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家族”的中国史学贡献：两司马著史 两司马注史 “双壁”交辉

司马迁

在中国史学界，五千年“著史注史”，没有哪一个家族能像“司马家族”这般做出如此辉煌的成就：两司马“著史”奠定中国纪传体通史与编年体史书史学基石，两司马“注史”构建经典史书的权威解读体系，一个家族“四司马”跨维度完成“创作著史”与“注史释史”完整链条，共同构建起“中国司马氏史学脉略”，对我国史学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一、两司马专注“著史”：两部史著奠基史学两大基石，成就中国史学“双壁”

西汉司马迁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体例与叙事范式，形成了我国史学史上的两座巅峰，并称中国史学“双璧”。

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纪传体通史史学创作范式。首创“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体结构，全书共130篇，以人物纪传体为核心，“表书”兼顾时间与制度，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打破此前史书“断代记事”局限，确立了“通史”写作传统。纪传体例成为后世官方正史“二十四史”标准格式，“实录”精神成为后世史学家的职业准则，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聚焦“实用”与“体系”，完善编年体通史。参考322种史料，全书294卷，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系统梳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959年周显德六年共1362年的历史，将历史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通过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得失，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借鉴，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学的巅峰之作，开创了“资治史学”传统，弥补纪传体“一事散见于多篇”不足，使编年体成为与纪传体并立的重要史学体例，深刻影响后世官方修史导向。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光所主编《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并称我国“史学双壁”。

二、两司马专注“注史”：两部“释史”著作构建中国史学脉络

西晋司马彪撰写《续汉书》83卷，重点记载东汉光武至献帝时期历史，尤其在礼仪、舆服、百官典章制度和天文历法记载极为详实；其“志”部如《律历志》《礼仪志》史料价值极高，被南朝宋范晔收录入《后汉书》，成为“二十四史”中《后汉书》重要组成部分。司马彪还为东汉班固《汉书》作注，重点注解如《诸侯王表》《百官公卿表》“八表”和《天文志》，弥补班固《汉书》部分内容的简略缺陷，是研究《汉书》早期注疏的重要残存史料。

司马贞

唐代司马贞著《史记索隐》，全书共30卷，专为注解《史记》而作。司马贞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为宗旨，校正《史记》原文文字讹误、补充史实缺漏，对书中的先秦诸侯世系、古代典章制度、生僻字词及典故进行详细考证，在梳理“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脉络上贡献突出。

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是注解《史记》的巅峰之作，与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并称“《史记》三家注”，是后世研究《史记》最核心注本。

三、“司马家族”为何光耀史册

历史上司马氏的史学著作，以“著史”和“注史”两类为核心，覆盖纪传体、编年体通史及经典史书注疏。司马家的史学贡献覆盖“创作”与“解读”两大维度：司马迁、司马光的两部通史分别以纪传体、编年体定义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范式；司马贞、司马彪通过注疏与补史，让经典史书的价值得以延伸，共同构成中国史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司马史学脉络”。

司马迁家族的历史轨迹 可以追溯至远古颛顼时期的重和黎。重掌管天文，黎掌管地理，后代承续掌握天文地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周代周宣王时期，重黎氏的后人程伯休甫被宣王赐姓司马，司马氏世世代代掌管周史 ，工作主要是掌管天文历法、记载史事、起草文书等。

周惠王、周襄王时代，司马家族为躲避周朝内部动乱，逃到晋国，后三家分晋司马家族也分为三支，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一支逃到秦地，受封后改称夏阳的少梁，司马错、司马靳等先祖葬于华池，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司马谈四代葬于高门，司马迁出生于夏阳，司马家族在夏阳形成聚居区。

西周、春秋时期，太史是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负责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当时，太史的工作对于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国家礼仪制度的维护者。

司马氏家族在周代起就“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与皇家典籍。司马谈曾计划撰写一部通史，不料其未竟之志竟成就了司马迁中国史学上的崇高地位。

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司马家的史学传统并非刻意传承的家族谱系，而是由司马迁奠基、司马光隔代呼应共同形成的“精神接力”，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历史价值”的深度共识与“精神共鸣”，具体体现在于他们的个人担当，本质体现的是他们对“史学精神的传承”：

司马迁以“家学+使命”奠基，确立“记录真实、贯通古今”的史学内核；司马光以“时代+实用”拓展，赋予史学“服务治道、解决现实”的新价值。司马迁和司马光共同塑造了“司马氏”在史学史上的标杆地位，让“司马家族”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