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阅读，就永远无法获知小说中呈现的真相

曾以8卷本《大宋王朝》引发广泛关注的著名作家何辉，新创作的3卷本新史家小说《范仲淹》近日与读者见面。其以近百万字的篇幅，以1024~1045年北宋变革的20多年为切片，以极具特色的典型事件呈现了范仲淹这位“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圣贤的立体人生。书中收录的120余篇原典文献，如同散落的历史拼图，让读者得以直观理解“先天下之忧而忧”不仅是情怀，更是建立在精确的理性认知基础上的战略思维。除了浓墨重彩书写范仲淹，使得这位兼具理想主义与实践理性的士大夫楷模、北宋一代名臣名相的形象跃然纸上，小说还着力刻画了一批名臣名士的群像：晏殊的圆融、欧阳修的狷介、韩琦的刚毅，与主角形成精妙的映照。而范仲淹与滕宗谅“不以毁誉累其心”的友谊，更在庆历党争的背景下闪耀着人格光辉。

就写作前后及小说内外的多项话题，记者近日对话作者，特以此文字与读者分享。

奚同发（以下简称“奚”）：“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提到范仲淹，许多人脑海中会立刻涌出这些文字。人们常常以《岳阳楼记》与范仲淹画等号，或许从成语“划粥断齑”记住故事的主人公。您是以哪种方式“认识”的范公？又是什么原因让您花费这么多笔墨来大写这个人物？

何辉（以下简称“何”）：同大多数人一样，我最初了解范仲淹也是在中学时代学《岳阳楼记》。历史课讲到庆历新政，使我对范公有了进一步了解。但是，这种认识在此后很长时间并没有加深。直到后来我研究宋代的消费，系统、深入地研究宋代历史，才对范公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2021年，8卷本《大宋王朝》出版后，我并没有打算继续写历史小说，而是尝试探索新的文学类型，创作了一部科幻小说《未知侵入》。这期间，重庆出版社的王昌凤编辑联系我，约稿写宋代人物传记小说，重点谈到范仲淹。我一开始婉拒，理由就是担心无法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超越自己、实现突破。后来，她为此多次联系我。于是，我征询一些朋友的意见，问他们对范仲淹了解多少。结果发现，大多数人对范公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岳阳楼记》和庆历新政。这就使我改变了想法——如果大家对范公不够了解，就有必要再写写这个伟大的人物。他值得被世人更多了解。

奚：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应该耗费作者不少心血和精力。在如今这个快餐时代、提速时代，您在大学教学之余，还能以这么郑重、严谨的史学观、文学观来对待文学，且开创当代中国历史小说“新史家小说流”，实在令人钦佩。那么，在您心目中，范仲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认知在这部小说创作前后有什么变化？

何：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我对范仲淹的看法可以说是比较脸谱化的——一个政治家，一个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忧国忧民的大文人。当我深入地研究了范公和他的那个时代之后，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开始在我心里变活了。在我的小说中，范仲淹从青年走向老年，从一个锋芒毕露的年轻官员，慢慢变成了一个忍辱负重、心有城府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忧国忧民的初心不变，但是他的性格是有变化的，他的行为方式也是有巨大变化的。

奚：除了《宋史·范仲淹传》之外，仅近几年便有史学家或作家程应镠、周宗奇、崔旭、滕飞、诸葛忆兵、方健等写过范仲淹，他们或是偏重历史叙事，或是注重精神分析、从学术角度进入，有传记，也有小说。您觉得自己笔下的范公与别人写的有什么不同？这部小说的优势与独特性在哪里？

何：我在写范仲淹之前，刻意不去看别的作家写的关于范公的小说，但是我大量阅读原始史料，也浏览一些研究他的学术论文，自己用心研究范公，然后以研究为基础，展开想象力去创作。我希望我写的范仲淹，不同于别的作家写的，一定是基于我对范公的认识和理解来写他的。正如我在这部小说的《后记》里提到，动笔之初，我确定了一些重要的创作目标：一是力争创作的小说故事要好看。我希望继续在叙事的风格与节奏方面做出探索。我想要在叙事的节奏和主人公的命运之间制造一种呼应，也就是说，我想使笔下的故事，有时像涓涓的细流，有时像壮阔的大江，有时清新简洁，有时沉郁繁复，以呼应小说中主人公范仲淹及一些主要人物曲折多变、悲喜交加的人生，折射那个诡谲多变、波澜壮阔的时代。二是力争艺术真实基于人真、事真、言真这“三个真”而创造。人真、事真，即小说的主要人物、反映的主要历史事件是真的，是记入史册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言真，即这部小说里出现的历史人物说的话，要尽量符合历史真实。同时，我创作的这部小说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当然会有一些虚构的人、事。我认为，通过“实”与“虚”的结合，更有利于创造出触动人心的艺术真实。我希望读者通过这部小说，能够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范仲淹，能够理解他的喜怒哀乐与思想精神。读过这部小说，以后大家再读《岳阳楼记》时，所读到的便不仅仅是一篇美文，而会看到一个曾经在历史中努力奋斗过的真实的人，以及他所生活过的那个时代。

奚：因为《岳阳楼记》写于被贬之际，所以，许多人心目中的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更是一个文学家。而这部小说中，把大量篇幅和重心置于西北边陲，对于范公指挥与西夏的作战，从背景、策略，至战中末节，比如天气、服装、佩饰、武器、山形、地貌、民俗等，战后的呈报、战况的分析、未来的可能性……面面俱到，事无巨细，不厌其烦，俨然突出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范仲淹，以至于有人认为“本书对北宋边境战争的还原堪称教科书级别”。请问，这种题材分配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何：刚才说到，创作这部作品之前，我曾经问了一些朋友对范仲淹的认识程度。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范公还有一段驻防西北对夏作战的经历。所以，我想，浓墨重彩地写这段故事，一定有利于增进世人对范公的认识。范仲淹毫无疑问是一个军事家。很多人都熟悉狄青，我印象中，这个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不少。其实，重用狄青的正是范公。我这么说，应该有助于大家意识到范公在军事方面的分量吧！

奚：作为一个政治家，范仲淹等人主导的“庆历新政”在小说中也着墨不少。从制度设计，到实施的各个环节，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范公将儒家理想转化为治理实践的惊人智慧。其中，他的十项改革奏章内容，更是全文呈上，占书中近14个页码。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北宋仁宗年间朝堂的暗流汹涌和变幻莫测。以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这次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与范公本人的性格是否有关？

何：在这部小说中，我重点写了范仲淹在两个阶段的故事，一个阶段是驻防西北，另一个是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是北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学课本里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在小说里当然值得大书特书。大家在历史书中看到的庆历新政，局限在那些改革措施。历史书中介绍得非常简单。我希望这部小说，能够让读者通过生动的故事了解庆历新政的来龙去脉，以及当年范公是如何通过奏章来阐释他的政纲的。很多人能背诵《岳阳楼记》，但是我想，作为一位重事功的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本人可能更希望世人能够更多地记住和认可他在奏章中阐释的政纲。所以我在小说中大篇幅引用了他的奏章。这难道不像是他再次活了过来，开口在对现代人阐释他的思想吗？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很有意思。

庆历新政的失败，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我认为范公的个性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改革的政策触动了当时朝廷内的利益集团，有非常大的阻力。庆历新政后期，范公在一些人事关系、权力斗争中也处于不利局面，影响了改革措施的推行。现在有一种倾向，有些人好像喜欢把某项事业的成败归因到一个人的个性上，其实这种想法很容易忽视影响历史事件发展中的一些更为重要的因素。一个历史事件的发展，往往是很多综合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奚：这部小说延续着《大宋王朝》的写法，同样引入大量历史资料原文，包括参引自《范仲淹全集》《续资治通鉴长编》《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等著作中的文章、诗词、状、疏、奏、表、议、墓志、碑阴等，少则三两行，多则十页八页。毕竟真想把这些内容都弄明白，绝对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准，且需要边阅读边翻查工具书。虽然它们与行文中的现代语言表达相互穿插，构成本书的语言风格，是作者的写作创造，但是，您是否考虑它们会成为读者的阅读障碍，影响阅读的流畅性？

何：有这种可能性的。不过，我相信读者都是很聪明的，他们很快会发现，跳过那些引用原文并不影响阅读。我知道你想问，既然有造成阅读障碍的风险，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安排。我想反问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区别一般小说与历史小说？因为，历史小说一定有区别于其他类型小说的特质。我对历史小说的看法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一定要有一些史载基础。但我对历史小说的期待还不止于此，我希望我创作的历史小说是基于历史研究的，而且想让历史人物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在我的作品中出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明从未中断。为什么能这样？咱们的语言文字有巨大功劳。古代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发展到当代中国人的语言文字，表现形式不同，却一脉相承。我想通过我的历史小说，体现这种传承和内在精神的链接。古今交织，今古辉映，你不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吗？

其实要做到这样的安排很难。首先，我是经过大量的研究的。然后，在研究的基础上，我要基于史载，发挥想象力，按照一定的逻辑，将古人的文字融入小说创作。世人编写了很多范仲淹的文集，但是读者读这些文集时可能无法知道每篇作品创作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也可能无法知道它们在范仲淹生命历程中的位置。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当然可能去翻阅大量的史书，钻研范仲淹写作的状、奏等文字。但是史书中，这些文字是相当分散的。因为不论是《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还是《宋会要辑稿》，这些史书从整书来看，都不是专门为范仲淹或某个特定的人物而编写的。《宋史》中的人物传，当然一篇写一个人，但是篇幅有限，一般也不大量收录传主的文章。也就是说，诗词、状、表、奏、墓志等这些历史资料，看似都存于世，但是当代读者少有真正去全面涉猎的。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碰它们，更谈不上去深入阅读、研究。长此以往，它们可能会在历史中“死”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把这些资料按照一定的逻辑融入小说创作，大多数读者是无法真正系统地接触到的。在小说中引入大量历史资料原文，可以说是我的一种良苦用心。我想借我的小说，使范仲淹等古人的文字真正地活下去。从某种角度说，他们的思想与文字，比我的小说更加重要。这些历史中如星辰般璀璨的人物，他们的思想、文字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我愿意用我的作品，作为承载它们漂流在人类文明之河上的小船。

奚：作为大众熟知的《岳阳楼记》，范仲淹创作时贬知邓州。一生三起三落，身处江湖之远，仍不忘初心及担当，他以这篇经典名篇回应了政敌攻击的同时，展现了他的文人情怀以及一个政治家的务实的思想和深刻的远见卓识。本以为写到此，会有更新的延伸或学术发现，没想到却只是在匆匆的人物回忆中补了一笔。好像有些弱化处理，这是什么原因？

何：首先一个考虑是，读者对《岳阳楼记》已经了解很多，介绍这篇作品创作背景的作品也不少。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浓墨重彩去写。第二考虑是，这篇作品的写作年代是范公等人推行新政失败之后，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也是在情节的高潮之后。不过，它确实是范仲淹精神的升华。我认为并非是弱化处理，而是以文学的手法，以范公回忆的方式，使这部作品出现在小说的结尾之处，以期起到思想升华的作用。我觉得这样的处理，能够起到震撼人心的文学效果。

奚：这部小说选取的是范仲淹任兴化县令至庆历新政失败20多年间为人、为政的主要经历，作为重要的表达主线。在这部近百万字的小说中，是否有些内容限于篇幅或其他原因，本来想写或原计划要写，却没有写进去？

何：出版社对我倒没有篇幅限制。最初，我规划这部作品的篇幅时，拟限于二三十万字。后来写着写着，我发现既定的篇幅是无法写好范仲淹的。我问王昌凤编辑，可否写长一些。她说没关系，只要好看就行。所以，这部作品基本上按照我的既有构思完成了，该写的基本都写进去了。当然，作为文学作品，对范仲淹一生故事的写作是有详有略的，比如，刚刚说过，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后的故事是一笔带过的。

奚：目前，您已创作多部历史小说。以您的创作经历和经验来说，历史小说的创作难处是什么？您在《范仲淹》的写作中，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

何：难的地方是，很多历史事件在史载中没有全貌。不管是庙堂上的政治斗争，还是沙场上的军事博弈，史书往往只提供残缺的记载。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先花大量时间进行深入研究，然后根据我自己的思考判断、逻辑推演，在想象中恢复整个事件的全貌。比如，对于宋夏三川口、好水川等战役，读者不可能在任何一部史书中看到全貌和细节，但是通过我的这部小说，可以看到这两场战役的完整、生动而且充满细节的画面，由此定然会生发更多感触。读者如果读过我的《大宋王朝》，肯定会有类似的体验。我认为，历史小说一定要使自己具有阅读的不可替代性。换句话说，我希望我的历史小说做到一点：超越读者的想象，没有阅读，就永远无法获知小说中呈现的真相。我想这正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小说能够提供给读者的特殊体验和价值。

奚：除了范仲淹之外，您对宋朝的哪些人物还特别有兴趣？下一个会写谁？

何：我对宋朝很多人物感兴趣，比如苏轼、岳飞、辛弃疾等。但是，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再写一个宋朝的人物。如果有好的创新的想法，或许会继续尝试，否则，就不会勉强自己去写。

奚：有人说，本书堪称古典版《终身成长》。范仲淹几近知天命之年学兵法、转武职的跨界勇气，在35岁危机论盛行的今天尤其令人震撼，也因此本书可以看作一部大宋公务员、士大夫入仕自我修养之书。同时，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它还似一部职场人士、公务员、学者教师的案头秘籍，所揭示的“情绪稳定派的逆袭哲学”，是对内卷最优雅的破局——当寒门出身的范仲淹三次被贬却次次实现政绩跃升，现代人终于理解何为“逆境中的战略定力”。您对自己小说所带来的这种别样的实用性和对当代青年人的心灵抚慰感的说法，是否认同？

何：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读者解读一定是千人千面的。所谓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是这个意思。每一个读者都可能在阅读时产生各自的代入感。范仲淹千百年来被世人推崇，在他的身上，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精神品质。我相信，正是范仲淹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沉浮中稳定情绪干实事的坦然态度，在困局中优雅破局的战略思维，引发了众多读者的共鸣。我的小说能够在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之余，还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实用性，特别是能够对当代青年人的心灵带来抚慰和激励，作为作者是感到非常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