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我在：李胜洪的书法境界——从笔墨到课堂的文化守望

大慧堂的清寂

那是一个微凉的春日午后，阳光在北城的楼宇间斜斜洒下。北京奥运村以北的小区一隅，掩映在竹影与绿植之中，有一处不显山、不露水的院落。若不是一位学生在路口相迎，我与女儿大概很难想象，李胜洪（著名书法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原常务副院长，湖北荆州江陵人）的“大慧堂”就隐藏在这样安静的角落。

半地下的院子，石榴与月季正抽芽吐绿，墙头的藤蔓顺势而下，仿佛要将外界的喧嚣一并遮蔽。推门而入，几分清寂扑面而来。屋内陈设极简，几幅自书作品悬挂墙上，笔力遒劲，却并不张扬。那张四米长的画案，占据着视线的中心，犹如镇堂之物。案上茶具古朴，热气氤氲，却不见多余的陈设。正如刘禹锡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一方简陋之室，因主人而自有风骨。

李胜洪微笑着迎出，向学生介绍我是他的同乡，随即又转身招呼女儿，夸奖她这么年轻就在加州高校获得终身教职。他语气随和，老朋友见面，无一丝客套。未几，他继续点评学生的习作，声音平和，却字字如铁。讲到运笔与结体时，他忽然顿住，抬眼望我，似乎要确认我也能听懂。他说：“书法是有法的：执笔有控笔法，行笔有运笔法，结字有法，谋篇布局亦有法。但法之外，更有无法。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守，是为了不忘来处；破，是为了开路“。

我悄声对女儿说：“你看，李老师名为讲书法，实为讲哲学。”果然，他的言辞超出了技艺的范围，直指生命的本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书法于他，早已不是写字，而是参悟天地、安顿灵魂的方式。

守与破之间的书法哲思

他常说，书法是最讲“法度”的艺术。古人早已留下千年不坠的规矩，从执笔到运笔，从结字到章法，每一笔都有章程，每一画皆可讲究。世代相传，法帖累累，后人反复摹习，便有了所谓的“正脉”。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在学生习作上停笔良久，忽然轻声道：“古有古法，今有新法。若无古法，何来新法？但若只有古法，而无破立之意，则一切皆成了陈迹。”

他眼神平静，语气却暗含锋芒。笔下的“一横” ，或轻或重，或缓或疾，皆可为法；但若拘泥于某一 “应当” ，那就失去了生命的气息。他比喻说：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书法亦然。法若成了镣铐，那便是束缚；唯有在法度中寻找破口，在规矩中生出自由，方能表现属于自己的个性。”

他这一番话，让我想起石涛的宣言：“无法之法，乃为至法。”书法之“法”，不是教人一成不变地守，而是教人如何在守中求破，于破中仍不离其宗。所谓“守” ，是对传统的敬畏，是向历史的请益；所谓 “破” ，是对自我的召唤，是一代人必然要付出的探索。

我看着那幅尚未完成的行草，线条舒展，宛若清风拂竹，又似急雨敲檐，整幅作品充盈着不可预测的生机。每一笔都立在古人的基石上，却又偏偏走出属于当下的姿态。

我理解：“他讲书法，其实在讲做人。”人若不知“守”，便容易轻飘，失了根脉；人若不敢“破”，则注定在旧法中徘徊，终身无法开拓新境。我说给女儿听，她默默点头，似有所悟。

自有我在：艺术的自我与自由

2014年的春天，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人潮涌动。那场名为 “自有我在” 的个人书法展，让李胜洪的名字再一次被推到聚光灯下。厅堂之内，翰墨飘香，四壁悬挂的字幅既有篆隶的古朴，也有行草的恣肆。开幕式上，书法界泰斗、文化名流纷至沓来，气氛热烈而隆重。

可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外界的喝彩，而是他对展览题目的解释。那一日，在作品前，他娓娓道来：“石涛说过，‘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腹肠。我之书法，亦当如此。”

在他看来，临摹经典固然重要，但若不能在书写中呈现“我”的心性，那便只是空洞的匠活。所谓“自有我在” ，就是在承袭传统的根基上，写出属于自己的面目与气象。正因为如此，他的字里行间，常常既能让人感受到汉简的古朴、碑帖的劲健，又能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一种鲜明的现代情感。那不是模仿，也不是炫技，而是心与笔的自然流露。

莫言曾说，世上写得“好看”的字并不少见，但能在“好看”之外，再透出个人的独特气质，方是真正的书法家。王镛则评论他“渐行渐修，不激不厉” ，在娴熟笔墨之中自见清风朗月，既合乎古意，又能自在挥洒。

我在展厅里徘徊，忽然明白，“自有我在”四字，不仅是艺术的自我宣言，更是一种文化立场。在一个浮躁的时代，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不去追逐名利，不为市场所役，而是静静地与笔墨对话，与古今对话，与自我对话。

那一刻，我想起在“大慧堂”工作室里，他说过的一句话：“书法的本质，在于真。”字里行间，唯有“真”才能打动人。所谓“自有我在” ，归根结底，便是真诚不欺的心境。

超越个人：文化的担当与守望

若说“自有我在”是艺术家的内心回响，那么他真正的身影，却常常出现在更为朴素的场合——一间普通中学的教室，一个拥挤的大众讲堂。

在荧屏与键盘成为书写工具的今天，人们提笔写字的机会愈来愈少，汉字仿佛正在从“书写”走向“符号”。李胜洪对此忧心不已。他说：“书法的生存，仰赖于日常的书写。如果孩子们不再写字，书法便会失去根脉。”

因此，当2009年中国书法申遗成功，他所庆幸的，并非自己的名字被媒体反复提及，而是终于有了一个契机，可以让社会重新凝聚对书法的敬畏与热情。他把这次事件看作“一块沉甸甸的奠基石” ，但心里真正念念不忘的，是它能否推动书法教育进入校园，能否唤醒孩子们对汉字的亲近与热爱。

2011年，他协同吴为山调研并推动政协提案，倡议 “书法进课堂” 。其后，教育部出台文件，将书法课程纳入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政策的出台，不过是一纸公文；而在这背后，则是他数年如一日的奔走、呼吁与讲述。

然而，比这些更让我动容的，是他亲自走进课堂的身影。武汉沌口小学的讲座上，他伏案挥毫，孩子们围拢在一旁，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第一次真正看见汉字在纸上“活”过来。他告诫学生：“写字不是任务，而是与你自己心灵的对话。”那一刻，他像一个耐心的园丁，正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悄悄埋进孩子们的心田。

去年夏日，在荆州北门中学的讲堂上，他又以《楚简与荆州》为题，娓娓讲述楚文化的厚重。那一场讲座，没有华丽辞藻，却让孩子们在仿佛远去的历史中听见了笔墨的回响。最后，他将自己编写的《楚简书法字帖》郑重捐赠。他期望：“让书法回到生活，让文化回到人心。”

有人疑惑：全国知名的书法家，何必把时间耗在中小学的讲台？他只是笑答：“如果书法只是我一个人的荣耀，它早晚会消散；唯有成为孩子们的呼吸，它才有未来。”

这句话，像一支长久燃烧的烛光，照见了他与众不同的方向。艺术之高峰，或许只关乎个体；但文化的担当，却始终连着民族的根脉。李胜洪愿意把自己置于后者，这就是他的选择。

人格与境界

与李胜洪交往多年，我愈发觉得，真正打动人的，不只是他作品的气象，而是他为人的姿态。

书法界从来不缺名头与噪声。有人热衷于头衔的累积，有人醉心于拍卖场上的价格起落。可是，他在浮躁的洪流中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与节制。他头顶过许多光环：中国书法院创始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坛十大年度人物”。但这些，他很少主动提及。相反，他常说：“真正的书法，在作品里，不在头衔里。”

这种淡泊，源自他内心的坚守。他看重的，是一笔一画是否诚实，是一幅作品能否映照出人的心性。也因此，他的书法总是给人以“自然”的感受：不炫耀，不做作，笔墨之间仿佛自有呼吸。正如莫言所言：“既好看，又自然。”

更难得的是，他把这种自然，延展到了为人处世之中。无论是在“大慧堂” 简朴的工作室，还是在讲坛上面对一群懵懂的孩子，他的言语始终谦和，举止一贯从容。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书法并非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一种修养，一种风骨。

有一次，他送我一幅横幅，上书“妙笔生花”；送给女儿一个印有自己书法的瓷瓶。那一刻，我心里明白，这些馈赠不仅仅是物件，而是他人格的一种投射。——字如其人，物如其人。他把心意写进了笔墨，也写进了人情。

有人称他“德艺双馨”。在我看来，更准确的形容是：超凡脱俗，自有我在。 这是他艺术的境界，也是他为人的准则。

回想初到“大慧堂”的那一幕，简朴的院落，竹影婆娑，墙角的月季与石榴安静生长。我忽然觉得，那就是他人格的象征：不张扬，不喧嚣，却自有清芬与力量。正如《陋室铭》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李胜洪的人生，便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