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无量：字好何必盖章，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谢无量的“字好何必盖章”，绝非否定印章的艺术价值，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书法本质的追问。他以“孩儿体”的稚拙对抗程式化的精巧，以“不盖章”的决绝守护艺术的纯粹性，最终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开辟出一条“归真返璞”的独特路径。这种超越时代的艺术自觉，至今仍在提醒我们，真正的经典，从来不需要多余的注脚。

中国书法中的印章使用自宋代逐渐普及，至明清发展为“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成熟体系。印章不仅承担标识作者、平衡构图的实用功能，更成为文人精神的延伸，如文徵明的“停云馆”、八大山人的“八大山人”印，皆通过篆刻艺术传递独特的审美意趣。

但谢无量所处的民国时期，正值传统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冲击的转型期。他的观点可视为对传统程式的反思：当印章从艺术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异化为身份标签或市场符号时，其存在是否反而遮蔽了书法本体的价值？

谢无量的书法被称为“孩儿体”，看似稚拙却蕴含深意。这种风格源于他对老庄哲学的深刻理解——《道德经》“复归于婴儿”的思想，在书法中转化为对天然本真的追求。他临习《瘗鹤铭》《郑文公碑》时，刻意弱化碑刻的金石气，强化书写的流动性，使点画如“寒崖透春消息”般自然生发。

在此理念下，印章的介入被视为“人为斧凿”，与他所倡导的“笔挟元气，风骨苍润”（于右任语）形成冲突。正如他在《跋自书诗册》中所言：“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

谢无量将书法视为“心画”的直接呈现。他在《漫谈书法及其他》中指出：“作家心中所蕴藏的学识、襟怀，不可能不行诸翰墨。”这种观念与宋代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主张一脉相承，但更强调去形式化，当书写者的人格、学养已通过笔墨自然流露，印章的附加便显得多余。

据记载，曾有人当面求字并索印，谢无量笑答：“当面见我亲手所书，可以放心是真迹了，有图章者反成假托。如定要盖章，外人认为伪作，我是出门不认账了。” 这种态度既体现对自身书法辨识度的绝对自信，也暗含对市场逐利行为的抵触——在赝品泛滥的民国，印章反而可能成为造假者的工具。

他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手卷、《陆游梅花绝句》文卷等作品，均以素纸墨笔呈现，通过字距疏密、墨色枯润的自然变化形成完整的视觉节奏，印证了“不盖章亦成完璧”的艺术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谢无量并非完全排斥印章。1955年为杜甫草堂题写“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对联时，他特意钤盖“谢无量印”“啬庵”二印。这种矛盾性恰恰彰显其艺术思想的圆融：在对文化先贤表达敬意时，传统印章形式成为情感载体；而在日常创作中，他仍坚持以笔墨本体对话古今。

所以，谢无量的字好何必盖章，是对自己书法的一种自行，也是对自己“孩儿体”一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