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回忆22：母亲知道我们姐弟俩都是“穷八路”，闹着非要出院不可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牌子是一九五○年冬天就挂出了，那时是初创阶段，只是搭起个架子。上级任命丁玲为所长，老作家张天翼为副所长。秘书长是田间，副秘书长是康濯。这个单位是由文化部和文协双重领导，文协只管业务；行政、党务工作属文化部。上级党委指定我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事是丁玲同志传达给我的。我当即向她说：我不愿意担负任何职务，只要求当学员，认真学习几年。同时也说了一些理由，要求她向上级党委反映我的要求。她说："你的意见，我当然可以替你反映。"停了停，她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说，"其实我也不愿意当这个所长，所长是多大的官？和派出所所长是同一个级别。你想专门学习，我想专门去搞创作，要不咱们一块儿都辞职吧！"她这样一说，我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我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以学员的身份兼任支部书记，她当即同意了，其实所里的中层干部，也大都是从学员中抽调出来的。

第一期的学员都是调干，除了少数几个是新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外，绝大多数都是老解放区培养出来的文学骨干，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其中还有一些当时就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如陈登科、徐光耀、玛拉沁夫、刘真等，这就成了所里补充干部的来源。如教务处处长石丁、副处长徐刚，行政处处长邢野、副处长朱东，图书资料室负责人路工、刘德怀等也都要求来学习，而经过说服动员便成为像我一样兼任干部的学员了。

文研所从开始筹备的时候，教学方针就确定为"自学为主，讲课为辅"。可"自学为主"总得有书看吧，于是图书资料室的同志除了跑新华书店外，整天起来就跑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等处的旧书摊，收罗中外古今的一些文学名著；"讲课为辅"也总得有讲课的教员吧，而当时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后来这才又调来雷加、碧野、蔡其矫、西戎等几位担任辅导员。而主要课程，只能邀请各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以及社会名流担任。而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和繁忙的本职工作。经过我们多方努力，有时丁玲同志也亲自登门邀请，最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挤时间前来授课的允诺。

文研所是一九五一年二月间正式开课的。我是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学员，与其他同学一样上课，一样学习，这总算实现了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不能不说是一大喜事。而段杏绵本来去戏剧学院要读戏剧文学系，可这个系一直未办起来，于是也就转来了文研所，从此我们由夫妻又变成了同学。同学当中还有我的一些老战友，胡正本来是随军到了四川《重庆日报》，现在也来学习了，另外还有以前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的几位同学。其他各根据地来的人，虽然以前不认识，但也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因出身经历大致相同，很快也就熟悉了。大家都是要求进一步提高，对课程的安排也非常满意。讲授古代、现代文学史的是郑振铎、李何林；讲授古典文学的是游国恩、余冠英；讲授外国文学的是曹靖华、冯至；讲授美学的是蔡仪、黄药眠；另外还经常邀请一些名人、专家如俞平伯、胡风、冯雪峰、周立波、赵树理等人进行专题讲座；政治学习，我们除了文化部党委布置的学习文件外，还增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

大家学习情绪很高，也很认真，每逢讲课都做笔记，课后还要进行讨论，其余时间都是抓紧看书。教务处规定的书目，有些书只有一两本，这就只好轮流阅读了，或集体朗诵。有的人星期日都顾不得上街，好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学习机会，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

这个时期，我比任何时候都忙碌。课程不能耽误，党务工作也不能不花费一定的时间，每隔一两个月还要去文化部党总支进行一次汇报。更麻烦的是自己家里有许多事要处理。首先是段杏绵怀孕了，她挺着大肚子坚持学习，零七碎八的家务事，我就不能不多分担一些；接着是我母亲病了。这年初夏，我三姐去山西出差，顺便回居义村看了看，回来后告我说：我母亲妇科病很厉害，她不愿意写信告我，怕我分心，一直是在家里忍受病痛的折磨。我三姐已把她送到汾阳医院去了。听了这一消息，我只好请假回去到医院看望我的老母亲。

汾阳医院当时在全山西省也是最好的医院之一。我母亲是由我妹妹秀贞陪侍住院的，她躺在病床上，显得面黄肌瘦。见了我挣扎着坐了起来，又高兴又不断抱怨我三姐，嫌我三姐逼着把她送到医院来。她说她这是老毛病了，只是有时肚子疼，她这一住院，害得儿女们都不安生。人生在世，吃得五谷，生得百病，扛一扛也就熬过去了。当她听我说杏绵怀孕后，喜得流出了眼泪。她盼望生个男孩子，她说只要能见上孙子一面，就是闭了眼也心满意足了。当时我只能劝她安心治疗，早早痊愈。然后我就找主治大夫打问我妈的病情。主治大夫叫王清贵，在这一带颇有名气。他知道我是个作家，显得很热情。他实话相告，说我妈得的是子宫癌，本院除了手术没有别的治疗办法。可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体质又不好，恐怕经不起一刀，而且即使手术成功，也不见得就能治好。他劝我最好回北京到各大医院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治疗办法。我请他给我写个病情诊断书，他答应了。我在汾阳城里只住了两天，然后给我妹妹留了一些钱，拿上诊断书，急匆匆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经多方打听，人们都说这事只有询问协和医院林巧稚大夫才可能有个准确的答复，她不仅是本院的妇科专家，而且是全国妇科界的权威。于是我就给林巧稚大夫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并附上汾阳医院的化验结果和诊断书，同时还装了一个写有回信地址并贴了邮票的信封，为的是减少她复信时的麻烦。过了几天，林巧稚大夫给我复信了，她在信上说：看来汾阳医院的结论是正确的。这种病是国际上还未攻克的难题，有的国家在试用放射性疗法，而我们国内目前尚没有这种设备。这就是说我妈得的是一种无法医治的绝症。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正在这时，我妹妹来信说我母亲已经出院了。她听同房的病人说住医院要花很多钱，她知道我们姐弟俩都是"穷八路"，生活不可能富裕。她每天哭哭啼啼闹着非要出院不可，后来大夫给开了些镇痛药就回家了。我把这些情况向我三姐说了，她得知我母亲得的是癌症，不住地叹息。她说："如今只能面对现实，尽一点儿女的孝心吧！"这以后，我们每隔一个时期，就买点营养品寄回去，希望能延长老人家的寿命。

为我母亲的病我来往奔波，耽误了不少课程，只好借阅别人的笔记补习。这期间不断有人来干扰，有些刊物、报纸副刊约我写稿。那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他们知道我曾访问过朝鲜，都是约我写点这方面的稿件，我都婉言谢绝了。但有一个来约稿的，我却无法谢绝。这人就是作家柳青。

柳青当时在《中国青年报》主编文艺副刊，一开始他并没有约我写稿，闲聊中，我谈了一些回家沿途听旅客们说的逸闻趣事，他听完立刻就要我写一篇小说给他。我再三推辞，他坚持要我写，临走还扔下一句话："版面我给你空下，三天以后我就来拿稿！"柳青是第一次向我约稿，而且是那么坚决，他在我面前，既是朋友又是老大哥，我不好驳他的面子，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去写。虽然这些材料是道听途说的，因我对农村还比较熟悉，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终于写成了四千来字的一篇小说。第三天，他真的跑来把稿子取走了。过了没几天稿子就在《中国青年报》上登出来了。我的原稿上还没有来得及想好题目，柳青就给起了个标题叫"结婚"。不久，《人民日报》就在副刊头条转载了，并加了编者按语予以推荐。接着全国不少报刊也陆续转载了，并发表了不少评介文章。其中有褒的，也有贬的。褒的主要是说文章虽然篇幅很短，但写出了新人新事新气象，语言精练，生动有趣；贬的主要认为作品存在有巧合、偶然的弊端，艺术上并不成熟，因而不值得推荐和赞扬。我个人认为这些意见都有道理。那么《人民日报》为什么要转载推荐这篇并不成熟的小说呢？后来我听丁玲同志说这是乔木同志的主意。因为当时的文学作品一般写的都是落后到转变的题材。我写的《老瘾戒烟记》就是属于这一类。而这篇小说虽有缺点，但写的是新人新事新气象。目的就是要倡导作家贴近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反映现实生活。这场争论并没有人出来做什么结论，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文研所还是按部就班地学习，我除了跟着大家一块儿听课、看书之外，也还是要忙一些家务事儿。因为段杏绵很快要生产了。一对年轻夫妇，眼看很快就要做爸爸妈妈了，一方面高兴，另方面也很发愁。产前有许多事要做准备，产后还要有人侍候产妇。她母亲年岁大了，还要给家里人做饭，我母亲正在病中，都不可能来，只好请了一位保姆。保姆年纪有四十多不到五十岁，我们都称她陈大娘。她没有生过孩子，可侍候过不少产妇，对这事算是内行。她一来就忙着准备小孩衣服、小被褥及尿布等用品，还预约了附近一位拉三轮的接送产妇，怕的是万一半夜三更临产找不到车。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段杏绵在北京市第三妇产院顺利生下一个男婴，这正好满足了我母亲的心愿。我当即写了两封信，向双方家长报喜。我给小孩起了个名字叫小泉，因为我的奶名叫全福，全与泉同音，泉字似乎文雅一些。段杏绵同意，于是出生证上就写成了"马小泉"。他们母子出院后，小泉经常肚脐发炎化脓，我只好隔两天就用被子包裹住抱到医院去换药。后来注射了两针油剂盘尼西林，才算彻底好了。当时我曾设想过，如果过春节能带着回趟家，让我母亲看看这个她盼望已久的小孙子，那该有多好！可是十冬腊月，天寒地冻，车上拥挤，孩子又小，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后来就让段杏绵抱着孩子去照相馆拍了张照片，寄给了两家老人，让他们也看看又一辈子人。不久就收到我妹妹的来信，信上说我母亲看了相片高兴极了，每天都要拿着照片看几遍，还嘱咐我们以后不要再给她寄东西了，省下钱花在孩子身上吧！

初次当爸爸，虽然生活上增添了不少麻烦事，心情却十分愉快，小泉长得很结实，很逗人喜欢。除了本所的同志外，一些亲朋好友也常带着礼物来祝贺。可以说，那时我整天陶醉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之中。可是过了没多久，一件祸事又降到了我的头上：我母亲病故了！

这是过了春节不久以后的事，当我看到我妹妹发来的电报后，大哭不止，段杏绵也哭了。陈大娘怕产妇哭得没了奶，只好再三劝慰。事已至此，我只能请假回家奔丧。一路上我不住思念我母亲这辈子受的苦，越想越难过，越想越觉得我欠她老人家太多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母亲的遗体已经入殓了。棺材就停在我家中间那孔窑洞里，我一见棺材，扔掉手里提着的东西，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抱着棺材号啕大哭，谁都劝解不开，竟然哭得昏了过去。后来听我妹妹说，当时他们都吓坏了，立即请来本村一位中医，这才抢救过来，我因此病倒了。

我母亲的丧事，我妹妹不便出面主持，只好由我大哥主持承办。一切费用自然是由我支付了。据说他是披麻戴孝，抱着我母亲的灵牌，引着棺枢送到坟莹地与我父亲合葬的。他是我的同父异母兄长，以往虽然和我母亲的关系比较冷淡，但最终总算尽了儿子的一点孝心。这也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惯。

我在中医和我妹妹的精心治疗护理下，生活总算能够自理了。我妹妹、妹夫告我说，他们打算搬回宋家庄老家去住，这些年他们寄住在居义村，完全是为了照顾我母亲，如今老人已作古，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当外来户了。我对他们这些年侍奉我母亲非常感激。我把我母亲遗留下的家具、衣物全都给了他们。又把土改分到的这三间窑给了我大哥，因土改时他成分定的是中农没有分到住房（可惜三年困难时把我给他的三孔窑卖了）。接着我又把分到我名下的十二亩地，捐给了本村小学作教育经费。我在家处理完这些事，就告别了我的故乡，返回北京。

离开北京这些天，所里的情况也有了一些改变。首先是名称改了，中央文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这是中宣部的决定。因中国科学院也设立了一个文学研究所，那是个名正言顺的文学研究机构；而我们这里并没什么研究课题，而实际上是个进修班。改成讲习所比较切合实际，也避免了两个机构名称重复。

第二件事是购买北官房房产的事已经办妥了。为了改善学员们的住宿和学习环境，我们早就看准了什刹海后海南河沿的一处住房。那里环境比较幽静，离所部驻地不远。有两排砖瓦房，南边空场里，栽有一些树木，房前栽着北方很少有的两丛竹子。西南角上还有处小四合院，可以住家属。但因经费批不下来，一直拖着。现在总算解决了。

第三件事是：文化部党委要求抽调一些学员到新解放区去参加土改，到上海等大城市去参加"三反"运动。丁玲同志对此事非常赞成。她以前就向我们讲过这样的话：你们这些人所以成为作家，最主要的是因为熟悉生活。来这里读点书，听点课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长期脱离生活，长期不握笔杆子，也不是一件好事，学员们听说文化部要抽人下去，都很拥护这个决定，争着要下去。于是所里就决定暂停一段课程，根据各个人的愿望，组织了一些人去参加土改，一些人去参加"三反"，还组织了一些人去朝鲜前线生活。当时我和康濯等人也要求下去，但丁玲同志没有同意。她说："你们都不能走，还有别的任务。"

后来才知道文协决定要在这里办个二班，主要是培养编辑人才，要我们到北京市各大学文科挑选愿意从事这一工作的毕业生。很快我们就挑选了二十多名男女学生，当时要我临时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为了工作方便，还让我挂了个副秘书长的头衔。我一个高小肄业生，竟然去给大学毕业生当班主任，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可这是组织的决定，我也只好服从。他们也是"自学为主，讲课为辅"，主要课程是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阅读研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有时也约请一些有编辑经验的老编辑来授课。

这年秋末冬初，下去的同志们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二班的班主任另派了别人担任，我仍然是随一班继续学习。原计划是学习两年，到年底就该结业了，但因下去耽误了一些时间，原订的课程没有讲。经上级批准，学期又延长了半年。

这年冬天，又有一件好事降临到我头上：文协要我随同老作家沙汀访问民主德国，这是根据中德文化协定安排的。我们来往都是坐火车，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这是我初访欧洲，很有新的感受，也开阔了眼界。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