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国学︱张载提出“横渠四句”有何历史背景

《“四为”与张载之造道追求》原文载于《光明日报》2025年8月9日11版。

张载（1020—1077年）虽然科考出道较晚，但在其科考中第前就已经长期在长安讲学，并被文彦博树为“士人矜式”。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与程颢一并科考中第，初授祁州司法参军，继迁丹州云岩县令。也许因为治理地方政绩突出，也许是因为其当年讲学之深入影响，所以当熙宁变法刚刚展开就受荐入朝；而他与宋神宗的朝堂答问也颇受奖掖，并获得“将大用卿”的期许。不料张载在与王安石的相处中却发生了不小的分歧，认为王安石为人性格刚愎，执政风格狷急，所以讽刺为“教玉人追琢”。张载由此颇受排挤，先是按狱浙东，继而校书崇文；而当时任监察御史的弟弟张戬也因为批评新法被贬谪为湖北公安司竹监时，张载觉得已经无法继续参与新政，于是以病辞官，回到陕西眉县横渠镇。

但回到横渠镇，张载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失意，反而明确表示，“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说明其关于人伦文明的建构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考。于是，他就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开了一通关于变法的实验。这就首先表现为由其弟子“三吕”在蓝田推广“吕氏乡约”；至于张载本人，则“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同时，他还与其在朝的弟子范育展开了一通关于“道学与政术”关系的书札讨论，并批评说：“朝廷以道学与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与之同时，张载又通过赋诗的方式叮咛其另一弟子苏季明：“……事机爽乎秋毫上，聊验天心语默间。”所有这些也都表明，虽然张载在朝廷政治中受到了挫折，但其坚持变法、坚持改革的决心非但没有受挫，反而是以其个体的方式在家乡搞起变法的实验来。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为祥指出，当张载独自面对自己一生的思想探索时，为了表达自己这一生关于儒家人伦文明建设的思考与探索，形成了一个“正蒙”的命名。这究竟是要正谁之蒙、又如何正其蒙呢？当然，这首先就是由佛老之谬误所导致的“世之儒者”所表现出来的时代之蒙，尤其是那种“语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梦幻恍惚，则定以‘有生于无’，为穷高极微之论”的“懵者”之蒙。要对时代精神进行一种正蒙式的纠偏，那么其所谓的“正”者，也就必须首先为自己确立一个基本而又坚实的理论出发点。那么，究竟如何确定自己一生思想探索的基本出发点呢？丁为祥指出，正是在这种不断地思索中，张载在崇文院校书经历中所看到的一段名言也就一下子显现出来：太宗皇帝为百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古今集斯文之大成，为天下括事理之至要。四方既平，修文止戈，收天下图书典籍，聚之昭文、集贤四库。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李昉、扈蒙等十有四人编辑是书，以便乙夜之览。越八年十有二月庚辰书成。这就是蒲叔献在《太平御览》的序中所提到的宋太宗时要求李昉等翰林学士在编辑《太平御览》时的心态，当然也是赵宋皇室以国家名义用八年之久所编的一部书，目的自然在于供宋太宗在听政之暇以补充自己的知识，当然同时也希望掀起一个全国性的读书学习思潮；其所谓“为百圣”“为万世”“为古今”“为天下”云云，也就代表着宋太宗在启动这一国家工程时的一种殷切希望。于是，张载也就在自己的左右简编、俯读仰思的过程中形成了如下文字：为天地立志（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括号里面的字为朱熹与吕祖谦编《近思录》时所改）丁为祥指出，“四为”的这一形成过程表明，所谓“四为”，实际上也就是张载为自己撰写《正蒙》时所拟定的一种基本设想与内在章法，当然也就是张载在总结自己一生探索之所得的一种“自我立法”。（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博超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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