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清代曹寅家族军功史研究

曹寅是清代著名的历史人物，被认为与《红楼梦》的关系非常密切。近代以来学人一般认为曹寅乃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先祖，既是曹家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也是《红楼梦》小说影射的重要人物，而曹寅家族的军功史则是曹家发迹和编纂《红楼梦》的重要缘起。但历来学人对该书的原作者和时代背景，争论不断，蔚为大观。尽管近人得出的不少论断，似是而非者多，若按照严格的逻辑考证，都经不起推敲。但《红楼梦》巨大的魅力，让一代代学人如同飞蛾扑火，不知疲倦地执于背后的虚实和真意。或许笔者也一飞蛾。在研究清代军事史的过程中，我对既往曹家军功史研究有了新的疑问：到底曹寅家族有没有军功？军功是不是如目前所传“战功赫赫”？曹寅在曹家军功史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等问题至今仍是糊涂账。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间，只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得住学术和真理，至于取舍与否，全在公心。笔者意图根据明确史料，对曹寅一脉的军功史进行梳理，深化曹寅家族史和《红楼梦》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的作者和时代背景，供学林批评指正。

一、清朝开国战争中的曹氏先祖军功辨正

据清史资料和近人考证，在清朝开国之际，曹雪芹开基先祖曹振彦和曹玺等人曾跟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等人，参与对明战争。不过学界对于曹振彦和曹玺究竟有没有立下军功，还是存在异议，其中较为普遍的是认为此二人“军功赫赫”，甚至立下诸多战功。笔者认为要搞清楚曹振彦父子究竟有没有“军功”，首先要明白“军功”和“战功”的区别。

“战功”，具体表述为作战功绩，指官兵在作战过程中所立的功绩，一般特指杀敌取利和攻城略地。这个概念在古今基本没有歧义。“战功”强调有明确的战役战斗和斩获数量，带有强烈的血腥味和数字量化色彩，与官兵的升迁奖罚直接相关。但是“军功”的概念则古今有别，不如“战功”那样棱角分明。清初朝廷对“军功”如下规定：“大兵凯旋之后，询问统兵主帅，实叙官兵劳苦情形，分别等第，给与功牌。”可见清初“军功”则例的定义界限具有一定模糊性，故在军中立下较大功劳的非战斗人员，按此模糊法令，也是可以获得“军功”奖赏的。

之后的康熙朝会典对“军功”边界规定则愈加清晰化：“凡效力行间者，各按功绩，分别等地，记册给牌，移咨吏部授职。其应予以赏赍者，照例分给。”在清初会典中，清朝“军功”种类一般包括7种：1、前进军功；2、红衣炮克城功；3、登城功；4、克城功；5、水战俘获功；6、执旗鼓进功；7、招抚敌军功。这些概念和规定被清朝之后的官定会典所继承。从清代中前期的军功制度规定中，可以看出：清代中前期的“军功”核心是“战功”，但是并不等于“战功”，也包括“招抚功”，甚至“官兵劳苦”。

尤其是“招抚敌军功”，如果官兵能够招降敌军，不战而屈人之兵，既能达到战争目的，又能减少伤亡，实则是不流血的战功，非常划算。据实录可知，皇太极时期虽无招抚功明列军功则例的规定，但皇太极等人因图以汉制汉，减少满人伤亡，善用招降，战时成功招降明军后，会载明相关军士的招降人数、城数及物资等，谕旨表彰，与战功一起列入战后功绩簿。故战时招抚功，在皇太极时期似已被纳入军功赏格范畴。至多尔衮时期，招抚功列属军功则例已然清晰，至顺治五年在评叙军功时规定：“招抚兵一千名以上，船五十只以上，及官民未徙之全城者，统兵主帅分发将领，及将领下遣去招抚之人，俱准叙功”，而后此例内核基本被康熙雍正所继承。雍正帝甚至将招抚功与战功等而视之，鼓励官兵战前招降敌军。顺治五年宽松的“招抚功”规定，就为“将领下遣去招抚之人”创立军功提供了法理依据。如此即便“下贱包衣”若能劝降敌兵，亦可按例得功。

进入近现代，中国的“军功”概念在西方影响下发生改变。“军功”概念泛指军队公开表彰军人在作战、训练、执勤、科研等军队建设发展过程中，做出的突出功绩。近现代的军功概念之边界，将作战系统、保障系统等诸多军事组成部分均纳入考核对象，战后常以各类“军功章”进行表彰，包含面更广。军功章主要分为三类，即战斗军功章、勤务军功章和荣誉纪念章，又因前两者与战时作战和辅助直接相关，因此含金量最高。所以军内文官、后勤人员以及外援部队等，若辅助有功，都有机会与作战兵一样获得“军功”奖励，配带相关“军功章”。不过由于战争仍然主要依靠作战部队在前线直接运行和决定胜负，而非后勤文职，所以近现代的“军功”体系仍然以“战功”为核心进行运作，战斗军功章的地位始终位列第一。因此在近现代诸多战后表彰活动中，后勤文职战后虽可获得相关军功章，但与直接指挥作战而得“军功章”的官兵相比，其含金量和事后抚恤还是有差距的。毕竟作战兵以命相搏，与从旁协助者的代价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在大体了解了清代以来军功概念的演变后，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明确的论断：1、军功和战功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军功包含战功，战功是军功的主要组成部分；2、有战功必有军功，但无战功未必无军功。有了以上的前提后，我们可以对曹振彦曹玺的军功史疑问作进一步研究。据目前的清史资料，曹振彦曹玺没有立下“战功”的确凿史料。但比对其他史料，改换新角度，可以对该问题进一步探讨。无论以当时标准还是近现代军功观来看，曹氏父子还是有“军功”的。何以为证？

1、明清辽东曹氏有深厚的军功传统。据《五庆堂曹氏宗谱》记载，辽东曹氏始祖曹良臣，乃明朝开国功臣，分衍五房，而其中第四房即曹振彦一脉。冯其庸先生通过梳理《五庆堂辽东曹氏总谱》、清实录、明清地方志等史料，已成功证明了三房曹绍中一脉、五房曹恭诚一脉投清后确有战功，而与曹振彦同宗同辈的中高级武官也大有人在。辽东曹氏“从龙入关”，以军功起家并非虚语。曹振彦创立军功，有时代背景、地缘优势、家族人脉以及军功传统等便利。

2、包衣下属的扈从辅助性质。虽然皇太极在崇德二年说：“朕包衣之子，皆非应役之人。”但这对王府包衣未必完全适用，多为招抚策略，而非现实政策。由于满人数量不多，包衣会随主参战立功，如曹振彦之子曹玺扈从多尔衮参与大同平乱立功便是明显的例子。根据二者的主奴关系，“旗鼓官兵”战时在法理上也是作战部队的一部分，照规定是要随主子参战的。曹振彦等既身份属于王府包衣，当过多尔衮的“旗鼓牛录章京”等职，按满族的主奴关系，在主子作战时他必须听从调遣，或前线执旗鼓协同作战，或从旁谋划招降，或留守王府操办后勤，无论如何都是满洲主子在战争中筹划使用的棋子，有立下“战功”或“劳绩”而得“军功”的机会。而清初“军功”制度的模糊性，特别是后来曹家主子多尔衮对“军功”则例的拓宽使用，尤其是“将领下遣去招抚之人，俱准叙功”二语，则对曹氏参与战事评议军功非常有利。

3、黄一农对曹振彦“因功加半个前程”的考证。该考证颇见功力，可信度非常高。何也？“半个前程”是清初低级世袭爵位，后又被改成“拖沙哈喇番”，对一个下级包衣小官来说，可谓是重大赏赐。一个汉族包衣小官，只有立下重大功绩，方能获得钦赐世袭殊荣。黄认为曹振彦极可能参与了招降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部众的过程，因其有出色的语言能力和降军内部同宗同辈的特殊人脉关系，而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此考证合乎情理事实，非常出色。如此看来，曹振彦立下了“招抚功”，是符合清朝军功制度中“招抚敌人功”规定的。但是黄先生并没有点出招降功和军功之间的联系，最后倾向认为曹振彦似乎没有军功，似是将“军功”和“战功”混同来看的。

4、曹振彦的军政履历。曹振彦曾当过八旗军内的“教官”，后又升到“旗鼓牛录章京”，被皇太极特别允以“因有功加半个前程”，后又转做知府、盐法道等文职。从中可见曹振彦地位的上升。曹振彦在八旗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反映了后金权贵对其在壮大军队和后勤保证等方面的“劳绩”，给予了认可和奖励。以清初模糊的军功则例规定，时人或后世将其招降功或劳绩视作“军功”，没有不妥。而以近现代的军功标准来看，曹振彦有军功是毫无疑问的。

5、曹玺跟从多尔衮参与平定大同姜瓖之乱史实。康熙朝《江宁府志》和《上元县志》的两篇《曹玺传》都有记载曹玺曾以“侍卫”身份“随王师征山右”，即在平定山西姜襄反清中“建绩”“有功”，后被顺治皇帝提拔为内廷二等侍卫，管理銮仪。这是曹玺军功一个比较有力的佐证。无论曹玺的“功”是“劳绩”“招抚功”还是“战功”，以多尔衮时期的军功标准，均可算作“军功”。至于事后的曹振彦，目前的史料并不能证明他亲自参与了作战平叛。顺治九年曹振彦的奏本，可证明其为清军提供了善后支持，是平定山西中的一环，所有功绩当属“劳绩”，谈不上“战功”。

县志并未言明曹玺之功到底属于“劳绩”还是“战功”，故不能悉知其具体所指。然根据曹振彦家世、县志记载、实录和多尔衮平叛史事，或可窥知一二。一则注意文献所夸曹玺之能。时间距离曹玺最近的《江宁县志》称曹玺“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至后来道光朝的《上元县志》，就只论文，未赞武艺。这说明在世人眼中，曹玺文能盛于武艺。其了了几笔的武艺描述，虽突出了曹玺射力强，但射速、准度、刀剑棍棒术、防身术、骑术、臂力腕力、耐劳度尤其是具体的杀伤数等，均未提及，虽比文职汉臣稍添风采，但比起同期真正的武将悍兵，绝对是相形见绌，根本不值一提。

二则曹玺被命为满人侍卫，说明曹玺已经熟悉满语。曹玺继承了乃父的语言文字本事，成为八旗军内通贯满汉文言的少数精英，非粗兵可比，为其可在战事中靠疏通满汉乃至参与诱降，进而创立军功提供了基础。顺治五到六年，多尔衮为平叛山西姜瓖等部，多次诱降。清廷和前线军为此多次大量缮发劝降文告，并派人多方劝降，意图分化瓦解。要想大量缮发劝降文告，派多人劝降，必须精通满汉语言方可。另外当时多尔衮所用的攻击军队，皆为满洲军，后期攻破大同后才用降将吴三桂旁击陕西，可见早期疑汉之深。因此在指挥联络内外军队上，军内精通满汉文言者就显得格外重要。联系战争的客观需要、曹玺的自身优势、与多尔衮的主奴关系、文献不言战功多赞文能、曹玺战后又能叙功，综合思考可推知：曹玺作为侍卫，带有警备性质，本职当为护卫多尔衮，亲临前线战斗可能性不大；在扈从多尔衮征战大同姜瓖等部时，初出茅庐的曹玺，虽无赫赫武艺，最终却能建绩有功，应当是在主子多尔衮改定的军功制度保障下，凭借出色的文言能力，协助清军缮写汉语文告或入城劝降，疏通内外满汉交结事宜，最终才得以战后叙功领赏。虽不排除曹玺射杀立功的可能性，但综合史事逻辑，其“功”似偏指“劳绩”或“招抚功”。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笔者认为：曹振彦和曹玺战功不明，军功有据，即便没有清朝严格意义上的“战功”，但也应该是有“军功”的。而以近现代军功观来说曹氏有军功，基本上没有问题。否则若说二者无丝毫“军功”，则很难解释曹振彦“因功加半个前程”和曹玺从征平叛建绩有功这两个核心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曹家以军功起家”并非完全无理，只不过其获取军功的主要途径可能更如黄一农先生所言源自文字语言或政务后勤能力，当属“劳绩”或“招抚功”，而非直接的“战功”。曹氏军功多属勤卫辅助型，而非战斗型。笔者基本认同黄一农先生曹家未曾冠行武职的观点，但对于其言曹家并非军功起家的观点，不是太认同。曹氏虽非武官作战，但却以文言密切参与战事，从旁协助甚至疏通诱降，对军事有其佐助之功，然后受到上司赏识，成为晋升的一大基础，岂曰与军功毫无干系？

参与战争，以命相搏，赌国运家财人命，历来是一国一家一人生活中的大事，是家国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会变成国史、家史以及个人回忆中难以忘怀的记忆。若比对国史、家史和个人回忆等诸多文献，最后发现此人此家几无记载战争和军功史事记载，那么真相估计可能只有一个：此人此家并未直接参与作战，没有赫赫军功，自然就乏善可陈了。那么具体到曹振彦曹玺，他们的军功大小到底如何？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在《凡例》曾言道：“尼堪等姓，军功显著者甚少”。联系曹振彦曹玺的包衣身份、主要宦途经历、罕见的军功记载以及曹寅的回忆，可推知：曹振彦曹玺的军功实际上并不多，且含金量也不是太高，远不如五房曹恭诚一脉，相比满汉名将更是不值一提。否则其后代应当会对此大加渲颂。但从清廷封告、旁人评说、曹寅诗文中看不到此类记载。因此不能夸大曹氏军功。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曹氏之所以能够评叙军功，主要是因为满洲大兵得胜和相对模糊宽松的军功则例，依恃多尔衮等权臣的声望，才能靠文言能力，勉强混在官兵中分一杯羹，实际上作用并不突出，更绝非不可替代。故若说曹振彦曹玺“战功赫赫”或者“军功世家”恐怕离史实太远。但曹氏多少还是继承了先祖的一些军功风尚，经历了战争磨砺。那曹寅在曹家武运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二、三藩战争下曹寅家族的军功问题

（一）曹氏参助江宁防务考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耿精忠等相继叛乱。曹寅《句容馆驿》一诗说明当时曹寅已离京南下，协助乃父曹玺。胡绍堂等学者认为曹寅到句容，是协助乃父参与扬州防务。亦有部分学者模糊说其参与的是江淮防务。这些有待商议。我认为十三年曹寅和乃父参与的应该是江宁防务。证据如下：1、曹寅作为侍卫，要南下必须有康熙的批准。而康熙愿曹寅南下，须有他的理由。2、福建耿精忠叛乱后，北进图浙江，以致战场在浙闽交接处的温州、金华等地进行，位置偏东南，但扬州却在东北方，是非战区。当时清廷在江浙的兵力和战防中心以江宁和杭州为中心，而非扬州。从康熙十三年的谕令来看，江苏扬州虽闹过水灾，却基本无警，守卫价值不大，因此康熙并未发布防守扬州的谕令。3、受战争影响，康熙高度重视江宁防务。据实录，十三年康熙征调江宁兵力驰援浙江平定耿精忠，造成江宁防务空虚。江宁一旦有失，大局恐有决裂。这引起了康熙的高度警觉，故四月下旨：“恐江宁兵单，可出包衣佐领千人、八旗每佐领骁骑二人前往守江宁。”九月份康熙再次令副都统雅赍等，会同兖州汉军都统释迦保及“京师新发禁旅”，前往守卫江宁，也命地方官积极配合。后再以江宁兵单，令简亲王喇布率领所部人马和上三旗包衣佐领驰卫江宁。史称十三年在京部分侍卫奉命参与了江宁防务。曹寅是包衣兼侍卫，本身就是禁旅一员，是有很大机会的。4、曹玺为江宁织造，在江宁防务空虚之非常际，须遵旨协办防务，不能随意离开岗位跑到扬州去做事。更为重要的是二人所到的句容实则属于江宁管辖，是其东南要冲，临近浙江耿精忠部，乃是南防耿精忠北上的要地，进行句容防守实则是江宁大防守的一环。所以我认为二者当时参与的是江宁防务，而非扬州防务。

由于当时的江宁乃非战区，故曹玺曹寅在康熙十三年在南京从事的是后勤工作，没有战功。但曹玺时任江宁织造主事，正值三藩叛乱，是清军在江南后方“督运”军装、粮饷等方面的重要勤务官员。但相比乃父曹玺，曹寅在战防中的角色无足轻重，绝非要员，从后来曹寅奉命北返即可得证。

（二）曹寅未参战平定蒙古察哈尔王之乱考

据目前的资料，曹寅在康熙十四年的大体行踪是非常模糊的。笔者通过研究相关史料，对此有点新得。十四年三月前后，北京一带最大的事情当属蒙古察哈尔王叛乱。据史料，当时北京“禁旅南征，宿卫尽空”。危机之下，康熙听从孝庄太皇太后的意见，派图海征集了京城满洲蒙古八旗军和“家奴之健勇者”，挥师北伐，不到两个月就粉碎叛乱。按理，曹寅属于“家奴之健勇者”。如果十四年春季曹寅在北京，那么这位弓马娴熟的18岁青年应当在应征之列。若参战平叛察哈尔叛乱，将是曹寅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亲身前线作战，肯定会对曹寅的人生、思想造成重要影响。如果他在战中杀敌立功，那么此事会是他处世炫耀的资本，进而成为诗文的重要材料。他多愁善感，怎么可能不会在后来的诗文中炫耀感叹一番？从其诗文可以看出曹寅只要有空闲，触景有感就会作诗抒情，也比较注意保存自己的作品。但我从中看不到任何有关他出塞征战的回忆。康熙十一二年，他因为“关弓盘马百事隳”而没有怎么作诗，可以理解。但为何偏偏没有甚至没提十三四年的诗文，而到了十五年后诗文就不断涌现？到底是什么原因耽搁了他作诗？

从《元宵醉后作》《渡潞河题壁》等诗文来看，康熙十五年初他当是在北京伴侍康熙的，因去年底没能回家与亲人团聚过年，心中不快，故于十五年元宵节赋诗以解心中乡愁。这说明曹寅最迟于十四年冬末就已返回北京了。再联系十三年九月北京大批禁卫奉旨南下助剿的史实，真相似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康熙十三年冬季到十四年三月，曹寅不在北京，很可能尚在南京与曹玺协助防务；察哈尔王叛乱发生后，康熙因虑京防空虚，故将不少禁旅重新召回北京，而侍卫曹寅就是其中之一；曹寅奉命北返后，但回京时叛乱也已被平息了，故没有平叛的亲身经历，自然也就谈不上印象深刻；曹寅虽没有及时参与平叛，但却在十四年至十五年南北奔波，备尝军旅反复之苦，没有时间写诗抒情，导致他十三四年两年间基本未做诗，直到十五年北京局势稳定后才开始增加诗文。第二种可能是曹寅在北京，未能参与前线战斗，却因扈从佐助杂役，备受军旅反复之苦。其《不寐》曾云：“晓车如秋潮，雷鸣过空堂。尘役苦无厌，附躬自彷徨。”或可从中窥知一二。不过到底是哪一种，还须再考。

（三）三藩战争中曹寅的战争观和军功梦

从康熙十五年以后的诗文和现存史料可以看出，曹寅没有真正参与平定三藩战争，主要在京扈从康熙，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也就无所谓什么战功了。但是其诗文却反应了他当时复杂的战争观和军功梦。

1、曹寅写过与三藩战争直接相关的诗文，如《宿来青阁》、《冰上打球三首》、《闻恢复长沙志喜四首》、《喜雨纪事》、《过甘园》等。这些诗表明三藩战争中，曹寅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站在清廷一边，关注战局的进展，对清廷取得的重大战绩深表欣喜，也不忘趁机颂扬一下主子康熙的光明伟大正确，对战乱中的百姓多表同情，对阵亡的亲友更是深感难过。他虽身为满人家奴，内心还是有基本的是非观和道德观。不过若要认为曹寅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关注战局和民生疾苦，以至于积极毛遂自荐南下作战，那就不妥了。他所做有关战时民生疾苦的诗文并不多见，且给人的感觉多像官样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敢揭露清军的腐败无能。其诗文主要部分还是反映他在京城中的侍从、交游、偶感和闲时趣好，恰好反映了他的生活偏向，透露出青年曹寅对京城生活和个人状况的关注度，似比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要高。这与他的身份背景、狭小的生活圈子以及森严的清朝制度密不可分。《圈虎》等不少反应闲适自由的诗，恰好说明了他的大体处境，衬托出他青年时期的躁动和被动，内心的叛逆和自由愿望。

2、青年曹寅的心胸和处境，影响了其军功梦想。面对三藩战争，他很羡慕那些建功立业的人，有创立军功光宗耀祖的强烈愿望。在康熙二十年前所做的诗文中，他时常流露出军功梦想。比如《宿来青阁》《射雉词》《江行》《冰上打球词三首》等，包含了不少与战争直接相关的指向，如“烽火”“弓弩”“战马”“刀剑”等等。《宿卢沟题壁》对其军功梦体现得最为直白：“十年马上儿，门户生光辉。明朝挟弓矢，应射白狼归。”“宿”字带有明显的私暗性，可以比较真实地映衬他当时的心境。这些诗歌体现了青年曹寅内心深处的男儿血性和功利思想。但有意思的，比较完同时期的其他诗作，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往往说完慷慨豪迈的话后，一转身就去与文人僧侣交结唱和，拍康熙的马屁，沉湎诗酒，不时做些闲适叫苦甚至愁怨的诗。因此“军旅诗”的比重要明显低于“闲怨诗”。这种反差体现了他对自己的军功梦亦即亦离和内心深处的挣扎。他曾酒后赋诗：“人生贵自足，所获良不诬”，或许正是挣扎之后听天由命的选择吧。

联系他心态与行为的反差，可推知：曹寅之所以说“贵自足”，就是因为在三藩战争中，面对战事的不利乃至亲友的被杀，实际上曾有多次的“不知足”，很想效仿先人，快马弯弓，杀敌建功，晋爵封侯，万古留荣。除了个人志向，考虑到现实因素，曹寅应想借战功，改变“包衣下贱”所带来的身份尴尬。因为从曹振彦到曹寅，曹家历经三代，始终有一心结，即改换“下贱包衣”的身份。曹氏作为满人家奴、内务府包衣，既难比凭战功跻身高层的同宗曹恭诚一脉，亦难在社会上正对世人。其表面风光，但生死荣辱全凭帝王的无常喜恶，诸多受限，在夹缝中生存，稍有不慎便家破人亡，生活随处暗藏动荡和危机。 因包衣可凭战功和科举脱籍出头，那么曹寅若能南下作战立功，曹家从此可以有夸耀世人的正式武功，扬眉吐气，更可借机脱籍出头，走出包衣家奴的阴影，洗刷身份耻辱，建立相对稳定的家业，“门户生光辉”。

可是，康熙始终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其因除顾虑曹玺已在南方助防，留曹寅在京中为人质外，更在八旗权贵的需要。诚如郑天挺先生的分析，包衣制度实则适应了满族权贵既想避免宦官干政，又想得宦官内务之实用的双重需要。康熙对汉人疑心很重，吸取前朝宦官干政祸乱的教训，利用以容易控制的包衣，行宦官内务及监察等暗事，既能奢侈享乐，亦可制衡满汉，故整个康熙朝未见到上三旗包衣脱籍案例，即便到了相对宽松的乾隆朝，成功脱籍的包衣也极少。曹寅文武兼备，满汉皆熟，性格忠顺，可谓是服侍康熙、充当眼线的优秀人选。康熙岂有轻放和不利用之理？这些情况下，曹寅几乎没有南下作战立功的机会，被康熙牢牢地拴住，无法改变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只能继续扛着父辈身上的低贱标签，被康熙反复利用。曹寅终其一生，为康熙做牛做马，劳绩甚多，更因连续接办康熙南下花销，以致败家，但康熙直到其临死都未让他及子孙脱籍出头。这是曹寅的人生悲剧，更是满洲权贵强加给他的悲剧。

无法作战立功，若仍要体面荣誉，曹寅只能通过文事和慈善，博取社会好感，如此不得不远武近文。

三、噶尔丹战争与曹氏军功演变

（一）曹荃等扈从西征噶尔丹与军功转移

曹寅二弟曹荃于康熙三十五年扈从康熙参战平叛噶尔丹之役。此事有明确证据即《闻二弟从军征却寄》，但其扈征的次数是否3次却无明证。康熙三十六年春，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其间曹寅曹荃之亲叔曹尔正也参与其中。这在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的内务府档案有明证：“此次出行，请派出巴延人，备办收掌太监之马匹......头班（包括）......原任佐领曹尔正......”

据清实录、《圣武记》等史料，可知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期间，清军普遍缺水，不少部队还常有缺粮的问题，以致大批官军兵困马乏，吃尽了苦头。康熙第二和第三次亲征的时间均选在了春季，正处西北少雨干旱时期，军中干渴可想而知，且又因路途遥远，大军粮饷接济困难，以致不少部队人马饥疲。尤其是第二次，康熙亲率“禁旅”作为中路进军瀚海，马上遇到缺水问题，三四月命人四处寻水挖泉，后来为了支援西路军又动用了中路军的存粮。那么中路军必定有一段缺粮少水的日子。像曹荃曹尔正这类低级扈从，挨饿口渴在所难免。而战时有不少人直接阵亡，或因缺粮水、染病身亡。曹荃曹尔正见到死尸为正常事，从死人堆里走出来是说得通的。综合以上考证，扈从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曹氏包括曹荃和曹尔正，在西征过程中当曾挨过饿、受过渴，在西北苦寒之地吃了不少苦头，即使无军功也有苦劳。这段特殊资历对曹荃在曹家的崛起是非常有力的，让曹荃除了血缘，在资历上相比乃兄曹寅也不遑多让，让曹荃争夺家权、继承家业有了更多的人脉和资本，使曹家的重心逐渐由曹寅过渡到曹荃及曹尔正。更因曹荃曹尔正子嗣兴旺，曹寅本家子嗣凋零，那么承继军功遗风只能偏重旁支。其中较为成功当属曹尔正一脉。曹尔正之子曹宜摸爬滚打，后来成功选任“正白旗鸟枪护军参领”，似乎是最接近先祖军功之人。

曹寅没有亲自参加噶尔丹战争，却关心参战的亲友。《闻二弟从征却寄》显示他没有催曹荃积极拼杀立功，反而更重视爱弟的平安归来。从他后期诗文来看，日渐衰老的曹寅，锐气早已不复当年，厌政求安的心理愈加显著，离当初的军功梦越来越远了。再加上子嗣凋零，曹家在康熙朝后期的军功教育开始由主家向次家转移。从诗文来看，曹寅虽远武近文，但未忘记骑射军功教育，如在家中建造“射堂”，亦会偶然指导。

但在这一时期，八旗军的军事教育普遍下滑，苟安腐败日盛。至于曹寅所在的江宁，更是如此。据文献可知，江宁驻防八旗生活腐化，军纪败坏，不务正业，疏懒操练，却形同匪类，残民自肥。江宁八旗的退化腐败，意味着曹家一则在本地很难找到素质较好的骑射教官，二则加剧曹家对八旗兵和军旅的恶感疏远，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曹家军功教育之退化。

曹氏后代的军功教育活动明显减少，从曹寅诗文可见一斑。曹寅后期有关骑射的诗文较为少见，如《途次示侄骥》《射堂柳已成行，命儿辈习射，作三捷句寄予猷》《射堂晨霁》，显示曹寅等人对后代的骑射教育，主要是在家内进行，但训练强度不大，技术难度亦不高，而曹寅等更未将其推进军旅艰苦磨砺，学习真正的作战本领。康熙晚年，战事仍在，以曹寅曹荃之人脉，谅不会寻不到安插机会。但曹寅晚年得子，子嗣凋零；曹荃虽子嗣较多，却英年早逝。 两家后代未经军旅战事，暗示曹氏虽有人脉机会，但在家人的干预下，锐气已减，不愿让子嗣再仿父辈进入军旅，以防不测，实有溺爱苟安之嫌。故其骑射教育，不过是按例而行，实已退化。后辈未仿父辈附著军旅磨砺，更未上战场拼杀，反在亲友资助下走捐纳买官的捷径，不会对家业之难有切身体会，反会进一步变质退化，安乐成风，加速衰败。如果曹家确有后人反思此段衰败史的话，对家族军功风尚的衰退不会不做痛苦的反思，当会鲜明地反复提及。

巧合的是，《红楼梦》前八十回中不少都反映了撰者对家族军功历史的追念和军功教育退化的批评，成为构建《红楼梦》前后体系的重要线索。比如第七回曹雪芹借尤氏之口，道出了宁国公与焦大的军功背景：“只因他（焦大）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有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自己喝马溺”，然后引出焦大醉骂和之后的情节。周汝昌先生早先曾大体指出此处当与曹氏军功起家密切相关，可作参考。

第二十七回描述了贾家后代对军功的认识转变。贾宝玉看见贾兰拿着一张小弓疯跑追射两只小鹿，责备贾兰：“你又淘气了，好好的射他做什么？”贾兰笑道：“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宝玉道：“把牙载了，那时才不演呢。”这番对话，把宝玉的“仁慈”和贾兰的“野悍”或者“成熟”“懂事”表现得非常到位。在继承武风方面，孤儿贾兰比宠儿宝玉更有觉悟和上进心，生存智慧和能力也要高宝玉一筹。家族宠儿担心演习骑射“把牙载了”，使继承武运的主角反向配角转移，与曹家重心和武运转移相近。

第五十五回描述探春将祖家军功史作为大观园改革的依据。探春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的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是自有一番道理。”她回忆创业艰难，断然拒绝改例添钱：“又好好的添什么，谁又是二十四个月养下来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你告诉他，我不混添减，混出主意。”

第七十五曾描写了贾珍“较射破闷”的闹剧，与曹家后代荒废变质相近。贾珍因居丧无聊，邀集纨绔“比箭较射”，却将其变成了塞厨艺赌博。而贾赦贾政听后，“反说这是正理，文既误矣，武事当亦该习，况在武荫之属”，遂命宝玉等人跟着贾珍习射一回，方许回去。而贾珍最后却将其完全变成赌博，非但武功未成，反令贾府丢钱。比起尚且尊重焦大的尤氏和念苦改革的探春，这些变质荒唐的须眉浊物，当真是“上辱先人，下误后人”！

增删《红楼梦》的曹雪芹反复提及贾家军功风尚的衰退，并非是无意的，是有意借此反思。这种巧合对应，显示既往认识即《红楼梦》编纂的核心背景乃是清代曹寅家族史，似乎并非游谈无根，有其影凭。但是据此就断定《红楼梦》的核心背景就一定是曹寅家族史，则未免不妥。

余论

清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军功，对立功人员往往格外施恩。保持军功对个人和家族，利大于弊，使其进可升官发财，退可降罪保命；对内可拓展基业，对外可光宗耀祖；于私可名利兼收，于公可为国为民。目前不论曹振彦曹玺军功多少，但是他们毕竟在战争中历练过，传承了先祖的武功传统，既有显著政绩，也有些许军功，文武兼修，以致家业兴隆。但是到了曹寅，早年虽有建功立业，改变家道的强烈愿望，但在内外不利条件和苟安心态下，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转型失败，远武近文，流于守成求稳，苟安享乐。

曹家对后代的军功教育，非常有限。后代受内外影响，不愿参与军旅谋取军功，多选择花钱买官，奢靡苟安，减少了保命发展的手段。等到曹家后人醒悟过来，反思家族军功和艰苦创业重要性的时候，可惜历史已经不给曹家多少机会了。而增删者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焦大、探春等人，痛苦地反思历史，进而警示世人要居安思危，饮水思源不能忘本，为人莫苟且，时时要努力！高鹗后四十回有关探春远嫁平海疆和贾家复兴的续写，可以看作是对贾家悲惨结局的同情，反映了高鹗本人内心的善良和些许天真。两种书写，可以帮助后世“同情之了解”曹家的衰落和走向。但无论《红楼梦》与曹寅家族史是否吻合，历史现实是残酷的，同情和小说都不能改变历史。后期的军功书写对曹家来说终究是红楼悲歌难圆梦，再也无法实现了。

文史学界若各自为阵，强分派别，在有限的文献上，自我强证或构建《红楼梦》与曹寅家族史的对应，形同强行嫁接，到头来可能还是一场空，究竟能得到什么？诚如红楼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广告与宣传，终究不等于真相。古人的三境界智慧“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或许能指明道路。正视小说和历史在性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回到二者的本位，虚归虚，实归实。《红楼梦》本系小说演绎，所述文艺故事，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虚实参杂，可助后世理解明清社会以及古今人性心态，亦可为历史研究的粗据佐证，但难以用之于细据直证；曹寅家族史本系真实历史，已成往事，不为后人意志所转移，作为家族史，与小说相近，可助后人以实看虚地理解红楼。不过曹家所留史料却是片语残迹，据此建构的图景非常有限，多属孤证，且后人再建的图景到底有多少属于真实，亦是疑问，可深化文史研究理解，但根本无法与小说细节完全对号入座。非要这样，必会走火入魔。

曹公编修红楼，本意是想帮助世人洞明事实，练达文章，“走出红楼梦”，迈向真善美，构建更美好的社会。若我等自觉或不自觉地重新“扎进红楼梦”，或出于名利，或出于兴趣，回到那个派系林立、尔虞我诈的世界，于人于己皆有不利，恐怕不是曹公希望看到的事情。所幸人有常识理性。以往不少研究红楼的英雄好汉，最后转向宽恕与平实，无论对与错，都是好事。

本文摘自《清史论丛》

作者：李中跃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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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李中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