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甲午战败的权首？（朱维铮）

满清入主北京以后，经历了九世十帝。它的最后三朝，两世三帝的年号，依次是同治、光绪和宣统。

这三朝开端于咸丰(帝国第七个皇帝)十一年七月十七(1861年8月22日)，终结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1911年12月29日)。宣布反清独立的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元首，历时四十九年四个月七天。

在这近半个世纪中间，有一个人始终坐镇在帝国权力核心，就是慈禧太后。

不必再述说迄今仍未破解的慈禧发迹之谜。无论她是否假冒的满洲叶赫那拉氏的旗女，但她在咸丰六年(1856)三月生下皇长子，并在玫嫔徐佳氏生子即殇而使其子成为别无选择的储君之后，她就连跳两级，由皇帝的四等妾(懿嫔)，而封三等妃、二等贵妃。只是咸丰帝死前，尽管独子载淳六岁了，仍不晋升其生母为皇贵妃，即助理皇后主管后宫的副手。

因此，清末盛传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中虑及身后事，一是曾与心腹大臣肃顺策划，要效法汉武帝欲立幼子为储君，先杀昭帝生母钩弋夫人的故事，除掉懿贵妃;二是其计未售，于病危密授皇后钮祜禄氏一道手谕，谓那拉氏“如恃子为帝，骄纵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见《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文宗密谕)。这都应说并非空穴来风。

咸丰死时委任的顾命大臣达八名，均为随他流亡热河的满汉亲信，并对肃顺言听计从。肃顺恪守满洲族制，于咸丰驾崩次日，即尊小皇帝的嫡母、先帝遗孀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其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那拉氏“母以子贵”，由先帝的二等遗妾，骤居为今上的两太后次席，却更诱发了她被夫压抑的政治野心。她时年二十六岁，岂止不甘居于小她两岁的“母后”之下，更不甘受“祖宗家法”规定严防外戚宦官干政，实为严防后妃篡权的祖制束缚，要趁子幼国乱，君临天下。

由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不久接受在京大学士九卿会议的意见，上两太后徽号，“母后”曰慈安，“圣母”曰慈禧，这里不妨照称。

没有证据表明慈禧读过老子韩非著作，但她特别留心自汉至明列女主专权的历史，却有据可查。她从历代女主临朝史中间学到的，无疑一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二是以柔克刚，后发制人;三是见机突袭，除敌务尽。她不爱读书，却好看戏，终生沉迷于其中的三国演义、辽金制宋之类张扬阴谋诡计得胜的戏曲，显然是她以妾妇致高位的启迪。

所以，从咸丰刚咽气，慈禧立即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自居看穿贾府婢仆的“全子本领”，费尽心机，纵横捭阖，不过三个多月，便相继挑动慈安憎恶肃顺，继而通过妹夫醇王密结恭亲王，再用护送咸丰棺材入京的堂皇借口分割顾命八大臣，随即趁肃顺不备，将他逮捕处死，并将顾命八大臣一网打尽。然后呢?轮到恭亲王一伙了。

由于恭亲王出面与英法俄美四国订立屈辱和约，意外地使英法侵略军退出京津，又由于恭亲王没有否定肃顺重用汉臣的政策，使太平天国终于败在曾、左、李纠集的湘淮军手中，因而慈禧必须借嫂叔亲谊拉住恭亲王，通过他重建北京政府，实现国内政局的暂时稳态，即所谓“同治中兴”。

年号同治的满清帝国第八名皇帝，名载淳，六岁即帝位，在位十三年，患梅毒于十九岁死去(时公元1875年1月12日)。

同治帝个人在位期间仅留下荒淫记录，但同治朝的帝国社会，却似乎由动乱重趋稳定。

中世纪中国的儒家学者，有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认定动乱是变态，无论以怎样手段实现稳定总值得称道，所谓“宁为太平犬，勿做乱离人”。

咸丰帝死，同治帝立，仅三年太平天国亡，又三年捻军灭，继而左宗棠西征，通过多年政军相辅的努力，相继稳定了帝国在西北边疆的统治，并导致新疆设行省，令沙俄、英国勾结域内外分裂中国的图谋，受致命挫折。因而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清廷支持湘军收复帝国在大西北的主权，可谓“同治中兴”。

对内呢?所谓“同治中兴”，无非表征一种暂时的稳态。这稳态，首先由于湘淮地方军阀战胜太平天国而实现，继而体现于南国各省督抚类似汉唐的侯王藩镇。

历史现象不等于历史实相。力求复原历史实相，也未必意味着揭示历史本质。

慈禧原来籍属满洲镶蓝旗，因母以子贵，做了皇太后，母家被抬入满洲镶黄旗。但她虽为皇家第一旗人，却不通满语，不识满文。那么她的汉语文化程度呢?于清咸丰二年(1852)被选“秀女”入宫，得到皇帝临幸生子而晋贵妃，相传曾代纨绔皇帝批答过奏折，表明她略通文墨。但可证她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只有同治元年(1862)与共同垂帘听政的慈安太后同读《治平宝鉴》一事。

据《东华续录》同治元年三月丁未，《治平宝鉴》编成，内容是“历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择其可为法戒者”。抄撮原文并作简明注释。以后便由指定的讲官，定期向两太后讲授。可知这是专为太后“垂帘”作参考的政治史读物。看来主导“进讲”的慈禧太后，不比她那个顽劣儿皇帝用功。同治四年十一月翁同龢被派“进讲《治平宝鉴》”，成为这年在养心殿隔帘向两太后跪讲此书的第七人。由翁氏日记可知“进讲”每月三次，每次讲课约二刻，余待太后垂询。他所讲为该书法编的南宋孝宗至明崇祯帝凡二十段，却屡次辍讲。除了慈安庆辰而中断两月以外，别的“毋庸进讲”都不说理由。拖了一年，同治五年十月初二，翁氏记曰:

是日进讲“明庄烈帝诛客、魏”一段，因推阐案语中“去邪不尽，任贤不笃”二语，援引古今，剀切言之，太后垂问数语即退。《治平宝鉴》法编至此而终，以后进讲与否且候进止。

当然再也没有“以后进讲”。这一则因为慈禧对历史无知，连明朝有多少年都闹不清，偶尔发问总是某帝“贤”否，犹如看戏必问那是好人还是坏人，怎能对古史有兴趣?二则翁同龢讲到导致明亡的宦官僭权，“援引古今”，说得越诚恳，就越使慈禧觉得刺耳，尽管她宠信太监安德海所造成的丑闻要待三年后才发生。满清的专制者从来不会“以史为鉴”，慈禧岂会例外?

《治平宝鉴》是清廷专为慈安、慈禧“垂帘听政”编写的教科书。翁同龢只在被派进讲前一天，才由徐桐借给抄本。经查《清史稿》艺文志，也未见著录，或许从未刊行。但它是慈禧毕生唯一通过“耳食”学过的帝王术著作，而照翁氏日记，即如这部浅薄作品，她也仅断续听讲过半部，可与宋初赵普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媲美。然而北宋太祖太宗兄弟借《论语》粉饰阴谋，欺负后周的孤儿寡妇，终究成为“开国之君”。慈禧呢?她由咸丰帝小妾，不断耍阴谋，搞政变，从两度“垂帘听政”，变成一人“训政”。结果绞杀了帝国仅存的生机，在与亡夫共创两度丢失首都的记录之后，终于化作“洋人的朝廷”的傀儡，岂止将满清闹完，更使中国所有民众跟着遭殃。从这一点来看她学过的半部《治平宝鉴》，对她作为独裁者所应用的帝王术，起过怎样的影响，又似乎不可小觑。惜迄今未见专门研究。

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一日(1894年8月1日)，清廷向日本宣战，而在前一天，日本外务大臣已照会驻日外国公使，声称日清之间存在战争状态。其实，还在一周前，日本军舰对中国援朝的运兵船发动突然袭击，便首开战衅。

关于清日甲午战争，它的起因，它的过程，它的结局，两国文献及各国人士目击记录无比庞杂，但由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历史实相，无不证明日本军政当局，是处心积虑地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通过这场战争，迫使满清政府割让中国领土台湾，承认朝鲜为日本属国，赔偿给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军费白银二亿两，并为“赎回”满清发祥地辽东半岛又增银三千万两，从而使日本成为19世纪世界最大的暴发户，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实现“现代化”，并变成20世纪亚洲乃至全球的腥风血雨的制造者之一。

至于大清帝国，尽管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清法战争的挫败，但由于太平天国和捻军相继被镇压，国内出现相对稳定。哪知稳定只是假象，清日兵戎相见，结果满清竟被中国的千年学生日本打败，招致前明抗倭三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因而光绪二十年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以后，举国愤怒，就不奇怪了。

愤怒由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1895年4月27日)朝廷赋予全权的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而达于极致。

按照马关条约，清廷割地赔款，都达到半世纪前清英江宁条约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消息传来，正值北京为慈禧六十寿辰举行恩科会试，云集首都的十八省举人，由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牵头，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这是满清建立全国统治二百五十年来在北京发生的首次学生运动，当时的实际政治影响没有近代史论者想像的那么大，却表征帝国文化精英对清廷已由失望而愤慨。三年后出现的戊戌百日维新，瞬间站上舞台中心的，正是此辈，那是后话。

关于清日甲午战争，百年来中外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包括卖力为曾国藩、李鸿章等倡导的“洋务运动”辩护的论者，也多以为李鸿章应为清日战争失败负责，很少有人指出，他其实在替满清帝国整体腐朽的体制充当替罪羊。

因而，遍索甲午战争前后满清的宫史私乘，有一个人实为战争惨败的权首，却受到中外论者的最少关注。这个人，就是慈禧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