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8年四川发生一起“蚕豆”奇案，乾隆亲自断案，下旨处斩一名9岁男孩

乾隆是个潇洒的皇帝，六下江南，文治武功，不仅打造了“康乾盛世”，还号称“十全老人”。

他做了六十年皇帝，如果继续，在位时间肯定比他爷爷康熙要长，为了以示恭敬，特意比康熙少一年，85岁时主动让位给了嘉庆。

在位期间，乾隆一共办了两次千叟宴，每次3000多人，请来赴宴的老寿星最长寿的一位是141岁，举国轰动，传为佳话。

于是，乾隆给世人的感觉，似乎是颇为尊老爱幼的。

可是第一次千叟宴之后的半年内，有人统计，离世的老人差不多有一半，千里迢迢往返，加上水土不服，老人们被折腾得够呛，“千叟宴”成为“催命宴”。

如果说“千叟宴”还勉强能说得过去，展示了乾隆温情的一面，那么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川盐亭县发生的一件奇案，审判结果就让人看到了乾隆铁血无情的另一面。

然而，无情归无情，孰是孰非却颇有争议，有的认为过于严苛，有的却拍手称快，大赞乾隆英明！

这个案子很特殊，根据清代的《驳案汇编》记载，主角是一个9岁的小男孩。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一册卷宗呈到了刑部尚书胡季堂案前：“四川总督文绶的加急文书，请大人过目。”

文书上清晰的记录了案件经过，大意是：

1778年，刘縻子（9岁）、李子相（8岁）、李润（6岁，李子相妹妹）三个小孩在田间地头放羊，刘縻子和两兄妹隔了一小段距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地主家孩子哪有放羊的，要么在私塾里读书写字，要么在家里遛鸟逗鸡。

春天的农村，田间地头到处有可以果腹的东西，红薯、玉米、土豆、豌豆，还有各种果子，家的或者野的，应有尽有，饿不到人。

李子相两兄妹喜欢吃烤蚕豆，捡了一些干枯的树枝和茅草当柴火，挖一个土坑，把蚕豆带皮放在一块破瓦片上烤。

熟了以后，把外面的厚壳剥开，撒上自带的盐巴，香气扑鼻。

兄妹俩吃得津津有味，升起的炊烟和烤蚕豆的香味随风飘散，吸引了不远处的刘縻子。

小孩都好吃，他马上靠了过来。意思很明确，想分点尝尝。

一开始，李子相给了他两颗，囫囵吞枣很快下了肚，不够塞牙缝的，反而勾起了食欲。

刘縻子继续要，李子相不给了，凭啥啊？

一个硬要，一个偏不给，一场孩童之间的争斗开始。

先是动嘴，然后动手，9岁的刘縻子身强体壮，很快占据上风，把8岁的李子相推倒在地，一块尖锐的石头还正好戳到了李子相的腰。

疼得李子相大叫，6岁的妹妹李润力气太小帮不上忙，看着哥哥被欺负，只知道在旁边哭。

按理说，这事到这就结束了。

但人性有时候是没有理智的，刘縻子非但没有停手，反而继续对已经重伤的李子相拳打脚踢，甚至用上了石头。

最终，李子相伤重而亡。

案件发生后，盐亭县令往上呈报，附带的意见是：绞监候。

卷宗到了四川总督府，总督文绶认为县里对这个9岁小孩判得太重，翻箱倒柜找到一个雍正十年（1732年）的案例。

广东一名十四岁的少年丁乞三被十六岁的丁小狗欺负，用石块击中丁小狗额头，导致丁小狗死亡。

雍正将原判的“绞监候”改为“仗一百，流放三千里。”

于是，文绶用了“拿来主义”，同样建议这个案子对刘縻子的判罚是““仗一百，流放三千里。”

地方卷宗到了刑部，作为断案专家，胡季堂破过无数疑难案件，此时却眉头紧锁，神情严峻。

连声对左右吐槽：“真乃千古奇案，这该如何裁决才为妥当？”

考虑再三后，他在四川总督府的卷宗上写上了“附议”二字，将卷宗转呈乾隆皇帝御批。

“遇事不决，找领导”，职场上这招当然有效。但要有理有据，不然就适得其反，领导会认为你是在“向上甩锅”，没好果子吃。

根据《大清律例》规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定。”

大意就是八十以上的老人和十岁以下的小孩如果犯了死罪，他们的结果应该上报皇帝亲自裁决。

乾隆审阅了案件后，十分不满，但是不吭声，不发表具体意见，让刑部重新处理。

如果不能很好的领悟领导意图，是混不上高位的，胡季堂很快反应过来，把流放调整回盐亭县的判罚“绞监候”。

乾隆终于批了，原话是：“庶可戢童年暴戾之气，而不致以姑息滋患矣。”

乾隆认为刘縻子年纪虽小，但行为暴戾，李子相已经倒地不起，不仅不停手相助，反而继续加害，这样的人必须严惩，以儆效尤，不能姑息，酿成更大的祸患。

这个奇案让人想起2024年那三个少年的恶行，貌似异曲同工。

那么，善恶之分，到底区别在那里？年龄到底是否应该成为限制的标准？

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观点：“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

善恶没有古今之别，没有天生的善或者恶，人性之中，善恶兼具。后天环境使然，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乾隆是否太狠？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