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兵散文:孝义的小阳春

手头有一本一九九七年的《孝义文艺》，是季刊中的冬之卷。里面还保留着该刊主编马明高的一份手写信，至今读来，依然感到宛若昨天，心底里有一种温热的情绪涌了上来。

翻开刊物，赫然在目，除了一篇小说《毒日头》（作者韩思中就是后来《吕梁文学》的主编，两次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之外，就是马明高给山西省新生代作家作品讨论会写的近万字述评，开篇还有潘振明写的相关报道。副标题里有“著名作家焦祖尧、田东照，著名文学评论家段崇轩出席会议。”我记得参会的还有《山西文学》副主编祝大同，以及谈兴风趣的鲁顺民（如今已经是《山西文学》主编），风度翩翩的太原青年作家唐晋，等等。报道里还有一句：“《山西文学》两期推出，并被称为山西新生代作家十八强。吕梁地区马明高、韩思中、李迎兵三位青年作家荣列其中。”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到七日，共三天时间，可谓见证了《孝义文艺》的高光时刻。

一

孝义的初冬时节，阳光豁亮，宛若小阳春的暖色，冰雪融合，氤氲之气升腾，远处的湖水泛起霈霖潮涌。马路上的一张张脸，也是充溢着笑容。

孝义新城处于吕梁大山之外东南平川一带，从薛公岭而下，顿见一片开阔的豁亮。

那时候的马明高也就刚刚三十出头，风头正劲。在那份古朴而又散发着新鲜质感的竖排信件上，有着他对文学的独到理解。从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隆冬季节，吕梁地区文联小说改稿会在地区电影公司招待所召开。

毫无疑问，那一次改稿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马明高。改稿间隙的舞会上，他那独特的舞姿，让我想起《伊豆的舞女》里的风格。第一次看到他的小说手稿，是《黑鬼》。后来，发表在《晋阳文艺》上。而山西省新生代作家讨论会后，马明高的小说《民事》，则是另外一种味道。包括韩思中的《对手》，也有着强烈的地域性色彩，文字里潜藏着一种暗潮涌动的力量。

那次的山西省新生代作家创作讨论会，我是姗姗来迟了。由于，搭乘的班车抛锚耽误，赶到时已经是吃晚饭了。马明高在宾馆门口迎我进了餐厅，就近坐在一张桌上。那张桌上，看到熟悉的祝大同和鲁顺民等《山西文学》编辑部的几个老师。这一年，我的小说《温柔地带》在《滇池》和《小说月报》合办的“中国短篇小说精品展”推出，遂引起《山西文学》的关注。

参加新生代创作讨论会，也是因为主编段崇轩和副主编祝大同两位老师推荐的《滚雷》。《滚雷》发表在《山西文学》一九九七年第十期。祝大同配发的同期评论里重点写了这一期七位作者的学历及创作情况 。鲁顺民的《立碑》发在头题。在这次活动中，我见到最多的一本杂志，就是《孝义文艺》了。马明高很及时地向大家约稿。而且，他在每一期的小说特稿栏目里，约到了很多省内外一些有影响作者的稿件，比如毛守仁、许建斌等等。这是一本立足孝义本土而又面向全国的内刊，却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受到孝义籍著名作家马烽的褒扬。

二

马明高在吕梁地区文联改稿会的联欢会上，跳舞的动作没有重样的。姿态怪异，却一招一式，都是自创的，即兴发挥。贯穿整个音乐旋律的是，他的头发，随着舞步，一次次甩起。虽然，没有歌中唱到的“黑头发飘起来”那样的流线式效果，但也是飘逸着一种桀骜不驯的新生代姿态。

我坐在祝大同老师旁边，内心却游离在刚才有惊无险的抛锚经历。车门打不开，司机一直在驾驶台上修理着，一筹莫展。

这个时候，我想起父亲在我小时候削苹果。随身带着一把小刀，套在钥匙串里，父亲麻利地把弯曲在刀具里的小刀，拉了出来。然后，沿着苹果屁股削皮，一招一式，也是那么麻利。一个动作，一削到底，苹果皮一下子听话般地脱落了下来。让我自己削皮，那就不一样，磕磕绊绊，削一下，只削下一点皮，费老大劲儿，才削下一把零零碎碎。

马明高说，无根的生活，就像这种断片式的千头万绪。他说，我的《温柔地带》就是这种无根的漂泊精神最好的注释。他的这句话，后来写在他对这次新生代综述里的一篇万字评论《自审.前瞻.超越》里，而且发表在这一年《孝义文艺》的冬之卷。山西省新生代作家创作研讨会能够在孝义召开，而且是汇聚《山西文学》编辑部及省作协各路精英，可谓一次颇具有代表性的文学集结。

不过，我仿若又回到了一两岁。娘娘（奶奶）用小匙喂我吃小米粥。太烫了，每一口，她都要吹一吹。太淡了，就放一丁点盐。不烫了，不淡了，她才把一匙小米粥喂到我的嘴里。娘娘没有吹过的饭，不烫，也还烫。娘娘没放盐的饭，不淡，也还淡。

还是回到很多年前吕梁地区文联的改稿会现场。那次联欢会，如果没有马明高这一套舞蹈动作出手，没有这种自创风格的舞姿，就不会把联欢会推向高潮。

我记得，《孝义文艺》的美女编辑侯燕，不仅仅编稿，而且还写诗。那时候，她也正当风华正茂，远远看去，娉娉婷婷，婀娜多姿。她与马明高的风格不同，却又是联欢会上的又一明星。这次，省里的新生代讨论会后，也有联欢。马明高再次登场，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地区改稿会联欢的风格。

不过，马明高在小说《民事》里也是一如既往的接地气，延续了《黑鬼》的人性关怀。他跳舞的动作既有《黑鬼》里砍煤挣命的感觉，又有《民事》里的底层民风彪悍，让省里的客人也是开了眼界。我有些自惭形秽了。不敢与美女搭讪，也就一个人下场，与马明高一起汇合。两人跳的完全不一样。

我仿佛在岁月荏苒的梦幻旋律中游走。三十岁左右，一脸茫然无助，如同一个老农，在地里掏镢头，吭吭啊啊；也如建筑工地搬砖，动作重复，僵硬，滑稽，搞笑，与其他人一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不得不说，新生代讨论会有一个基本的创作定调，也就是以山药蛋为主。毕竟，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五虎将，给山西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从《吕梁英雄传》，到《汾水长流》；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到《咱们的退伍兵》——可以说，从小说到影视，山药蛋的根基很深厚。更早的还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也是突出的代表。当然，吕梁走出来的作家，比如田东照、权文学等老一辈作家，也与山药蛋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当时，我们新生代所面临的创作困惑，也是如何解决这种隔代传承和创新的问题。

三

新生代研讨会，也聆听了山西省作协主席焦祖尧的诸多教诲。贴近现实，贴近土地，拥抱生活，并举出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例子，一幅一八八五年创作的油画中，伊凡雷帝失手杀死儿子之后恐慌无助的眼神，紧紧按住儿子流血的伤口，悔恨中流出伤感的泪水。整幅油画被一种灰暗压抑的气氛所笼罩。

假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并非大团圆结局，用悲剧来书写，可能更有说服力。潘保安《老二黑离婚》就是一种续写，却也暗示了赵树理后来的命运。焦祖尧长篇小说《跋涉者》根扎现实，紧贴时代。最初发表在《当代》。《山西文学》主编段崇轩，在研讨会上也强调了山药蛋在山西文坛的比重和份量。

从吕新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到柴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麻地》，包括李骏虎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前面就是麦季》，等等，无不突显了后山药蛋的某些特质，在语感和氛围上，展现了更多诗性的空间。当时来自介休的许建斌说，他为何写作，就是为了能够娶上一个好媳妇。这话没毛病。他的发言让旁边一个三十左右还没娶老婆的人，心态可能会变得有点刻薄，神经更加过敏。

不过，我能够理解。每个人可能都是以自己的标杆来衡量一切，写小说的在精神上似乎又属于有些洁癖的人。不过，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坦率，还有直言不讳。他的长篇小说发表在《黄河》上，同时又被一家省里的出版社出版，文学上已经是小有斩获了。据说，他后来还当了某个县级市文联的头儿，可谓事业和婚姻是顺风顺水。太原来的唐晋，个子高挑，宛若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白马王子。估计在新生代研讨会上，数他最帅了。目测高度一米八左右，笔挺的咖啡色西装，走起来稳健有力。他的谈吐也不俗，对于国外现代作家那是如数家珍。他不仅能写，还能画。他的小说后来上了《青年文学》，而油画的风格和小说又有一比，具有探索性的乔伊斯文风。

《山西文学》推出两期新生代十八位作者，被称之为本土新生代作家“十八强”。唐晋的路子算是剑走偏锋了。我在《山西文学》一九九七年第十期新生代专号里发表的小说是《滚雷》。副主编祝大同在同期评论里对鲁顺民、晋原平、彭栋、秦爱知、张素兰、王爱琴、李迎兵等七位作者的小说作了点评时，引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的话：“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

这段话，深有感触。因为，我在母腹中只呆了七、八个月，就仓促来到了人间。我认为自己是残缺不全的，所以，只能通过写作来达到修补和完善自己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讲，写作就是面对自我的写作，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维护和救赎的首先是自己。写作就是写作者和这个世界保持的唯一精神联系。就是这样。那个时刻，是文学的时刻。当然，也是属于孝义的小阳春。

从节令上，属于初冬季节，但每个参会的人，都体会到一种暖暖的春意。这几天属于《孝义文艺》的高光时刻，也是马明高的高光时刻。

四

一九九九年秋之卷的《孝义文艺》在“特别推荐”栏目里发表了我的小说《草长莺飞》。后来，收入我的小说集《温柔地带》里时改为《我们都是外星人》。这一期，还配发了马明高的同期评论《永远的忧伤》。虽然是一篇小说论，但他充满了昂扬的激情，与其是对我，不如说是对一代人的写作充满了极具有感性化的解读。一开头，就引用了《温柔地带》的一段“我”的内心独白。

马明高的评论从写作的代际关系出发，站在当时小说发展的前沿展开他的观点。既有宏观的打量，又有微观的分析。从《草长莺飞》里的“我”，想拉住女主人公的手，却只能拉住她的水袖。然后，从一代人的某种恋爱心理，透射着更深层次的生存关系，以及一代人的处境。属于社恐之类，比如你在小区里总是会躲避某个不必要碰到的熟人。对方也可能只是一个小区门口钉鞋的师傅，但你每次出去，没事的时候总想要绕开他。他也一样，没事时，想绕开你——歪打正着，你们都互相绕开，正好在另一头侧门碰到，彼此会尴尬地一笑，一点头。常常就有这种时候，有时你常去的两家快餐店，紧挨着，你总是担心另一家老板生气，有时就像小偷一般，窜进去另一家。你去前一家多了，生怕后一家老板会生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微妙的心理，反正，我可能有，或许我的小说人物身上也有。

马明高作为小说家兼评论家，总能在他要评论的小说文本里有了独特的发现。马明高是有取舍的，他把我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冷峻而平实的，另一类富有激情和焦灼，语感很好的。他喜欢的是后一类。他从一代人“我们”的高度来打量，然后又回到具体的写作者，尤其第一人称里的“我”来解读。这就使得他又有一种评论者的直觉力和穿透力，洞察写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五

《山西文学》一九九七年第十期的祝大同同期评论《人生的奇遇》，冷峻的笔调，点评包括鲁顺民等的七位作者，犀利而又深刻。尤其，他说：“我们这里却有不少的作家尚未暮年，创作力便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写出的作品无人问津，落寞的游走于文坛内外……”马明高读到这篇文字，尤其这段话，让他颇感震惊。他认为点到了山西所有中青年作家的痛处。夜色阑珊的孝义新城，也是有着不一样的景致。

我与马明高行进在研讨会现场外的小马路上，呼吸着有些冷意的新鲜空气，不由得侃侃而谈。至于谈了一些什么，现在竟然想不起来了。很多想法，两人还是一致的，尤其他对文坛的点评，锋芒毕露。只不过，在个别细节上，难免有些不同的想法。总体上，我还是固执己见，甚或坚持走自己的那条大卫.科波菲尔之路。他表示赞同，但也表达了一种忧虑。也就是如何解决生存，然后才是继续攀升的文学理想。

后来的一九九九年秋之卷《孝义文艺》，作为主编的马明高，不遗余力地发表了我的小说《草长莺飞》，而且配发了那篇引起反响的评论《永远的忧伤》。这是他的文风，也是他总体打量我的小说的一种基调。紧接着二OO二年夏之卷的《孝义文艺》，节选了我的长篇小说《雨中的奔跑》前两章。他的同期评论《爱是什么样的感觉》里，有了更多的暖色，甚或亮度。评论里还评论了其他作者的作品，视野更加开阔了。

马明高的洋洋洒洒，一泻千里，使得他的书写更加痛快淋漓，充满了深度，也具有更多的感染力。古今中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宛若一锅热气腾腾的乱炖，喝酒品茗，锦上添花，但他也可以雪中送炭。马明高始终认为，“只有那些具有博大爱心的作家，他才会有诚恳的写作态度和强烈的写作激情，激情会使他自然养成雅正而良好的审美趣味，激情会使他的思想与爱心充彻整个作品的所有空间……”

马明高通过某个写作者的作品文本，能够猜摸到其生存的真实状态，并加以深入分析，娓娓道来，让局外人拍案叫绝。比如，他在《永远的忧伤》里曾经写道：“精神的东西，往往是具有共性的，但也有的是独特的、或个人化的。而且，最可贵的便是这些个人化的独特精神感受。”正因此，我的生存和写作总是得到马明高的认同和呼应，尤其在他的很多篇评论里，提到了这一点。

尤其，发表在二O二三年《火花》杂志评论增刊上给《沐月记》写的万字评论《深情书写历史境遇中人的命运史与心灵史》，与《都市》上写获得首届张爱玲文学奖的《雨中的奔跑》评论《沦落在时间的风尘里》，可谓相映成趣。而且，他的阅读和写作，让人咋舌。阅读量惊人不说，而且写作也呈现巴尔扎克式的广博与勤奋，一篇篇作品登陆《人民文学》《收获》《中华文学选刊》《文艺报》《文学报》《山西日报》等大刊大报。就在这个孝义的小阳春之夜，马明高手里挥舞着一本《孝义文艺》，正在向大家介绍着，侃侃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