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内府藏假？不，是 “伪作收藏学” 太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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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宫廷收藏史上，乾隆时期的书画收藏以规模鼎盛、体系完备著称，却也因伪作问题长期引发学界讨论。从误判《富春山居图》真赝到主动收录 “次等” 临仿之作，乾隆内府的书画收藏始终存在 “被动误收” 与 “主动存伪” 的双重面向。深入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收藏理念，不仅能厘清清代宫廷收藏的运作逻辑，更能揭示传统收藏观在皇权语境下的独特演变。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

一、伪作入藏的双重面向：从鉴定失准到制度性收录

乾隆内府的书画伪作问题并非单一的 “鉴定失误” 所能概括，而是包含了被动误收与主动存录的复杂形态，二者共同构成了内府收藏体系的特殊景观。

（一）鉴定失准：被动收录的伪作争议

在乾隆内府的收藏实践中，最广为人知的鉴定争议当属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 “真假颠倒”。乾隆将子明卷误判为真迹，在卷上反复题跋、钤印，却将真正的无用师卷斥为 “赝鼎”，断言 “其为赝鼎无疑”。这一案例成为后世诟病内府鉴定能力的典型例证。2015 年故宫博物院 “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 的 “伪讹考辨” 单元，集中展出了多件《石渠宝笈》著录的伪讹之作，如唐李隆基（传）《楷书毛应佺知恤诏卷》等，这些作品多因内府鉴定失准而被纳入著录，反映了乾隆时期书画鉴定存在的局限性。

（二）主动分级：《石渠宝笈》对 “次等” 伪仿之作的制度性接纳

与被动误收不同，乾隆内府对部分伪仿作品采取了主动收录的策略，这一态度集中体现在《石渠宝笈》的编纂原则中。《石渠宝笈》初编凡例明确规定：“是编所收皆古今名迹，虽或临本逼真亦概置之次等，题疑俱仍其旧，而真赝自别。” 这意味着内府并非一概排斥伪作，而是将艺术水准较高的临仿本定为 “次等”，纳入收藏体系。

此类 “次等” 作品的典型代表，包括被定为次等的唐李隆基（传）《楷书毛应佺知恤诏卷》与明仇英（款）《兰亭修禊图卷》。从定级逻辑来看，内府显然已意识到这些作品并非名家真迹 —— 李隆基作为唐代皇帝，其书法风格与传世作品存在差异；仇英的《兰亭修禊图》亦不符合其典型笔墨特征。但因临仿 “逼真”“精良”，内府仍将其著录存藏，形成了 “真赝有别却不妨并存” 的特殊收录机制。

唐李隆基（传）《楷书毛应佺知恤诏卷》局部

二、存伪逻辑的深层解析：多元价值导向下的收藏选择

乾隆内府为何打破 “非真即弃” 的传统收藏范式，主动收纳甚至珍视伪作？从乾隆题跋、内府凡例及词臣评语中，可梳理出四大核心逻辑，它们共同构建了内府独特的收藏价值体系。

（一）艺术价值优先：“下真迹一等” 的临仿水准认可

乾隆对书画的艺术水准有着明确的判断标准，即便作品为伪仿，只要 “画格秀润可喜”，便 “不妨并存”。在《无用师卷》的题跋中，他直言该卷虽为 “赝鼎”，但 “亦如双钩下真迹一等”；对于明人临摹的马和之《诗经图》，内府多次强调其 “当是好手临摹”“高手所摹”，因认可临摹者的技艺水准而 “存而不摈”。词臣对此评价道：“具仰睿赏之有真，而即此规仿精良者，亦登次等，道无弃材，义有差等”，精准概括了内府 “以艺定等” 的逻辑 —— 艺术价值的高低，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真伪的界限。

（二）古物属性重视：对 “百年赝鼎” 的历史价值珍视

乾隆对 “古” 的执念深刻影响了收藏选择。对于款署卢鸿的《草堂十志图》卷，他虽质疑 “谓为必出浩然之手，其然岂其然乎”，却因 “画法与李公麟山庄图绝相似”，认为 “即非真卢而得真李，亦不啻买王得羊”；在款署张僧繇的《二十八星宿图》题跋中，他更直言不必 “斤斤然与真迹较量高下”，将唐宋时期的书画无论真伪皆视为文化瑰宝。这种对 “时间价值” 的重视在题宋人画《赵遹泸南平夷图》时达到极致：“自元至今已阅五百余年，即赝鼎亦属古物”，明确将 “年代久远” 作为独立于真伪的收藏标准，使元代以前的伪仿作品获得了 “历史遗存” 的收藏合法性。

（三）鉴定审慎性：以 “存伪” 防 “失真” 的风险规避

乾隆深知书画鉴定的复杂性，在《无用师卷》中感叹 “鉴别之难也”。这种认知转化为内府对存疑作品的审慎态度：与其因误判将真迹当作伪作遗弃，不如 “存而不摈” 以待后续考证。《秘殿珠林》初编凡例对 “拿不准真伪” 作品的特殊处理，正是这一逻辑的制度体现。这种 “宁存勿弃” 的策略，客观上降低了真迹因鉴定失误而流失的风险，为后世保存了更多潜在的艺术珍品。

（四）功用导向：图典整理与系统收藏的实践需求

与传统收藏家 “重原作轻仿本” 的取向不同，乾隆内府常将书画视为 “图典”，借鉴藏书逻辑重视仿本的补充价值。《天禄琳琅》凡例规定，对 “工整精确” 的明影宋钞 “均从选入”，同一书 “两椠均工” 则 “俱从并收”，这一理念被延伸至书画收藏中。内府将《五牛图》的摹本与韩滉原作并置春耦斋，对《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册的仿本格外重视，正是遵循 “昔人藏书，犹备数本” 的逻辑，将仿本视为原作的补充与参照。此外，内府对《诗经图》进行统一装裱（将册页改装为手卷 “以从其类”），体现了对书画 “系统性整理” 的需求，这种功用导向使其超越了单纯的 “真伪之辨”，更关注作品在文化传承中的工具价值。

明仇英（款）《兰亭修禊图卷》局部

三、传统收藏观的突破：从 “斥伪” 到 “存伪” 的价值转向

乾隆内府的收藏理念与传统鉴赏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明代鉴赏家张丑明确区分 “鉴赏二义”：“赏以定其高下，鉴以定其真伪”，主张 “于风尘内屏斥临模游杨名迹”；清代收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仅注出 “真而佳” 的作品，对伪作一概排斥；即便是少数认可 “妙而不真” 的案例（如钱泳《履园丛话》将 “妙而不真” 列为二等），也未形成制度性实践。

而乾隆内府通过 “次等” 分级制度，将 “赏” 与 “鉴” 的权重重新分配 —— 艺术水准、历史价值、实用功能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真伪判定。这种转向并非对 “真” 的否定，而是构建了更具包容性的收藏价值体系：真迹固然是核心，但 “伪而优”“伪而古”“伪而有用” 的作品，同样可在收藏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

结语

乾隆内府的书画收藏之所以能达到历史鼎盛，既得益于皇权带来的资源优势与乾隆的个人爱好，更离不开其独特的收藏理念支撑。从误判伪作的争议到主动存录 “次等” 临仿之作的实践，内府突破了传统 “唯真论” 的局限，构建了以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实用功能为核心的多元收藏标准。这一理念虽引发鉴定失准的诟病，却也客观上保存了大量珍贵作品（如《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正因 “存而不摈” 得以留存），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书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遗存。乾隆内府的收藏实践，不仅是清代宫廷文化治理的缩影，更展现了传统收藏观在皇权语境下的创新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