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仅得铜钱数十千：乾隆为何非要逼死一个退休六年的老臣？

1768年，盛夏时节，紫禁城之中，弥漫着肃杀般的气息。乾隆皇帝，将一份奏折，狠狠地摔在了御案之上，那用朱笔挥就的批红，仿若鲜血一般——“彻查！”“严办！”自此一场迅速，席卷了整个朝廷与民间的两淮盐引案，拉开了序幕。谁都未曾料到，这风暴的中心，竟然会指向一位，已经致仕六年、年近八十的老人——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

这位主政扬州之时，曾将惠栋、戴震等学界之泰斗汇集一处的文坛盟主，此刻正于山东德州隐居，专心著书立说。他或许仍记得那五年前乾隆南巡之时，御赐“德水耆英”匾额所带来的荣光，却未曾料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临近。

盐引案的本质，是盐税征收方面的制度性漏洞。清代推行“官督商销”的盐业专卖制度，盐商得向官府购买盐引，才能够开展经营。乾隆十一年开始，由于淮盐的需求急剧增长，两淮盐政上奏请求预先提取次年的盐引，每引额外征收三两“公使银”，用以南巡接驾以及宫廷进贡。据《清高宗实录》记载这项原本属于临时的政策，竟然延续了二十余年，从而形成了巨额的账外资金。

新任盐政尤拔世的奏报，令人触目惊心：自1746年以来，预提盐引，累计应征公使银逾千万两，而实际入库，不足半数。乾隆震怒的，不是亏空本身，而是官员们竟敢将这笔巨额资金，置于户部监管之外。在皇权至上的年代，这无异于对帝王权威的公然挑战。

耐人寻味的是，乾隆在第一时间就锁定了重点查办的对象，并非是直接经手盐引的前任盐政高恒、普福，而是早就已经离任的盐运使卢见曾。在六月二十五日的谕旨当中，皇帝以“在两淮地区待了很久，经手的事情尤其众多”这样的理由，下令将其革职查办。这个决定，隐隐地暴露出了乾隆的真实意图——他要借着此案来敲打汉族的士大夫集团。

卢见曾着实为一恰当之目标。其于管理扬州之际，不仅大力推动文化教育之发展，且借“红桥修禊”这般文化活动，将众多文人聚拢一处。乾隆二十年之那次红桥诗会，参与唱和者达七千余人，渐成一个未受朝廷掌控之文化权力中心。在清朝统治者眼中，此类汉族文人之大规模聚集，相较于贪污银钱，危险程度甚高。

抄家的结果，却令乾隆觉得颇为难堪。山东巡抚富尼汉奏报说，卢家“仅有钱数十千并无金银首饰”。为坐实罪名，皇帝不惜对78岁的卢见曾动用刑罚来逼供，还将其子卢谟、孙卢荫仁押解进京审讯。最终挖出的“罪证”竟是卢见曾让盐商代购古玩而欠银一万六千两——此与千万盐课亏空毫无相干。

更戏剧性的情节，还在后头。纪昀、徐步云等朝中的官员因通风报信而获罪，野史有这样的记载，纪晓岚用茶叶来暗示“盐案查抄”向卢家通风报信的那个典故，就源自于此。这些文人冒着仕途可能会尽毁的风险去相助，正体现出卢见曾在士林中拥有着极高的威望，而这恰恰印证了乾隆的担忧。

案件审理结果极具讽刺之味，直接贪腐的高恒、普福仅被查实侵吞了十余万两，此与千万的账面亏空差异甚大；而卢见曾的“古玩欠款”，反而成了重点罪状。在乾隆三十三年九月，78岁的卢见曾于扬州狱中病逝，此乃清代冤案史上最为悲怆之幕。

大学士刘统勋之后的平反之努力，终究无法换回一代文宗的生命。此案揭示出乾隆盛世所潜藏的深层危机：皇权对于文化自主性怀有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已然发展到了近乎草木皆兵的地步。卢见曾的悲剧之处在于，他自身所具备的文化影响力竟成了其原罪。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权者以经济案件之名，行政治整肃之实的手法，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卢见曾案，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当司法调查让位于政治需要时，真相总是第一个殉道者。而文人的风骨，恰是在这样的黑暗中，愈发闪亮。

九年之后，卢见曾终于是归葬于德州城南的纪庄墓地。那墓碑上“德水耆英”这四个字，依旧十分清晰着，仿佛正悠悠地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矛盾与悲怆——那个既需文人去装点盛世，可却又对其精神独立心怀惧意的乾隆王朝，终归在自身的猜忌之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污点。

如果乾隆不杀卢见曾，江南文脉会不会有另一种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