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形成的历史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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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继康

摘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精神的深刻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理论上的新飞跃。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思想内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出发，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历史文化逻辑。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既是中华文明长期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提出，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标志着文化自觉达到了新高度。

关键词：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重大论断。这五大突出特性，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治国理政实践对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独特性的科学概括，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提出，有其必然的历史逻辑。因此，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思想内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出发，揭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必然性，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近年来，学界从哲学、考古学等视角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学基础、内在逻辑、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不断深化相关理论和实践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如何以此为切入点探究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学界尚缺乏系统深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重点探讨中华民族突出特性形成的历史文化逻辑，以期深化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认识。

一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不仅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也为中华民族能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找到了答案。“唯一绵延不断”，是在广泛的世界人类文明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三大文明都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始终长盛不衰，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它提出了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考古成果显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等区域出现了中心聚落，其面积达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平方米，产生了文明起源的迹象。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区域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并陆续进入“古国文明”阶段。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如良渚文明。良渚古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邑，古城北有防御山洪的高坝和低坝，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 良渚文明还产生了丰富的手工制品、各类礼器，不同规模的墓葬也表明礼制等级初步形成。距今4300年前后，中华文明进程出现重要转变。因为气候变化原因，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衰落，黄河中游文明进程加速发展，中原地区文明开始崛起。距今3800年前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它“立足中原，辐射四方，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原地区开始进入夏王朝时期，中华文明也从此进入以王朝为引领的文明一体化的王朝文明阶段。夏朝之后的商朝，逐渐建立起王朝内部的各种政治和礼仪制度，通过出土的青铜器具、甲骨文字以及后世的文献典籍，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制度。”到距今3000年前后，周王朝建立了更系统的文化体系和政治秩序。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以“选建明德，以蕃屏周”的分封制、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和以周天子为核心、天下共主的国家结构，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推行郡县制，大一统中央王朝建立，中华文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后，深厚的国家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历代中华儿女所继承，形成强烈的文化认同，成为彰显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有力精神支撑。

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离不开近现代学人的不懈探索。梁启超曾说：“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他感叹印度、安息、埃及、墨西哥等地的古文明随其国而亡，只有中华文明屹然独立、增长广大，足见文明之连续不绝能够极大增强国民的文化自信。钱穆也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 钱穆所言“悠久”“无间断”之特点皆指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而“详密”则在连续性基础上更加之以文明史料的丰富详尽。柳诒徵认为“史之为化，有因有革”。这说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以连续性为前提才有实现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认知与传承创新也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 毛泽东提出“批判继承、为我所用”的方法论，对中华民族如何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以后，在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这充分体现了中华大地形成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具有牢固的主体意识、深厚的内生动力和宽广的创新发展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这就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同中国道路结合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论述体现出新时代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相联系，又将连续性贯穿于对中华文明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理解中，孕育着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在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觉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一重大论断，不仅仅是对历史中国的礼敬，更蕴含着对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理想追求。

此外，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传承数千年的文字载体、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等，也从不同方面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深入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形成的逻辑，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中华文明始终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在物质文明方面，以农业生产为例，中国的水稻品种从西晋时期记载的13个，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的24个，再到清代《授时通考》记录的近3500个，呈现出日渐丰富的发展趋势。 同时，农业生产工具从新石器时期石制耒耜的出现，到夏商周时期青铜农具的产生，再到春秋时期铁制农具的普及、春秋后期牛耕的推广使用、西汉时期“二牛抬杠”技术的发明等等，从来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这些都是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新发展的例证。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都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有新的发展。以儒学为代表，自孔孟创立先秦儒学以来，经过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儒学总能顺应时代变化而不断做出理论调整，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生活。在几千年史学发展过程中，史书编纂体裁不断创新，形成了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为主导，兼具其他类别的撰写模式。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代表着所属时代的文学高峰，这些文学形式既对前代文学有所继承，同时又有新的发展，最终形成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青铜器、陶瓷、丝绸、玉器、金银制品、书画和雕塑等艺术品，无不体现了中华审美风范。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国早在周代就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礼乐文明，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汉以后中国又形成成熟的文官制度、以科举制为代表的选官制度、针对官僚系统的监察制度和考绩制度等，构建了非常完善的政治制度体系。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发展中一直勇于接受新事物，不断完善并走向成熟，这是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重要体现。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根本在于中华民族奉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的精神。这句出自儒家经典《大学》的训示，是上古贤王商汤自警的铭文。“日新”精神的形成与确立，源自中国人对于世界变化的认知和把握。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宇宙就像一条大河，滚滚向前，不舍昼夜，没有停息，一直在运动变化之中，这是孔子对他观察到的世界规律的艺术表达。这种生生不息的宇宙规律表明，中国人理解世界每日、每时都是新的、不同的。变易的世界观反映到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上，就是鼓励人们要以日新精神面对不断变动的世界。因此，适应变化、应对变化、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特征形成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还表现在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这为中华民族创新性的优秀品格和发展实践提供了历史证明，赋予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事实依据。中国的经济总量、治理体系、文化建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从经济总量层面看，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仅以19世纪20年代为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度占到世界的约三分之一； 从治理体系层面看，中国在良渚时期就已经能够组织人力发展水利工程，通过控制水势来发展稻作农业，这一工程是同时期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水利工程；从文化建设层面来看，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发展，已经形成了有着丰富内蕴的思想理念、社会价值和道德规范，这为中华民族立足自身、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近代以来，不少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华文明具有的创新特性。钱穆在比较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特点时说：“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 陈寅恪谈及北宋新儒家时认为，宋儒学说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并由此提出欲“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不忘本来民族”体现了本土文明是创新的文化基础；而“吸收外来”则属于创新的方法论。姜义华回顾中华文明史时指出：“中华文明由中国历史的主人——中国人、中华民族创造的，他们在不同时代，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一边承继先前世代已经形成的传统，一边通过自己的实践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国，使古老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华文明。” 在这段话中，姜义华表达了深沉的历史感受，也注意到文明应该是连续性与创新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守正创新。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创新性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相联系，厘清了中华民族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将历史与当下、未来贯通起来，突出了创新作为中华民族固有精神特质的重要性，使得创新论述更具有文明厚度和文化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创新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并特别指出：“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关系的解释与中华文明的变易观非常契合，这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秀范例。中华文化讲求生生不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每遇艰难都能焕发新生，就在于文明内涵变动不居的优秀品格。

创新性赋予中华民族面向未来的巨大勇气与无限自信，并激发中华民族锐意进取的精神。中华文明创新性蕴含的革新价值观，不仅延续着中华文明的思想根脉，也推动了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使中华文明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中返本开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三

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并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下面，我们分别从历史传统和思想传统两方面来分析中华文明具有的统一性。

以历史传统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一个显著特征，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有志之士纷纷以统一为念。“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等诗词，都反映文人士子渴望统一、壮志难酬的心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文明起源时期，中华大地呈现“满天星斗”的格局，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流、彼此影响，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夏商时期，原来松散的邦国族群联盟发展成为联系更加紧密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心王朝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雏形已经初现。到了两周时期，礼乐文明的形成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形态，是华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历史时期。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制度体系确立后，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群、不同风俗的先民融为一体，中华民族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天下分裂，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族群大融合。隋唐时期，中国再度统一，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其后，中华一统的内涵不断加深，民族融合的规模持续扩大，最终成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

以思想传统看，天下太平一直是中国政治理想的最高表达，而太平的前提之一就是天下一统。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题时说“天下定于一”，强调天下的安定以一统为前提。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仅关注到政治一统的必要性，同时也关注到更深层次的共同体整合。《中庸》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统一的基础性含义是政治上的统一，而发展性含义则包括制度、文字、交通、伦理等多方面的整合。《中庸》所云“行同伦”“莫不尊亲”，就是认为天下统一应该由统一性的道德人伦作为其精神奠基，而“车同轨，书同文”是天下统一的物质性基础。

作为重要的儒家典籍之一，《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修。公羊学派认为，《春秋》论述了一个独特的义理——“大一统”。《春秋公羊传》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唐代徐彦解释说：“凡前代既终，后主更起，立其正朔之初，布象魏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系于正月而得其所。” 意思是说，君王依天道运行而颁布历法。从公侯到百姓的人类世界和从山河到草木昆虫的自然世界，都要依从于历法而运动发展，方才能够各得其所。不难看出，《公羊传》“大一统”是对《春秋》“王正月”历法意义的解释，其目的在于阐释“大一统”就是“尊一始”，即“王正月”之释。在此基础上，因倡导使用周代历法，而引申到政治含义是以周天子为中心，建立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大一统”国家。此后，至西汉时期，大儒董仲舒解释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位，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颜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 董仲舒将“大一统”定义为法纪和文化方面的“大统一”，以实现家国同构的良好秩序。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建设中，充分认识到国家统一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新时代以来，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如此一来，我们对于统一的追求就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更是出于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需要。此外，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阐明统一性与其他文明特性之间的立体性互嵌关系，并指出：“‘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 这说明统一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主动历史选择，也是保证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他还特别指出统一性所内含的辩证关系，统一性并不是绝对的同一，其内在含义是多元性，所以，统一性要求的是多元一体，这就与包容性产生了关联，对多元的包容才有形成统一的可能。另外，统一也是和平的原因与结果。历史经验证明，统一结束了纷争，带来了和平，而对和平的追求也催发了中华民族对于统一的自觉观念。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征得到社科各领域学者的一致认可。社会学家费孝通说：“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 华夏民族又与其他民族不断接触、融合，形成了多元统一体。费孝通从民族演进的角度总结了中华文明多元统一的特点。历史学家葛剑雄更肯定统一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项珍贵的遗产，他说：“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甚至统一的思想。”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不仅被中国学者肯定，也被国外学者所重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汤因比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肯定，无疑是在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得出的判断，表明中华文明的统一特性得到中外学者的充分重视。

总之，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根植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凝聚着中华儿女共同理想信念。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为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凝聚、文化的传承以及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中华民族经历千年风雨，形成了成熟系统的制度体系和思想体系，为我们今天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四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在民族融合和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表达中。从文明发展史来看，民族间的大融合不断丰富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夏商周时期，华夏地区的部族在碰撞与融合中形成早期国家。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开始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周边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不断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起统治政权，与汉民族进行了更为深刻的交流与融合。隋唐时期，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空前繁盛。宋辽夏金时期，虽然几个政权并存，却同以“中国”为号，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内在凝聚性。元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在汉民族与蒙古族、满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走向新的大一统。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吸收来自外部的优秀文化元素，“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思想文化方面，佛教是来自于古印度的宗教流派，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与中华文化经过数百年的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派——禅宗，从而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也因此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因为佛教的传入，中国发生过三教论辩这样的思想争鸣，并促进中国哲学更加具有思辨性，这些都表明中华文明在思想领域具有充分的包容性。不仅在思想领域，中国在其他各个领域都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包容性。在社会生活方面，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亚、西亚的葡萄、苜蓿、石榴、胡麻、核桃、大蒜、芝麻、芫荽等传入中国并被接受，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饮食文化；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琵琶、箜篌、笳、笛等乐器也传入中国，中国又利用这些乐器创造了独特的音乐文化，如“犹抱琵琶半遮面”“十五弹箜篌”“胡笳动兮边马鸣”“羌笛何须怨杨柳”等。可以说，这些乐器不仅为中国的音乐文化添彩，也为中国文学增色，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从中华文明的思想表达来看，其根本认同与基本方法论都具有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是敬天，“天命”“天道”“天理”“天性”都是对这一特征的概念表达。《周易》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中庸》亦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天道是包容万物并超越具体的物性差别的，所以，人应该仿效天地所为，包容各种不同的道路选择。《国语》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和”是“以他平他”，他就是不同于自身的他物，是差异性的存在，只有存在差异，才可能出现“和”。在这种“和同”思想中，只有承认差异、包容差异的“和”，才能促进事物的生长发展；而不承认差异、则无法可持续性发展，这就是“同则不继”。《国语》又云：“声一无听，邑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只有一种声音就不会动听，只有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有一种味道就无所谓美味，事物只有一类就无所谓比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二千五百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和”的世界观影响了中国思想的方方面面，孔子就提倡“和”的德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中华文明内蕴的包容特征，使得其在面对人类大同问题时，能够跨越地域乡土的差别，超越血缘世系的牵绊，穿越宗教信仰的差异，寻找人类最大的共通之处。正是这种思维与方法，在精神上指导人们克服内部存在的各种差异，最终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中华文明一直秉持开放包容，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逐渐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特性。要充分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强调文明的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针对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张岂之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又能加以消化吸收，用以丰富自己，这就叫做‘会通’精神。” 陈来则肯定中华文明的普遍性理想就是追求多样性的和谐，中华文明认同多元性是繁盛发展的根本，多元要素的配合、调和、均衡、和谐远远优越于单一性。 楼宇烈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方式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分裂方式，他以太极图形象表达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太极图中，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互相包容。”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也展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倡导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五

中华文明素以追求和平而享誉世界，和平的特性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始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 睦、谐、平都是和的相近之语，《尚书》言“九族既睦”，《周礼》言“以谐万民”，《礼记》言“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孟子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在这些经典论述中，“平”“睦”“谐”都被置于一种伦理与政治的关系中，而且范围不断扩大，从亲密的兄弟之睦到更为广泛的族群之睦，从邻居、邻国之睦到万国之谐，最后至于天下之平，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关系也由亲而远，逐步扩展延伸。这体现了中华民族习惯于在群体关系中理解他人、理解更大规模的共同体。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对关系的观察与处理中，我们往往倡导舍己为人、以己度人，即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谋求最大群体间的和合共处。我们不提倡闭目塞听、强人从己，而主张“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积极学习别人身上的优点、长处，也同样反对以力服人、以利诱人，而主张各得其性，和合共生。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使得中国一向不惧怕战争，但是也从来不提倡战争，而主张“以德服人”才是真正的归服。《孙子兵法》有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就确立了以非战争、非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高于以战争、武力方式解决问题的价值原则，并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和平的崇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典故对迷信外力而不修德行的行为都保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说苑》中有一个故事讲道：魏武侯和吴起一起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魏武侯环顾周边山川行事，感叹道：“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国之宝也。”他认为山川险要是魏国国家安全的有力保证。但吴起对此并不认同，他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 吴起强调仁义德性才是最重要的，这正是中华文明一直倡导和平优先、德性优先、反对霸权、反对以力服人的文明特性的突出体现。同样，齐宣王向孟子请教齐桓晋文之事，以期通过强大的武力实现霸主事业，但孟子却希望齐宣王行王道，而王道最主要的基础不是“兴甲兵，危士臣”的强力，而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推己及人的仁和精神。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这种主张通过宣扬勤修己德、和平来往的文化精神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指导原则。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追求和平、向往和平。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同国际社会各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准则。习近平总书记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 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历史文化传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和平性的论述，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日渐扩大，正逐步展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世界意义。另外，在和平性论述中，文明特性之间的贯通意涵得以张扬和舒畅，中国主张文明交流互鉴，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反对党同伐异，就是贯通和平性与包容性的重要表现。

很多文化学者都赞同追求和平、崇尚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张立文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尚和合”，他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合’，倡导和合，推崇和谐，强调合作，追求和平。” 和合精神蕴含着对于和平的价值追求，也为和平的达致提供了文化基础。郭齐勇则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善于化解、超越分别和对立，主张仁爱、和为贵与协调性，有民胞物与的理想，厚德载物，兼容并包，爱好和平，从不侵略别人，反对以力服人，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和”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追求，也是一种方法论。李中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否认矛盾普遍性，但强调要通过“和”的方法化解矛盾和对立，最后达到共生、共存、共赢。 “万国咸宁”“协和万邦”就是中国文化追求和平、以和为法的最高理想的体现。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保证了自身政治和文化的延续性，而且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走出了一条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结语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精神的深刻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理论上的新飞跃。这一理论的提出，既是中华文明长期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根植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选择浸润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从民本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守正创新，传承发展，面向未来，实现了文明的生生不息与辉光日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提出，正是中华民族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标志着文化自觉达到了新高度。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未来中国的建设仍然需要在历史中国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提出，是对中国文化特性、中华文明精神的深刻总结，是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新方位，恢弘擘画属于我们新时代的文化，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本文首次发表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