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师部院到地方各级衙门，为何要设数量庞大的书吏？

嘉庆皇帝端坐大殿，抬头望柱，眉头紧皱，叹出一句：“本朝与胥吏共天下！”古今到此，谁会想到清代的官府竟和胥吏把江山分了。从头至尾，胥吏这群人，被历代皇帝当成祸患，人人喊着要治，可偏偏治不了。一桩桩旧案、一宗宗新政，胥吏的影子随处可见，好像谁也绕不过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究竟有多厉害？

胥吏的身份，说简单点就是“编外的合同工”，不是官，没经过吏部的选拔，没有品级，干活也不在编制里。这些人多数被临时聘用，什么登记、文书、核账，衙门里的活都做。看起来不起眼，但要是没他们，连基本运转都麻烦。往往一个衙门的行政机器，最底层的齿轮就是这些人。怪不得，连嘉庆都无可奈何。

但仔细梳理，有“皂吏”、有“捕快”、有“门子”、有“斗级”，一路分上去。明代之后，这帮人被归到“役”的行列，被官场和社会都视为低贱。大凡衙门门口拉拢办事的那些，按规定，其后代不能参加科举，社会地位低。可到了清代，书吏又不太一样了。会写字，会算账，还能抄录成绩，文化水平不低。他们在官府里居于要地，甚至有人敢和士绅对峙。究竟怎么分，有时候看着同样是胥吏，实际地位却天壤之别。有时候真让人迷糊！

这群人千头万绪。北京的宗人府、内阁、中书科等处的胥吏被叫“供事”；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国子监这些地方，书吏叫“经承”；省里的总督、巡抚衙门书吏才是真正的“书吏”；到了府州县，更是“承差”“典史”“攒典”。读古书时发现各种奇怪头衔，其实都脱胎于这群“胥吏”。不同衙门头衔不同，不过职位和分工明细，这么一拆解，参考文献里这些名目全变得易懂些。

实际人数上，每个衙门书吏数量都不少。户部最繁重，额定就有238人，还不算临时增补的，合起来上千人。其他衙门大多少一些，京师合计书吏约1200人。督抚衙门没有硬性定额，闽浙的最多，59人；台湾最少，才12个。四川布政使司72人，新疆只有26人。按察使司也是四川称王，江苏却只有6人。各地差异明显，公务繁简一家一制。谁能想到，一个帝国竟靠这些人撑起来绝大部分行政？

再细看府州县，每个地方十几二十人，散州厅与县区更少，不过几人到十人还将将够用。衙门运转全靠这些“游兵散勇”，事情不大，人员精简。地方政务像流水账，人人磨时间，分摊下来还能应付。

说起来讽刺。清代官员选自科举，读的是四书五经，考的是八股文。正经上岗了，文书处理、账目核验一概不懂。衙门里真正清楚业务的就是胥吏，正式官员一头雾水。官员当了官，事儿全丢给胥吏，按理官应该主事，实际胥吏才操盘。你说，这样的体系不是让人哭笑不得？

即使书吏水平高，清朝制度也故意把他们提拔权收得死死的。任职五年才有参加考试的机会，最多混个正八品，还是没啥实权。其他多数都成了杂职，根本上不让胥吏参与到决策圈。能干的人升不了，没用的人却居高位。这就是清代体制悖论。简单说，就是体制性的“卡脖子”，治事的人永远在门外晃。怪不得胥吏问题始终无解？

事情的发展就这样摆着。正式的官僚不会用人，胥吏掌握实权，但永远都是外围人员，利益纠结难化。利益网长年积淀，胥吏和堂官、司官一勾结，成案早已不是谁主持什么，而是一层层的转手。《清稗类钞》有句话写得很明白：“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这流程下来，末端定案不是官员的意见，是胥吏的话事。业务环环相扣，胥吏成了“最后说了算”的关键人。

谁都知道，胥吏中有不少人左右逢源，与堂官互相利用。甚至更甚，贪官通过书吏暗中分赃舞弊，一出衙门就成两帮人一个利益圈。好多人家族世代做胥吏，门道通透。清代的吏治，说白了，就是胥吏管着，官员摆样子，老百姓最多看个热闹。

三朝皇帝康熙、雍正、乾隆都说要整治这事。口头批评、雷厉风行的指示，实际却没能根本解决。胥吏的问题，每代皇帝都认定是祸患，但没办法。甚至到了光绪二十七年，朝廷下令裁撤胥吏。纸上的改革转了又转。可官场已经腐朽透底，再怎么裁也没用。那些年颁布的那些政策，最终都成了空中楼阁。清朝没几年就覆灭了，这事没人再提。

不过，现实却不是这么简单。有些胥吏受欺压也不买账。他们不是只会跟着主官混，也有反抗、钻空子的能耐。有时暗地里和地方绅士联合起来，甚至反咬堂官一口。书吏虽是底层，却不完全无能。史料里看得出来，书吏群体自己有生存智慧，时局有变时他们甚至主导局势。有谁敢说他们只是被动被利用？有的地方胥吏还主动参与政务清查，内外通吃。反正，官方管控制度再怎么收紧，也压不住这种复杂的社会空间。

不过有点我又犹豫了，明明胥吏被死死压着、地位很低，但实际情况，日常决策里他们总能左右结果。是后门还是正道？反过来，书吏这群人有时的确败坏吏治，却也成了维持根本秩序的主力。此消彼长，分寸难以精准掌控！比如清末湖南书吏参与地方改革，新政刚推，官府用书吏梳理账目，平乱安民。结果书吏成为当时救火队。这种事谁又说得清？

京师户部那些额定书吏，最近在研究机构里有新统计，数据没大动过。按照2024年国家图书馆最新解密的库档，数量分布和之前史料记载大体一致。新史学者用互联网交叉比对户部的人事变动，发现胥吏在财政清查过程中被官方极度依赖。数据为1150-1300人变动不居，无论怎么变化，胥吏都是维系衙门的“刚需”。

幕僚队伍，也和胥吏关系密切。大部分督抚衙门行政靠幕友和书吏互相补位。新近南京档案馆公开实录披露，江苏府有多名书吏同时兼任税务协査，一人多岗，权力交叉很明显。官方追查腐败时总碰到胥吏圈子庇护后任，想打破利益链，但实际效果有限。最近专家组实地走访老县衙门遗址，发现旧时书吏案桌带有密密麻麻的工作记录，多少公案、多少条例，全靠他们一人抄写。那些书吏，书写速度堪比复印机，核算账目极其精细。谁能否认，他们是顶级“业务流”？

可话又说回来，胥吏并非铁板一块。有人谋私，有人扎实干事，也有一心自保、随时换人。对于基层百姓而言，衙门忙不过来，办事也要看书吏心情。有人受惠、有人吃亏，很难说清谁是助力，谁是障碍。业务扎实的书吏也不少，像西北地区曾有全能书吏，统管民政，地方老百姓称其为“活字典”。古代衙门的低效，很多时候真不是书吏的问题，体制上的事，谁敢担全责？

中国古代官场，胥吏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影子。清朝的体制内矛盾，正如如今互联网公司临时工与核心岗的故事一样——有时重要，却永远不让你进圈子。并不是体制不懂改革，关键是现实局限、利益结构深。最终，胥吏成了清代官场兴衰的缩影，也成了社会复杂性的注脚。

说到底，胥吏是清朝不可或缺的“杂牌军”。他们不是主角，却把所有细节和流程都掌控得牢牢的。朝廷想整治，却始终束手无策。有人说这是中国古代体制进化的失败，但也只能这样。处理不掉、提拔不上、裁减不了，胥吏就这样左右着清王朝的命脉，兴衰毁誉，尽在他们的书案之间——怎么比喻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