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大风堂（包立民)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书画印人、古玩藏家，都喜欢为自己的书房画室或客厅取一个堂号，以示风雅。张大千也不例外，堂号大风堂。

不过，张大千的堂号是与他的二哥张善孖合用的(张善孖故后，张大千的四哥张文修也借用过大风堂的堂号收徒招生)。关于大风堂的来历，据张大千的早期学生胡若思回忆(胡拜师于一九二五年，时年九岁。十四岁随师赴日举办画展，人称神童):约在一九二八年前后，张大千客居上海西门路西成里，一位古董商拿着一幅古画到张府兜售。张大千将画打开，是明朝画家张大风画的诸葛武侯出师图。画中人物，坐在榻几上，气宇轩昂，神韵悠然。大千见之，爱不释手。一问价钱，十分昂贵，无力购藏。

不久，张大千在一次书画展览上又见到了这幅画，他请人赶紧把这幅画拍下来。适逢藏主也在展厅，见状马上过来干涉，要求将所拍之照作废，无奈之下，只得取出底片曝光。

张大千对这幅画实在太喜欢，心向往之，寝食不安，志在必得。第二天，带上胡若思又去展厅，让胡若思蹲在不显眼的展厅一角，将笔和纸藏在外衣夹层里，叮嘱了几句临此稿的要点，要他将这幅画临摹下来。胡若思遵照师嘱，看一眼，勾一笔，勾出草稿。张大千则站在画前，细细观摩，默记笔墨。回家后，他参考胡若思勾勒的草稿，在一张旧纸上，临仿了一幅诸葛武侯像，用张大风的笔法署款:“此画为兰雪居士作，上元衲弟，真香佛空，酒后醉笔。甲午正月廿二。”并用蝇头小楷仿照大风的笔法风格抄录了两段张大风自题跋文。然后请裱工连夜装裱作旧，又托人将这幅伪作也挂到展厅。同一展厅挂出了两幅诸葛亮像，惟妙惟肖，真假难辨，藏主一看，大惊失色，奇货难居，愿打对折售出，张大千趁机将此画购藏。

自从收藏了张大风的这幅真迹，张大千十分得意。张大风名风，字大风，号昇州道士，与张大千是同宗本家。征得二哥善孖的同意，就将西成里的厅堂取名为大风堂。从此，大风堂就成了张氏昆仲待友接客之处，也成了收罗门徒之地，还刻了珍藏书画的钤记。这段故事出自胡若思之口，绘声绘色，颇多传奇色彩，要不是他亲口告诉我，我是不会相信这件事的———这幅张大千伪作的《诸葛武侯出师表》的草图竟是出于一个年方十来岁的画童之手。但是，这个故事从未听张大千说起过。据张氏的至友高岭梅回忆:“大风堂的由来，是他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住在上海西成里，曾购藏一幅张大风画的《诸葛武侯出师表》，画的人物，神态极佳，大千极为喜爱，对张大风的画艺更为倾倒，作者更巧也是姓张，名字又与大千同一‘大’字，乃用大风为堂名，即曰大风堂。其后他的二哥也喜欢此堂名，兄弟乃共用之。”高岭梅对大风堂的说明肯定听自张大千之口，至于张大千如何购藏张大风的这幅画，张大千没有对高氏说，所以高氏也没有写。高氏说大千三十岁左右购藏的这幅画，可以断定购藏时间是一九二九年前后，与胡若思所说暗合，正是大千携他赴日举办画展前夕，勾勒草图对他来说，该是不太困难之事。这个堂号自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海上画坛亮相后，代代相传，由门人嫡传到再传，一代一代已经传到第三代———不，严格来说，已传到第四代。试想一下，第三代传人多已迈入知天命之年，子承父业，第四代当然后继有人了。

那么，经张善孖、张大千(包括他的红粉知己李秋君)之面，收授的大风堂门人究竟有多少?

我的手头有一份己丑(一九四九年)二月，李秋君题签的《大风堂同门录》。从这份同门录上，可以看出张大千离开内地前，大风堂的门人有八十六名。其中除了张旭明、慕凌飞、胡霜(爽)庵、宋继美、陆元鼎、曹逸如、范志宣，侯碧漪、章述亭、丁瑞琪等随张善孖学画外，其余都是张大千名下的门人。张善孖生前忙于政务和社会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更奋身投入宣传和义卖捐书画款抗日，无暇顾及收授门人，一九四〇年又因病早逝，所以从他习画的门人较乃弟要少得多。

大风堂的开门弟子是谁?说法不一。据张善孖的早期门人慕凌飞(约一九二九年拜门)说:“善孖老师在四川当盐官时，曾收一名师爷为学生(名字已忘)。”查张善孖一九二〇年确在川北乐至县当过盐务税官，当年他还与大千合作过一幅《美人名马图》赠给乐至县的另一位盐官曾鲁南，这幅画是否还流传人间，不得而知。但是题画诗却留了下来，诗曰:美人名马俱难得，画与南丰(鲁南之号)喜可知。此是吾家兄弟笔，留来别后慰相思。

一九二〇年正是张大千从日本游学回沪不久，也是他拜师曾熙、李瑞清习书画之时，而张善孖则远在乐至当盐官(任期两年)，因他参加过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一九二二年调北京，任总统咨议。很可能是张善孖向同僚显示自己有一位留洋归来拜海上名师的胞弟，故意与大千合作此画。可惜张善孖在乐至收的这位弟子，大风堂同门录上没有记载，慕凌飞也忘了其名。另一说是，张大千的早期学生刘力上(约在一九三二年拜门)回忆，在四川内江县，张大千曾收过一位开门弟子，原是画佛像的匠人，年龄比乃师还大，名叫郑素侯。尽管郑素侯为大千开门弟子之说，是刘力上亲耳听乃师说的，但是《大风堂同门录》中亦无记载。张大千向友人介绍门人时，却总是指着吴子京说:“这是我的开门弟子。”吴子京，安徽歙县人，商人之子，有经营之才，深得大千信任。郑素侯何年拜师已难考查，可能与张善孖在乐至收的“开门弟子”相似，都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收授的。为什么《大风堂同门录》中不录这两位张氏昆仲亲口说过的“开门弟子”呢?也许与远在四川，学画时间较短，师承不足，成就不大有关。

奇怪的是《大风堂同门录》中，还删除了一位早在一九二五年秋就已拜师入门，曾被大千誉为“神童”的门人，这位门人不是别人，就是胡若思(字遐思，号琴人)。这又是为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张大千被日寇扣押北平，一汉奸办的小报《兴中报》刊登了“张大千因侮辱皇军，已被枪毙”的消息，消息传到上海，传到胡若思耳中。为了生财，他仿照乃师惯例作了一百幅张大千的假画，举办了“张大千遗作展”，并在报上登了广告。

广告一出，李秋君亲自率票友和大风堂门人赴展订购一空。后来，此事传到张大千耳里，当然十分生气。他事后回忆道:“我有个不成才的学生，此时在上海居然开遗作展了!他知道我的习惯，每展一百张。他也造了我一百张假画，冒充张大千遇难前的遗作，展出就被抢购一空，此人后来被大风堂的门人声讨，公意把他逐出大风堂，引起大家公愤，说他造老师假画已经罪过，居然还说老师已经死了，趁此机会赚钱更是可恶!”这段话，道出了胡若思在大风堂同门录中被除名的原因。

同门录共录八十六名门人，其中六名是家属:侄子张玉(教名彼得，已故)，侄女张藻、长子张颖(心智)、次子张约(心澄)、长女张湘(心瑞)、还有女婿肖建初。六位亲族中，学有所成的有张玉、张约、肖建初，仅居其半。

大风堂同门中，也有少数是富家子女，慕名拜师学画像玩票。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玩票弟子纷纷搁笔，有的再也难提画笔。只有极少数不是学画的门人，诸如叶名佩。她是李秋君的义女，善弹古琴，常住李府。她既能弹琴，长得又端庄美丽，穿起古装来，在张大千的眼中，俨然是一位古代仕女的化身，真是花钱未必能请到的模特儿，所以，张大千听从李秋君的安排，欣然收下了这位专司弹琴的女弟子。当然，说是专司弹琴，也非真的是整天弹琴，她有较多时间看张大千作画，在乃师的熏陶和点拨下，耳濡目染，也能挥笔临仿张大千的仕女、花鸟画稿。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张大千去国远游，大风堂门人中，只有孙云生(字家瑞)、侯碧漪、张玉、张约、张藻五人先后随他浪迹海外，其余绝大多数留在了内地。张氏离开大陆后，又先后在香港、巴西、日本、美国、台湾收下了一些门生，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的《张大千纪念册》记载，张大千逝世后，以大千恩师、大千老师、大千吾师、大千夫子的称谓撰写悼文、悼诗、挽联的就有十五人之多。这十五人中就是海外收下的门人，但还不是全部。那么，他在海外究竟又收下了多少门人弟子?据孙云生、林建同的统计，海外新增的大风堂同门录花名册如下:

王朝翔、黄独峰、林建同、冯璧池、方召麟(女)、李乔峰、王文卓、唐悦灼、刘嘉猷、王汉翅、张效义、黄蔓耘(女)、简文舒(女)、钱悦诗(女)、匡仲英、孙家勤、冯剑声(女)、赵荣耐、张师郑、王旦旦(女)、沈洁(女)、凌圣超、龚强、张学珠、杨铭义、高桥广峰、孙芸祉(女)。

海外大风堂门人总共二十七名，加上大陆的八十六名，一共一百一十三名。诚如张大千的老友叶浅予在题何海霞画册所赞:

披读海霞册，仿佛见大风。

大风门下士，画迹遍寰中。

一位二十世纪新旧美术教育交替时代的中国画家，采用传统收授门人弟子的方式，居然收下了超过百人的学生，这在同时代的其他画家中怕是少有的(当然不包括美术院校的新型师生关系)。在众多的大风堂门人中，确有不少为海内外熟知的著名画家，诸如何海霞、梁树年、田世光、俞致贞、刘力上、胡爽庵、慕凌飞、王康乐、陈从周、胡若思、伏文彦、黄独峰、肖建初、赵蕴玉、龙国屏、方召麟、林建同、孙云生、孙家勤、匡仲英等。用百分比统计，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要问谁的画风最像张大千，换言之，谁是张大千的衣钵薪传者?以我之见，张大千早期画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承继者是胡若思;中期画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逼似者是何海霞;中晚期画风的肖似者则是孙云生。有人说，鉴定张大千早中晚期的画，要谨防以上三位的仿作和代作(还有匡仲英)。追根究底，大风堂门人中，究竟又有多少出于蓝而胜于蓝者?恕我冒昧直言，没有!一个也没有!大树底下好乘凉，但要冲破大树的阴影笼罩独自参天而立，又谈何容易啊!张大千的门下是如此，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吴湖帆诸人的门下又何尝不是如此?

不过，平心而论，在众多的大风堂门人中，也确有几位已经与乃师拉开距离、自成面貌的特立独行之士，诸如田世光、俞致贞、梁树年、王康乐、孙家勤、黄独峰、方召麟。田、俞本是于非的学生，于非与张大千是好友，他为了更好地培养田、俞，亲手把两位高足送到大风堂门下，嘱咐他俩不要囿于自己的门户，要转师获益，博采众长。因此可以说，田世光、俞致贞的画风是张大千与于非嫁接而成的。比较下来，俞致贞接受于非的东西多一点，而田世光则坚持写生，走自己的路，非驴非马，非于非张，自己的面貌更强一些。梁树年、王康乐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拜师，拜师时间不长，且拜师前都有师承，梁树年先后拜过翟姓民间画家和京城名家祁昆，而王康乐也先后从黄宾虹、郑午昌为师。梁树年、王康乐投奔大风堂，与其说是学艺，不如说是慕名，因此在他们两人身上，张大千的影子较少。王康乐直到晚年才吸收乃师的泼墨泼彩技法，与黄宾虹后期的风格相结合，逐渐独创浓墨重彩画风。黄独峰、方召麟也是慕名拜师，走的是自己的路。比较而言，在大风堂门人中，孙家勤的学艺经历显得不同，不同之处是他既接受过美术院校严格的科班训练，先后入北平辅仁大学美术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巴西圣保罗大学文学系和艺术系学习，并获得圣保罗大学的文学博士、艺术博士两个学位，可以说他是大风堂同门中唯一获得洋博士称号的门人，但是孙家勤又自幼接受过传统私授，入辅仁大学前曾从北平画坛耆宿陈林斋学过人物画，入台师大后，又从金勤伯习花鸟。也就是说，在拜张大千为师前，他已从美术院校和名师私授下打下了山水、花鸟、人物的较全面的基础。孙家勤投门大风堂，倒不全是慕名，而是为了深造补课。补什么课———补敦煌壁画工笔重彩之课，补民间艺人之课。他放弃了台师大的教职，渡海过洋来到巴西八德园，投师习艺，与张大千朝夕共处四年。这四年中他学得如何?用张大千评语来说是“此数年中，乃力抚敦煌六代三唐以来壁画，学益大成，元明以来人物一派坠而不传，孙生可谓能起八代之衰矣!晚得此才，吾门当大”(引自张大千题跋)。孙家勤是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所收的关门弟子中的大师兄，但在大风堂同门中，他又是年龄较小的小师弟。

大风堂中还有两位别才和奇才，一位是陈从周，另一位叫曹大铁(号北野)。他俩都是学土木建筑的，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工程师，陈从周重于土建、设计、园林;曹大铁偏于木工、构造房屋。除了土木专业外，他们都喜好诗文。陈从周写得一手好文，曹大铁写得一手好诗，曹大铁的旧体诗词曲，不仅大风堂里无出其右，即使在同时代的旧体诗人中也可独树一帜。陈从周则以园林艺术专家驰名海内外。

以上讲的是张氏昆仲的第一代传人，即大风堂的第二代，下面再介绍一下大风堂的第三代。

二〇〇三年三月，台北来了一位画家，应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之邀，举办画展。按照世界通例，在国家博物馆能举办画展，是高档次、高规格的，不是一流，也与一流接近。这位台北画家叫游三辉，初闯京城，第一回画展就选定了国家博物馆，胆量真不小!承乃师孙家勤之嘱(又是来电、又是捎信)要我前往观展助阵。正是在博物馆的二楼展厅，我获识其人其画。其人也，个头不高，却十分壮实，天庭饱满，容光焕发，梳一扎海外流行的马尾发辫，一看便知是位精力充沛又善于保养的中年艺术家;其画也，水墨淋漓，色彩斑驳，清丽灵秀，古今交汇，活脱脱是张大千晚期泼墨泼彩山水的再现，加上他写的那一手潇洒自如、灵动俊俏的张氏魏碑行楷，不用自报家门，就可看出他是大风堂的传人———果然名不虚传，如他名片所示:大风堂的再传弟子，台北大风堂书画研究会会长。

这位大风堂的再传弟子，不仅是孙家勤的门人，而且是孙云生的门人(孙云生亡故后，再拜孙家勤为师)。可以说，他是大风堂第二代的双料弟子。他精力旺盛，活动能量大，自二〇〇三年始，先后在北京、西安、合肥、黄山四地博物馆，后又在成都、杭州、长沙、哈尔滨、烟台、济南美术馆举办巡回画展，画展期间拜访了尚健在的大风堂第二代师伯(叔)，同时也探访了上海、成都等地的大风堂第三代。

据游三辉介绍，台北大风堂的第三代，以孙云生、孙家勤的门人为多，尤其是孙家勤在台师大和巴西圣保罗大学授课时，听课学生更是成百上千，如果这些学生也可收入第三代的话，那么，第三代的队伍将十分庞杂。他的意见是除去一般听课的学生，在听课之外，又登堂入室学艺者，方可列入大风堂的第三代。我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内地也有类似的情况，至于第三代的具体人数，尚待进一步统计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