互有戒心。

朱世正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6期辎重科毕业，1939年在衡阳中央军第200师任侦察排长。1943年冬参加湘西战役，阻击日军西进。1944年，又参加衡阳战役。

此刻，朱世正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于是另谋出路，乘乱而起，串联了雅安、荥经、天全、宝兴、芦山各县武力，被推举为总司令，号称革新派，率众与刘文辉对峙，势力已相当强大。

当时，刘文辉经中共、民盟、民革多年工作，已经决定起义。

对此，张松涛在《我参加西康民盟武装斗争》一文（未刊稿）中回忆到：

“1948年6月中旬，我从香港带回中共华南局负责人连贯、民盟张澜、民革李济深，以及朱蕴山、杨杰给刘文辉的信件。

6月下旬，经张志和约请刘文辉，安排在陕西街72号张宅会面，当时张志和同志在座。

我向刘文辉转达了香港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将几封信件当面交给了刘文辉。李济深还专门写了密函绢条，要我交给张志和。

此密函绢条现由张弢英保存，其内容如下：

志和吾兄勋右：

别来匆匆又将3载，至念。张、张两兄转港具道吾兄领导革命，努力不懈，至佩贤劳。

独裁政权的总崩溃即在目前，唯川康地居重要，一篑之功，乃在于此，至盼与自乾（刘文辉字）、晋康（邓锡侯字）、耿光（即杨杰，民革西南执行部负责人）诸兄策定进步计划，迅付实施。

外交方面，此间可负全责，余由松涛兄面详，专此敬颂筹祺。

深上8、29

因此，帮助刘文辉消除武装对立面，自然成为张志和的首要任务。

1949年8月25日，张志和在王陵基处探得蒋介石已在前一日飞到重庆的消息后，立即同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桢同车前往西康。

到达雅安后，刘文辉告诉张志和:

起义后，西康军政人员跟他走毫无问题，他现在唯一担心的，是西康各地的袍哥武装。焦点人物，就是新冒出来的荥经袍哥舵把子朱世正。

朱世正的崛起与鸦片紧密相关。

1946年3月，刘文辉派保安大队司令张禄宾率1000多士兵到荥经禁烟，当时回乡探亲的朱世正被推为西康人民义勇军副总指挥，率部与其血战。

1947年，朱世正又纠集天全、芦山、宝兴等袍哥武装5000多人向刘文辉的地方政权发起大规模武装攻击，一度攻陷天全、芦山，逼近雅安，此事被称为有名的“雅属事件”。

刘文辉最终被迫改剿为抚，委任朱世正为西康省保安司令部雅、荥、汉联防总队上校总队长。

此时，朱世正年仅29岁，他并不信任刘文辉，对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就这样，在雅安民间拥有极大声望的袍哥武装舵把子朱世正，即成了张志和主要的工作对象。

这时，恰好有荥经县民盟盟员赵锡骅前来毛遂自荐，说朱世正与他自幼有同乡同窗之谊，私交极深，他可以出面去拉朱过来。

张志和大喜，即请赵锡骅去完成这一工作。

赵锡骅回到荥经后，先与朱世正最尊敬的老师黄汝杰联系，将黄汝杰发展为民盟盟员，再由黄汝杰与他共同出面做朱世正的工作。

不久，朱世正也加入民盟。

张志和得知朱世正入盟的消息后，致函与他，要朱世正约集该部首脑人物，由他前去讲话。

朱世正同意，并将时间定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地点在他家乡荥经县天宝山寨子里。

西康荥经县大湖寺藏经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那一天，到会的民间武装大小首领有400多人，全都带着短枪保镖。张志和向他们讲解了世界大势、中国当前局势，说明民间武装应当从事民主革命，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消灭蒋、胡、王残余军队才有出路等问题。

全体与会人员表示服从民盟领导，听从指挥。但张志和并不放心，旋即将他们中间威望较高、势力较大的人物挽留下来，由他分别与之谈话，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如此三天之后，他们才各自回去准备。

随后，张志和邀朱世正前往雅安与刘文辉见面，冰释前嫌，朱答应同往，终于与刘文辉言归于好，使西康内部安定下来。”

此后，张志和继续与刘文辉商谈如何进一步策反川康军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蒋、胡、王军队的各种措施，以及如何改造24军和改善军民关系等问题，并决定:

刘文辉速返成都负责领导策动邓锡侯、潘文华及川康军队、绅耆、地方知名人士、民众团体，配合解放军解决反动军队。

张志和则留在雅安，抓紧武装群众的工作，相机对流窜入西康的国民党军进行阻截。

西康战役发起后，张志和与第24军参谋长杨家桢一道协助该军代军长刘元瑄阻击胡宗南残部作战，并通过王少春领导的电台，每日数次向周恩来直接报告战况。

张弢英至今仍保存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拍给他父亲的紧急电报原件。

全文如下：

张志和并转刘、邓、潘三先生第二野战军刘邓

来电转如下：

恩来巧亥

军委：我先头17军与10军已于铣日攻占乐山青神，正向西发展，战果待报。11军12军今（筱）日可到达新津、彭山之岷江东岸地带。

特此专告。

刘伯承邓小平

张志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张志和从延安返川经过12年的努力，出色完成了毛泽东亲自交给他策反川康高级军政人员起义的任务和统战工作，为和平解放川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是我党在四川开展秘密工作、功勋卓著的优秀“特工”。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签署“任命张志和为川西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委员”，同年，张志和赴京参加中国民盟大会时，周恩来总理邀请他赴京工作。

1951年5月18日，周恩来签署“任命张志和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

1952年，张志和给政务院参事室的“自传”中也写道：

“我在当军阀时（师、旅、团长），尽管没有直接剥削过人民，干过那些卑劣贪污的事，但仅凭当时一个旅长每月3000元的津贴，师长5000元的津贴，这样积累好些年我就存了二、三十万银元的财富。

自然，这些钱的来历，还是从剥削人民来的，因此，我思想上一直认为应该还给人民，所以抗日战争前、抗战期中，以及解放战争中，我历年从事团结抗日和平民主运动、反蒋革命工作，所有开支经费，总是尽其所有，我的个人家业，已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

即便如此，有关恢复党籍问题如磐石一直压在张志和心上。

自1937年从延安回川，党中央派邹凤平来传达恢复他的党籍，为了保密，他只能同上级指定的张曙时联系，不能同地方党组织任何人有组织关系。

此后，他按时交纳党费并多次向组织捐款，都是张曙时经手汇往陕北。

1938年，经张曙时的介绍，李一氓引见，张志和与周恩来、叶剑英有了联络。整个抗战期间，张志和多次到重庆“南方局”秘密拜访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汇报情况领受任务，事实上已回到党内，而且，张志和加入民盟也是经党组织批准的。

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曾派肖哲生与张志和联系，因肖被捕后关系中断。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归党”请求未得允应，终生耿耿于怀。

还有一件事，三十年代初未能成功的江津起义，也给张志和造成了难以洗涮的污垢。

张澜曾提名张志和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却遭到一些不了解张志和工作性质而只看到其表面的同志的强烈反对，致使负责西南军政工作的邓小平（或用“一位主要领导人）”写下：“张志和在江津起义中的行为，古今皆不能容。”的批示。

195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该报记者纪希晨的报道《四川的右派群丑》。报道说：

“材料证明，章罗联盟为独霸被称为民盟‘发祥地’、‘根据地’和‘大阵地’的四川，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作了部署和准备。

刘邓大军渡河以后，他们认为‘国共南北对峙’局面下，正好大有可为。

为达到在‘三分天下’中‘割据西南’的目的，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逵、范朴斋、张志和、张松涛等，根据章伯钧的扩充实力搞军事投机的指示，除拉拢大批袍哥（即哥老会）地主恶霸特务入盟（如川西15个县668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袍哥特务），同时还在川北、川南、西康等地收编袍哥、土匪，建立反动地方武装，阴谋与人民争天下，企图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

拥有3000多袍哥土匪，到处抢劫群众的土匪头子朱世正，被他们委任为民盟西康省委的主任委员。

解放后，这些反动武装纷纷发动反革命暴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亲自发展的伪保安团长王德全首先叛乱之后，朱世正等匪部也都参加了叛乱。”

西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样一来，当时经过张志和深入天宝寨做工作，才同意支持革命，阻击国民党军队的朱世正、王德全等袍哥武装首领，西康解放后全成了“袍哥土匪”“反动地方武装”“地主恶霸特务”。而配合解放军作战的行动，变成了“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的反革命罪行。

这一错案的严重后果是：

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在西康省荥经县错杀了109个民盟领导的起义有功人员；

另有36人于服刑中死亡，共计145人冤死，近千人受株连，遭管制；

所有这些被关、管、杀人员两代家属子女均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34年后，荥发（1984）25号文件称：

“经复查，解放前夕民盟地下组织，为配合迎接西康解放，在中共地下党支持参与下，派张志和、彭迪先等盟员负责争取国民党西康保安司令部，雅、荥、汉联防总队队长朱世正率部起义。并在起义后对人民做了有益工作。

但解放后，对他们没有按照党的政策作起义人员对待，更为严重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又把这支部队错误地定性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武装组织’”。

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除这支队伍的军事人员外，其他参加策反起义的政治工作人员均因株连而被处理，有文书档案可查的有51位。

而且，还有一个“历史证人”永远也不能原谅张志和。1930年9月7日深夜，她亲眼见到张志和“屠杀”了那样多的起义士兵，并将她与她的同志判刑入狱。

她就是当时从江津调到省政府文史馆担任馆员的曹泽芝。

《江津县志·人物志》载：

“曹泽芝（1905——1974年），女，又名曹诚。江津县吴滩乡人。1926年下半年，在江津女子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初，赴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是江津选派四川省妇联的早期代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8·1’南昌起义，失败后辗转上海、香港、湖南、四川等地进行地下活动，后与党失去联系。

1930年，在江津驻军举行的‘9·3’兵变中，任行动委员，起义失败被捕。后秘密为党做统战工作。

解放初期，军粮紧缺，她率领民间武装在油溪镇截获国民党军5船大米，押赴重庆支援人民解放军。

江津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主持公安工作，后调四川省文史馆任研究员。1974年1月28日病殁于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

1957年底，曹泽芝来到成都遇见张志和，马上向组织反映了她亲眼看见的张志和在江津“9·3”兵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历史，往往充满了误会而且染着斑斑血迹与泪痕。

1975年初，长期遭受“四人帮”迫害，刚刚恢复自由的李一氓和中央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前往北京辟才胡同国务院分给张志和的宅院，看望生病的张志和。

这是他晚年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情。这年10月，张志和在北京遭遇车祸而亡，终年81岁。

1979年，张志和被改正“右派”。1980年彻底平反，落实政策，1981年2月1日，其骨灰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3年，中共四川省委川委函（1983）51号文件认为：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又把这支起义部队错误地定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土匪性质的武装组织，并决定对中队长以上人员均以土匪骨干论处’。

这就混淆了历史的功过是非，以致使参与策反起义工作的一大批民盟成员、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受到株连和影响。这实属一个错案，省委同意予以平反。”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了朱世正在任雅、荥、汉联防总队长期间率部起义的事实。

同时，撤销了1954年对朱世正判刑15年（因朱世正不服判决，被关押了25年才得以释放）的处理决定，宣布按起义人员对待。并对朱世正、王德全二人作了政治安排（分别为省与地区政协委员）。

张志和、潘大逵、范朴斋、张松涛等人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均已先后得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