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渡与渡人：论生命的格局与能力

“自渡是一种能力，渡人是一种格局。”短短十二字，道尽生命的两重心法：前者锤炼自身，后者成就众生。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进取与“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重生”的超脱，则是这两重心法的注脚。纵览中华史册，能将“自渡”与“渡人”圆融无碍者，莫过于屈原、司马迁、王阳明、李时珍四人。他们以生命为笔，在青史上各自写下一座座灯塔，照见后人。

自渡：以孤绝之勇，破生命暗礁。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他在汨罗江畔的独白。楚国昏聩、群小当道，他既无力回天，便决意以诗为舟、以死为楫，完成精神的自我救赎。纵身一跃，看似悲剧，实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重生”——让灵魂与浩荡的楚辞同不朽。屈原以死自渡，以诗永生，告诉后人：当命运扼住咽喉，若无法向外突围，便向内开凿，把痛苦淬炼成光。

司马迁身受宫刑，身陷“士可杀不可辱”的伦理绝境。他以《史记》为桥，跨越耻辱的深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将个人剧痛升华为历史宏阔，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自渡。若屈原以死明志，司马迁则以生证道：活着本身，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只要胸中丘壑尚在，肉体的牢笼便困不住精神。

渡人：以大我之怀，开万世太平。王阳明龙场悟道，本是一次“自渡”。然其真正格局，在于“渡人”。他提出“致良知”，把深奥心学化为百姓日用之学；平定宸濠之乱，更以“知行合一”止杀伐于无形。临终舟中，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既是自我圆满，也是向天下人示范：人人心中有仲尼，人人皆可成圣贤。他以一己之光，点亮千万心灯，格局之大，横亘古今。

李时珍早年三次乡试落第，若以功名论，可谓山穷水尽。然他转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遂穷三十载，踏千山、尝百草，修成《本草纲目》。此书一出，天下医者得其利，后世苍生蒙其惠。李时珍以医者的窄门，走进济世的大道；以一人之力，为华夏生民架桥铺路。他的格局不在庙堂之高，而在草野之远；不在一时之功名，而在千秋之性命。

自渡与渡人，本是一体两面。屈原、司马迁以极端方式完成自渡，其作品却成为渡人的舟楫；王阳明、李时珍以渡人为念，却在利他的过程中实现了最高级的自渡。所谓“睡前原谅一切”，并非逃避，而是如屈原之释怀、司马迁之超然；所谓“醒来便是重生”，也并非轻飘，而是如王阳明之格物、李时珍之再起。四者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个人命运的残砖碎瓦，砌成天下人的通途。

今日之世，山依旧高，水依旧阔。我们既需屈原、司马迁的孤勇，以自渡于困厄；亦需王阳明、李时珍的胸怀，以渡人于苦海。能力使我们站稳，格局让我们走远。愿我们都能在睡前与昨日和解，醒来向明天开路；以自渡为根，以渡人为翼，于有限之生，成无限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