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影响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千秋名句

文 / 李大鹏

“人生终极非名利，千年流芳唯正气。”

——潘正伟《永平霁虹桥怀古》

当诗人潘正伟（夕阳匆匆）伫立在永平霁虹桥的断碑残阶之上，写下这掷地有声的十四字时，他或许并未意识到，自己已把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一条精神暗河，重新托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这条暗河以“义”为源，以“正”为骨，以“气”为声，从孟子的滔滔雄辩，流向文天祥的囚歌绝笔，再流进顾炎武、林则徐，乃至今日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之中。

一、义利之辩：从“鱼与熊掌”到“丹心汗青”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以鱼与熊掌的取舍，揭开了中华文化价值排序的第一原理：义大于利，义重于生。这不是轻贱生命，而是要在必不得已的极端处境中，为生命标定最后的底线——无义之生，毋宁赴死。这一命题，像一粒火种，照亮了此后所有危急关头的抉择。

南宋祥兴二年，零丁洋上，文天祥用一首《过零丁洋》作出了最悲壮的回应：“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元军逼迫他写书招降张世杰时，他抄录此诗，以“丹心”二字，把孟子之“义”写成了血色绝笔。于是，“舍生取义”由抽象的哲理，沉淀为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红色注脚。

二、匹夫之责：从“天下兴亡”到“苟利国家”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

明亡清兴的剧痛，让顾炎武把孟子的“义”推向更广阔的公共维度：义不仅是个体气节，更是天下责任。八个字，把士大夫的“修齐治平”转译为平民也能读懂的朴素誓言——国家不是帝王的私产，而是每一具血肉之躯的共同家园。

三百年后，虎门海滩上的林则徐，以虎门销烟的滚滚浓烟，为这八个字写下新的注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义”与“天下”相遇，便熔铸成中华民族面对现代性冲击时最初的钢铁脊梁。

三、正气之歌：从“天地有正气”到“人生终极非名利”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文天祥《正气歌》

如果说“丹心”是血性的瞬间爆发，“正气”则是恒久的道德宇宙。文天祥在幽暗的土牢里，把一己之忠勇扩展为贯通天地古今的浩然之气：它不仅是个人赴死的理由，更是维系宇宙运行的终极法则。自此，每一次民族危亡，都有人以不同的语言复唱这首《正气歌》。

潘正伟的诗句，正是在这一长河中的当代回声。他把“名利”与“正气”放在千年天平的两端，用“流芳”这一极具时间感的动词，把个体的有限生命与民族的永恒记忆焊接在一起。在技术理性、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重申显得尤为迫切：当“成功学”以财富、流量、地位为唯一指标时，“千年流芳唯正气”提醒我们——还有一种成功，叫“照汗青”；还有一种不朽，叫“留取丹心”。

四、日常之维：从“杀身成仁”到“守正不移”

也许有人会问：太平年代，何处需要“舍生取义”？潘正伟的“人生终极非名利”，给出了另一种回答——

- 当科研人员拒绝论文造假，是“正气”在守护学术底线；

- 当基层干部拒绝形象工程，是“正气”在守护民生疾苦；

- 当普通人拒绝冷漠围观，是“正气”在守护社会温度。

“杀身”是极端情境，“守正”则是日常修行。千古名句的真正力量，不在于让我们时刻准备赴死，而在于把“义”翻译成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的“应该”：面对诱惑时多一分迟疑，面对弱者时多一分伸手，面对权力时多一分追问。当这些细微的“一”汇聚成时代的洪流，“千年流芳”就不再是诗人的浪漫修辞，而是民族集体品格的复利增长。

五、结语：一句诗，一条河，一座桥

潘正伟的十四字，是一座桥——

一头连着孟子、文天祥、顾炎武，一头通向此刻与未来每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它让我们在AI取代人力、元宇宙重构时空的时代，仍能听见最古老的心跳：

名利之外，还有值得奔赴的远方；生死之外，还有值得守护的意义。

这，便是那些真正影响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千秋名句，共同锻造的“精神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