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无情打脸！大同却稳如泰山，市民：多亏当年那个“挨骂市长”

一场暴雨让一位“良心市长”的贡献为人瞩目。北方多座城市遭遇灾情，部分地区数日降雨量相当于全年总量，引发城市内涝及洪涝灾害。

然而，山西大同在万众瞩目下顶住了上游来水的压力——内蒙古地区泄洪导致多地被淹，洪峰过境时，大同御河却平稳如常，市民生活秩序井然，淡定地驻足河两岸。

唯有大同人深知，这份从容背后，离不开一个人——耿彦波。那些年他挨过的骂、担过的风险，终究换来了“罪在当代，功在千秋”的认可。

2008年，耿彦波初到大同时，这座城市更像大型城乡结合部：16万人口挤在破败平房中，寒冬里数十上百人排队使用旱厕。

当地百姓编有顺口溜：“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因煤炭产业带来的影响，连世界遗产云冈石窟都蒙着煤灰；御河两岸更是成了棚户区与垃圾场。

大同人起初对这位新市长并未抱太多期待，却发现他每天五六点便出门，不坐办公室，常在街边买个烧饼边走边吃，就这样走出了一份城市改造计划。

他遵循当年梁思成先生“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理念，推进大同整体改造。5年间，通过截污清淤、拓宽河道、修建孤山水库，将御河的防洪标准从20年一遇提升至百年一遇。

施工时，大家最怕耿彦波来监工——他经验丰富，伸手一摸便知砂石水泥配比是否合格。一次发现安置房水泥掺假，他抓起一把塞进工头衣领，怒斥：“你良心坏了！老百姓的保命房都敢偷工减料！”他态度明确：谁敢偷工减料，就罚到其血本无归。

大同的空气也从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之一，变成周边城市躲避雾霾的首选地。当诸多资源型城市陷入“失血”困境时，大同已从“煤都”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旅游城市。

许多像我一样的山西人都清楚，耿彦波的作为不止于大同，还包括省会太原。他到任前，偌大的山西省会仅有一座建于上世纪的立交桥，两条滨河路作为城市主动脉，日常拥堵严重。

与在大同时一样，他立即主导大刀阔斧的建设：快速路、高架、地铁、古县城、汾河公园等一大批项目启动。

两年内，高架桥拔地而起，立体路网打通城市血脉。有人说，以前的太原“简直和县城没两样”，如今至少“像个省会城市了”；还有人说，“山西，我只记得两个人——胡富国和耿彦波”。

当年胡富国修建太旧高速，打开了太原的对外通道：此前乘火车去北京需十几个小时，后来乘大巴仅需数小时。

“要想富，先修路”，耿彦波让太原人再次切身感受到这句话的意义。

当然，太原乃至山西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并不靠前，存在过分依赖能源、高端产业薄弱、人才外流、转型缓慢等问题。

但这些深层次问题，并非耿彦波一己之力所能解决，他至少切实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对他的质疑也不少，比如大拆大建带来的债务问题——但在轰轰烈烈的基建大潮中，这并非个例，至少他将资金用在了该用的地方。

又如斥资数百亿打造的古县城被吐槽同质化，然而全国众多古镇、古县城，何尝不是如此？

客观评价耿彦波，他也是普通人，并非神，作为需置于具体时代背景中解读。正如“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耿彦波亦是如此。

2008年他调任大同时，恰逢中国经济黄金期，4万亿投资催生基建热潮，公路、铁路、地铁快速发展，大同的变化只是时代缩影；2019年他从太原卸任时，中国经济恰好迎来拐点，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房地产开始调整，财政收紧，城市大拆大建已不合时宜。

从这一角度看，大同与太原市民或许是幸运的——并非因有耿彦波，而是他帮助这两座城市抓住了大基建时代的最后窗口期，完成了城市更新。

在知名纪录片《大同》中，导演问耿彦波为何做事如此急切，他答道：“我还有多少时间？还能在这里干多久？大同这一次冲上去就冲上去了，冲不上去，历史不会再给大同机会了。”

的确，正如许多未建地铁的城市，日后或许再无这样的机遇。今年年初，国家发文严格控制基建项目，高铁、地铁、轻轨、文旅等项目审批日趋严格，已是明显趋势。

退休后的耿彦波与普通人无异：有人拍到他带孙子，有人在公园与他偶遇。

但他或许未曾想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重新确立中国城市发展路线——高层强调文脉赓续，要求通过“修旧如旧”保护历史建筑、恢复传统业态，实现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这恰是他当年在大同的实践；高层提出建设“韧性城市”，以更好应对气象、地质灾害及各类突发事件，此次北方暴雨中，大同的韧性便经受住了考验。

诚然，耿彦波当年大拆大建的模式已不适应新的城市发展道路，但他的前瞻性、民生初心与系统性视野，在今天依然稀缺。

一个时代落幕了，但时代不会忘记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的人。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便是“中国的脊梁”。

他风格果决，雷厉风行，无论前路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一场大雨让大同人民重新忆起耿彦波的贡献，而他的贡献，中国人民更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