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人物：罗钦顺、余祐、夏尚朴、湛若水、何瑭、王廷相

罗钦顺（1465—1547）明哲学家。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今属江西）人。弘治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后辞官归乡，潜心著书，早年笃信佛学，后舍弃，“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困知记》）。承认“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同上）。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一定条理秩序，“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同上），反对朱熹“理与气是二物”和王守仁“天地万物皆吾心之变化”的观点。但接受程朱“理一分殊”说，认为“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质既具，则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备于我”（同上）。在理欲之辩上，指出“夫人之有欲，而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己，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同上）。主张人欲的存在有其必然性，批评宋儒以人欲为恶的禁欲主义，但反对纵欲，“惟其恣情纵欲而不知反，斯为恶尔”（同上）。以仁义礼智为“人道”的根本，“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为之经，喜怒哀乐为之纬，经纬不忒，而仁义礼智之实在其中矣，此德业之所以成也”。又说：“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当然。凡其所当然，皆其自然之不可违者也。”（同上）把仁义礼智等视为人性中先天固有的“天理”，“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为性者也”（《困知记续》上）。“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则有四焉（即仁义礼智）”（同上）。否定王守仁“良知即天理”说，认为“今以良知为天理，即不知天地万物皆有此良知否？天之高也，未易骤窥，山河大地，吾未见其有良知也。万物众多，未易遍举，草木金石，吾未见其有良知也”（《答欧阳少司成崇》）。为学方法上，批判禅学的“顿悟”。认为“夫学者之事，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废一不可”（《困知记》）。在逻辑上，提出“得一可通其余”的演绎推类思想，认为“千蹊万径可适国，但得一道入，则以类推而通其余”（同上）。反对“含胡（糊）两可”、“似是而非”之言，指出言则“不容于不辩”，于辩则“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安可不明不辩之”，“以非为是，不几（近）于无是非之心者乎”（同上）。政治上同情民间疾苦，但把改革时弊的希望放在改善道德风尚上。有《困知记》、《整庵存稿》等。

余祐（1465—1528）明学者。字子积，号讱斋。鄱阳（今属江西）人。弘治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师事胡居仁。其学墨守师说。认为程朱之学“专以诚敬入门”，只要消除“念虑”中的不诚不敬，便可“使心光明笃实，邪僻诡谲之意勿留其间，不患不至于古人矣”（《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三》）。非难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安得执少年未定之见，而反谓之晚年哉？”（《明史·余祐传》）遭黄宗羲等人辩驳。有《性书》。

夏尚朴（1466—1538）明学者。字敦夫，号东岩，一说号敬夫。广信永丰（今属江西）人。正德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迁知惠州，起山东提学副使，擢南京太仆少卿。早年师事娄谅，传主敬之学。后与魏校、湛若水相与讲习。认为“学者须收敛精神”，提出“才提起便是天理，才放下便是人欲”（《东岩文集》）。主张“敬则心自静矣”。强调“吾儒之学，静中须有物”，指斥“释老所谓静，特虚无寂灭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物乎。”认为“无欲故静。盖中正仁义是理，主静是心，惟其心无欲而静，则此理自然动静周流不息矣。”（同上）在心性关系上认为：“人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气之精爽以为心，心之为物，虚灵洞彻，有理存焉，是之谓性。性字从心从生，乃心之生理也。”（《答余子积书》）另外还提出：“性在日用之间”，“天下无性外之物。”（同上）有《中庸语录》、《东岩文集》等。

湛若水（1466—1560）明哲学家。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属广东）人。官至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少师事陈献章。后与王守仁同时讲学，分立门户。认为“心无所不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心性图说》）。提出与王守仁“心学”的区别是：“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答杨少默》）构“心性图”，将“心”、“性”、“情”与万事万物天地沟通。反对王守仁“致良知”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认为“天理”只是“虚灵意思”，与“心”相一致，“所谓天理者，体认于心，即心学也，有事无事，原是此心，无事时万物一体，有事时物各付物，皆是天理充塞流行”（《语录》）。强调“天理”“皆发见于日用事物之间，流行不息”（《寄王纯甫》），故要求“体认天理”须随时随处，“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认为“天理二字，人人固有，非由外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语录》），但因习心蔽之，则觉不明，需通过“戒惧慎独”的涵养，达到“勿忘勿助”的境界。反对“知先行后”说，主张“体认兼知行”，说：“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则知行并进矣。”（《答顾箬溪》）有《湛甘泉集》。

何瑭（1474—1543）明学者。字粹夫，号柏斋。怀庆武陟（今属河南）人。弘治进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认为世界的本原有二：一曰阴，一曰阳。阳是精神，阴是物质，二者相合化生万物。指出：“造化之道，一阴一阳而已矣。阳动阴静；阳明阴晦；阳有知，阴无知；阴有形，阳无形；阳无体，以阴为体；阴无用，待阳而用。二者相合则物生，相离则物死。”（《阴阳管见》）其说在同时代哲人中引起强烈反响。王守仁、王廷相对其褒贬不一。有《阴阳管见》、《柏斋集》。

王廷相（1474—1544）明哲学家。字子衡，号浚川。仪封（今河南兰考东）人。弘治进士。历任湖广按察使、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职，曾巡抚陕西，视学北畿，被诬入狱。在宇宙观上否定佛道两家“有”生于“空”和“无”之说，反对程朱学派“理在气先”的观点，宗张载的“气一元论”。认为“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上）。指出“理根于气，不能独存也”（《横渠理气辩》），“气有聚散，无息灭”（《慎言·道体》）。否认先天的“德性之知”和“致良知”，反对“虚静以养心”、“泛讲以求知”的认识方法，断言“物理不见不知，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雅述》上）。认为人们要获得丰富知识，必须在实践中接触各方面事物，“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一事，即知一事，得谓真知矣。徒讲而不行，则遇事终有眩惑”（《与薛君采二首之二》）。又说：“夫圣贤之所以为知者，不过思与见闻之会而已。”（《万龙书院学辩》）“心”的思维活动“思虑”与耳目感官的“见闻”相结合才能获得知识，故认识即主观与客观相接触的结果，亦即“内外相须之自然”（《雅述》上）。还依据对于“天地造化不齐”万事万物之理各有差别的理解，提出“不可执一而论”的辩证观点。提出“万物一气也，气一则理一……知分殊，当求其理之一；知理一，当求其分殊”（《慎言·作圣》），包含了由一知万，由万知一的初步的演绎和归纳的思想方法。认为“辩”即“析理以明道”（《慎言·君子》），主张审问明辨，并以“名实核”、“言无不实”来“以求会同”，认为“五行相生相克”之类“推测之术，圣人不贵”（《慎言·五行》）。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与气相有而不可相离”的主张，“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与虚同归；离性论气，则气非生动，与死同涂。是性之与气可以相有而不可相离之道也”（《性辨》）。以“离气无性”说驳斥程朱学派的“形性二本”、“有二性”的观点。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强调“凡人之性成于习”（《答薛君采论性书》）。但又认为人性的善恶之分，“人心”、“道心”之别，皆由天赋的气质决定。历史观上认为人类历史是变化的，一切道理、制度都应“因时制宜”、“随时变易”。美学思想上，主张把审美意象规定为诗的本体，提出“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要“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对自然科学也有研究，在天文学、音律学和农业方面均有成就。有《慎言》、《雅述》、《横渠理气辩》等，编入《王氏家藏集》和《内台集》。今中华书局出版《王廷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