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回忆：听卫立煌喊我朱太太，我周身都不舒服，真别扭极了

经过一天的行军，我们来到国民党四十军的驻地羊北河。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请朱副长官给他们的军官讲话。朱老总给他们讲了团结抗战的重要，大敌当前，要以团结为重，互谅互让，才不致被敌人和暗藏的亲日派挑拨利用，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他举了一些古今事例，使许多人受到感动。

第二天傍晚，走到接近敌占区的封锁线。四十军一个营在附近守候。他们说，已在这里等了一天一夜，白天挨了日本人不少炮弹，大概是被日本人发觉了。老百姓的房子被打坏不少，所幸部队没有多大伤亡。

老总关心地再三询问，他们才说：只是几个弟兄受了轻伤，已经送到附近师野战医院去了。

我听旁边一个国民党士兵向三连战士嘀咕说：“你们要是晚到一天，我们就怕完不成这次接送副司令长官的任务了。”

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可以看见一些残垣断壁，还有几处余火未熄的袅袅烟丝，那损失和伤亡是轻不了的。他们把我们带进一处完好的村庄休息，天黑以后，护送我们通过封锁线。

封锁线上，可以看见不远处敌人的碉堡楼里射出的灯光。在据点周围和附近的公路线两旁都拉有铁丝网。我们经过的时候，早已有人打开路口两边的栅栏门，一连队伍在监视敌人的据点。除了远处的狗叫，树上的惊鸟，再听不见别的声音，也不见敌人的巡逻队，气氛不像我们根据地那边紧张。这说明他们双方很少打仗。

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不久，国民党二十九军派一个连来接应。连长同三连连长碰巧是陕西老乡，老乡见老乡，谈吐分外香，两个人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他对三连长说：“我们的队伍在冀南，先说是打鬼子；后来被你们八路军的一个支队揍了个老厉害。要不是我们团长见势不好，带头跑得早，就怕现在我们还都在你们那里当俘虏哩!我们是两星期前，刚刚换防到这里。”

“你知道那仗是怎么打起来的吗?”

“我也说不清楚，政训处长官说，是八路军抢占了我们的地盘，叫我们把地盘夺回来。 ”

“我们八路军只知道抗战打鬼子，只从鬼子手里夺回被他们占领的地盘。对你们这些兄弟友军，希望共同团结抗日，决不会东你们的地盘，也决不打第一枪。但是我们有四句话，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冀南那一仗，是石友三先动的手，逼着我们不能不打。”

“哦，是这样……”他若有所悟，像是明白了。

我在后面听着两人的谈话，这时挤到两人中间，对那位连长说：“虽说打了仗，我们总还是一家人，还要共同团结抗日。这次我们朱总司令到洛阳，就是要同卫司令长官谈判，解决一致抗日的问题。你们来接我们，不也是为了共同抗日吗 ? ”

说得他连连点头，说：“能这样可就好了。我们当兵的谁都希望这样。”

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五月上旬，我们到了河南省的济源县。来到王屋山，朱老总走到这里兴致特别高，他问我们几个人，知不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几个人没有一个能答得上来。

老总说：“这是古书《列子》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然后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给我们讲了一遍，几个人都听得十分有趣。他讲完后又说：“按照这个神话故事，愚公门口的两座大山一个叫太行山， 一个叫王屋山，两座山都在这里。只是现在看来，太行山比王屋山要大得多。王屋山只是太行山脉南端的一小部分。愚公说不定就是这一带的人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干一件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决心，恒心和毅力。”

我第一次听他讲这个故事，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毛主席在“七大”结束时，又讲了这个故事，联系到整个革命事业，寓意更深了。

王屋山已是太行山的最南端。我们走到山的尽头，向南望去是黄河冲积的一片平源，背靠崇山峻岭，面对滚滚浊浪，在灿烂的阳光下，不由人心旷神怡。我又想起了《在太行山上》那首雄壮的歌。老总更是激情满腔，要来笔墨，在山上古庙里写下一首七言绝句《出太行》: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下了太行山，很快就走到黄河边上。在河南渑池县境渡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已派专人在渡口等待。过河后，分乘几辆小、大汽车来到洛阳。

洛阳是好几个朝代的首都，同我以前到过的许多中小城市大不一样。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部。卫立煌带着手下的将军和他们的夫人在门口迎接我们。老总上去同他们亲切握手寒暄，其中许多人他早已认识。

王葆真把我拉到前面，向卫立煌介绍：“这是朱副司令长官的夫人康克清女士。”

“欢迎！欢迎！我们在临汾好像见过。”

卫立煌立即上前同我握手，他的记性很好，说他还记得那次欢迎大会上，我领着大家喊口号的情景。他这么一说，我也记起来了，忙跟在老总身后同他们一一握手。

到客厅里坐下后，朱老总同他们谈笑得很热闹。卫立煌问我一路上累不累?走这么远的路习惯吗?

没有等我答话，王葆真就插上来说：

“康女士真了不起，这一路来，行军、休息、宿营的指挥、安排全靠她哩!”

晚上，卫立煌为我们设宴洗尘。将军们都带了夫人作陪，只是未见卫立煌的夫人，后来才知道他的夫人去世不久。

宴会开始，卫立煌起立为老总敬酒，然后说：“为欢迎朱太太光临我们第一战区，我敬朱太太一杯酒。”

我心里直纳闷，这朱太太是什么人？想必是他们另外请的客人，紧跟老总后边就给她敬酒， 一定是位重要的人物。刚才怎么没见介绍?

这时卫立煌举杯朝着我看。老总在我身边见我不动，用手捅我一下：“人家给你敬酒，没听见么?”

我这才明白过来，朱太太就是我，急忙站起来声明说：“对不起，我没有听出来，因我们那边没有这种称呼。”

说得全屋的人都笑起来。卫立煌一边笑一边说：“我们这里都是这个叫法。朱太太，以后你可别再闹误会罗!”

卫立煌开了头以后，那些作陪的将军们都一个接一个地过来向老总和我敬酒。我再三说明不会喝酒，只能勉强上上口，表示一下。

酒宴快要结束时，卫立煌把年轻漂亮的长官部参谋长的夫人叫过来，对我说：

“今后请参谋长太太陪你。你们两位太太一定会合得来。朱太太今后有事，找参谋长太太就行。”

这位参谋长太太人很机灵，待人热情又随和。她听说过我能双手打枪的传闻，总想要我讲点过去打仗的故事。

我说：“那都是以前国共两党打仗的事，现在还有什么好讲呢 ? ”

这天晚上， 一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在长官部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演出河南梆子《涤耻血》。原来，这个演出团是前年春节卫立煌向朱老总提出，经朱老总同意，派人帮助他们建立起来的。这出戏演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故事，内容不错，有的地方叫人感动。只是我第一次看河南梆子，对那高声尖叫的唱腔很不习惯。

晚上看戏回来，我对老总说：

“听他们喊我朱太太，我周身都不舒服，真别扭极了。”

“对嘛!干革命不当官太太，当官太太不革命。我赞成你这个思想，跟你的想法一样。我也不希望你只当我的太太。不过他们这里都是这个叫法，成了习惯，我们既来了，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见我不说话，他又说：

“我们到这里，主要是做统一战线工作，需要保持警惕性，也需要改变我们过去的一些生活习惯。只要不涉及原则立场， 一切都要服从工作需要。”

我们到洛阳的第二天， 一战区要开个欢迎大会请朱副司令长官讲话。

会前卫立煌来同总司令商量，看到我就说：“朱太太，我看你带的那支手枪太大。那是男同志的玩艺，女同志带着总觉得不合适。”

又说：“我这里有支德国小手枪，叫‘掌心雷’，还有一百发子弹，都送给你。”

我悄悄看老总一眼，见他有首肯的表示，才收下礼物，向卫立煌道谢。

坐在一旁的老总说话了：“辉珊兄(卫立煌的字)，你这么客气，也该我们送你一点东西了。”

说完，转身叫卫士长李树槐拿出日式手枪、战刀、 一架日本望远镜和一件完好的日本军官呢大衣，又拿出一包图书、报刊。

“这些书报是我们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这些战利品全是不久前缴获日寇的。东西不多，请你笑纳。”

他叫随从副官把这些全部收了起来，然后一起去参加欢迎会。

大礼堂里面坐得满满的，卫立煌讲了热情的欢迎词，总司令讲了抗战形势，然后讲了团结抗战的重要，闹磨擦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等。台下近千的听众鸦雀无声。

我坐在一旁也听得入了神。等他一讲完，全场发出热烈的掌声。

旁边的几个军官说：“我们头一回听这样新鲜的政治演讲，讲得太好了。”

我巡视全场，发现有些人没有鼓掌，有一个人还制止别人鼓掌，并在说些什么。

当天下午在长官部的会议厅里，双方开始会议谈判。这一边，总司令的随行人员全部参加，不过五六人；那一边除了卫立煌、王葆真，参加的人超过我们一倍。

有的顽固分子先发制人，谈判一开始，就指责我们“进攻石友三、朱怀冰的军队，是制造磨擦、破坏抗日的不法行为 ……

卫立煌听到这里，气得一拍桌子：“朱副司令长官亲自到洛阳来，是为了共同协商解决问题。不能允许你们胡说八道!”

这才煞住了那几个人的气焰。

总司令这才沉着地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了事实真相。总司令的一番话，有理有据，说得他们无言以对。

随后进入了具体问题的谈判。

谈判桌上有斗争，谈判桌后面的斗争更为激烈。当时就听说有人散布卫立煌的流言蜚语，说什么“卫立煌已经被共产党拉过去了”。

总司令针对这些，以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党的豁达大度和坦诚地团结抗日的愿望，做到既斗争又团结，作出必要的让步，力促协议的早日达成。

经过连续两天的谈判和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了几项协议：冀南豫北国共两方驻军以漳河为界；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补发近年来扣发八路军每月六十万元军饷，等等。

有一天我们乘车参观洛阳有名的古迹龙门石窟。

那里沿着高大的石山开凿出一些巨大的石窟，里面精工雕凿了许多大小石佛像，形态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其中一个洞窟，据说共营造二十四年， 一尊释迦牟尼坐像，高约九米。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佛像，站在那里，要仰着脖子朝上看。在石窟洞外，还有一座全是用石头建筑起来的方形四层石塔，据说是唐代武则天主政时建筑的。

老总对大家说：“这是一千多年前，从北魏到隋唐时期，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文物，是闻名全世界的艺术珍品。”可惜的是不少佛像已残缺不全，有的在石壁上留下大疤痕，佛像不知到哪里去了。

长官部领着我们参观的副官说：“这都被人盗走了。”

老总感慨地说：“保卫和发扬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我们进行革命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

三连驻地离长官部有二里多路，只要有空，老总和我总要去看他们。

三连刚到洛阳，就引起驻地老百姓的注意：不同于一般国民党军队的装束， 一色的日式武器装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见到老乡总是笑脸相待。听说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八路军，每天都有不少人跑来看望。不少青年学生到三连驻地找战士们谈话，了解前方和八路军的情况，有的报社要派记者采访。

这事被当地国民党地方党部发觉，立即以安全为名，在三连周围派上岗哨和便衣特务，禁止人们同三连战士直接接触。

每到傍晚，三连就到驻地附近小学校操场上打篮球。老总晚上没有事，就带着我们一起同他们打， 一律按身材高矮站队，按单双数分两边。每逢这时，操场周围总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都是人，忙得国民党的特务们临时加人，防备老百姓同我们接触。

不知怎的，观众当中有人认出了朱老总。

“你们看，那个年纪最大的，就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 ”

“总司令是大官，起码也是个上将，哪能随便同当兵的一块玩，不怕失了身份?”

“这就是他们八路军的特点，叫做‘官兵平等’,不在意就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

“ … “

这是我在场边休息时听到的一些对话。后来，观众们终于相信了那确实是朱德总司令，对八路军这样的人民军队印象更加深了。

在洛阳，我们仍然执行星期天的制度。到了星期天，战士们可以轮流上街购买需用的日用品。战士们自觉遵守纪律的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到处流传有关八路军战士的美谈。

卫立煌知道了，就问朱总司令：“你们的兵像这样随随便便上街，如果乘机开了小差，怎么办?”

朱老总听了，哈哈一笑说：“我们还在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办的。我还没有听说有星期天上街开小差的事。”

看着他不解的神色，朱老总又接着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一条，他们都是自觉的革命战士，懂得只有抗日救国才是自己的出路。抗日救国最光荣，当逃兵则是最可耻的。”

卫立煌连连点头：“是啊!我们现在治军，要都能达到你们这样就好了。”

我们离开洛阳的前一天，朱老总到三连讲话，给他们很高的表扬和鼓励：他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下一个任务是由黄友凤科长和特派员率领他们胜利地返回八路军总部。

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我们乘火车离开洛阳时，卫立煌亲自带人送我们上了火车。这是专为朱老总准备的一节专车车厢。有卧铺间，还有办公、开会的地方。

因为防空和防备黄河北岸敌军炮击，火车在傍晚以后才开。到了风陵渡南岸附近，前面铁路被日军炮火破坏了，只得下车，虽是校里，漪上牲口很快就到了华阴车站，那里已有一列火车在等着。

次日拂晓时分，到达西安车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带着办事处的同志们，早已在车站等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也派人迎接。老总决定还是住在办事处，住在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一到办事处，伍云甫就请老总给大家讲话。在老总讲话时，伍云甫向我介绍了办事处周围的情况。办事处处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门口外面那些小商小贩和来往转游的人，许多都是特务。有人出去，他们就盯梢。 一些青年学生、工人到这里来后再出去，也成了他们盯梢的线索。

办事处南边不远处的一幢小楼已被他们买去，不分白天黑夜，那里都有人用望远镜向这边窥探和监视。西安经常发生绑架的事，经济性的叫绑票，为的勒索钱财；有的是政治性的，针对我们和一些进步群众。

前天办事处的一个运款员失踪了，现在还没有查到下落。所以办事处规定，晚上一般都不外出，白天出去也要在两人以上；在外面吃饭也要防备有人下毒。头面人物请客，他们不敢放毒，但也要有一定的警惕。

我们到西安的消息传得很快， 一些报社记者不断来向总司令采访；学校、机关、群众团体请他去作报告。有人来找我，说西安的新闻界和妇女界联合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要我去谈谈华北敌后妇女工作和妇女参加抗战的情况。这是让大后方人民了解抗日根据地的好机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等人一走，我不免有点紧张，这是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当众讲话。

老总看出我的紧张情绪，对我说 ：“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定要做好。过分紧张不利于工作。你要把听你讲话的人看作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不要总觉得他们都是文化很高的知识分子。他们来听你讲话，是为了知道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情况。因为我们八路军、根据地有许多值得他们羡慕和学习的东西。你不能叫他们失望， 一定要如实地把这些告诉他们。你只要保持自己的本色，老老实实地讲， 一定会讲好。”

听了他的话，我冷静下来。经过一番准备，在约定时间提前来到会场。

我对会议主持人说：“我不习惯会前向大家介绍，等到了开会时间，站起来一说就行了。这样比较随便自然。”座谈会在院子里举行，会场布置得很随便，我挑选一处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坐在门旁的台阶上。这天人来的很多，还不到开会时间，不大的庭院树荫下早已座无虚席，院子里很快站满了人，连过道台阶也都是人。人多使我高兴。我记住老总的话，决不能紧张。

当听到主持人宣布开会时，我就从容地站起来：“就在这里讲好吗?”

“这位就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夫人康克清女士，她刚从山西省太行山前线归来，现在欢迎她给我们谈谈华北前线和敌后妇女抗日斗争的情况。”

我把已准备好的内容一层一层地讲了出来。我为在敌后积极向敌寇作斗争的妇女事迹所感动，我介绍的内容又感动了到会的每个人。我感受到讲话的效果，就更加自然从容了。

等我讲完坐下，立即展开讨论，她们提出不少问题， 一致希望我再多谈一些前方姐妹的故事。我尽自己所知，又谈了一些。

后来因为时间早已超过，主持人才宣布会议结束。这次座谈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周恩来从延安去重庆，在西安停留期间，多次同朱总一同会见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有时把我拉去作陪，还在他们那里吃饭。他们请客，只要有“请朱副司令长官及太太光临”的字样，我就得去出席。说实话，我对这一类的应酬，实在不愿意参加，但老总说这是任务，也是革命工作。我只好勉力而为。

我在跟随他们参加上层应酬中，得悉发生了一件事。

前面说过，办事处的运款员吴永昌失踪了，估计是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去的。我把这件事告诉朱老总，老总详细地询问了他失踪的前后情况。在蒋鼎文请吃饭的时候，提出了这件事，请他们通知有关方面，尽快把人放回来，否则，我们只好登报声明并揭露事实真相。

老总的话说得很婉转，比较客气，但意思十分清楚。周恩来也讲了一些话。这使得蒋鼎文他们都不敢等闲视之。蒋鼎文当场表示，若真有此事，他要严厉处置胡作非为的人。

三天以后，办事处接到西安市公安局的通知，要办事处去领人，说吴永昌是违反治安规定被拘押的。把他接回来以后，才知道他被国民党中统局抓去拷打逼问，他什么也未说，前天转到警察局。他浑身是伤。后来他跟随我们一起回到延安。

将要动身回延安前，伍云甫提出要借总司令回延安之便，帮助带一批延安急需的通讯器材。他说，上次用卡车运一批延安兵工厂需要的钢材、枪筒，怕查出来，外面用棉军衣裹住，结果还是在半路上被查出来，全给扣下了。

这次为了稳妥，在卡车上用木板做了一个夹层，把通讯器材材塞到夹层里面，上面依然是一批新做的棉军服。朱总司令亲自坐在第一辆车的驾驶室里，并打出一块牌子“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专用车”。

这一着，果真有用， 一路上既无阻拦，更无盘查，顺利地把这批通讯器材带到了延安。

和我们一同去延安的，还有作家茅盾和他的决人、儿子和女儿，社会科学家张仲实等四十多人。这一来，我们的人员大增，增添了许多乐趣。我们分乘四辆大卡车， 一路上也可算是浩浩荡荡了。

第一天到铜川，朱老总同茅盾、张仲实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促膝谈心，直到深夜。

第二天中午，我们来到中部县黄陵所在地的山脚下。顺着台阶爬上桥山。山上有很大一片园林，全是千年古柏，林木森森，气象宏伟。这里就是我们祖先黄帝的陵墓。我们在陵墓前面停下来， 一起照相留念。大家绕着巨大的陵墓走了一圈，又登上汉武帝率十八万大军祭黄陵时修建的“祈仙台”从台上正来，老总请茅盾先生给大家讲讲黄帝的故事。

“我看，还是总司令来讲最好!”

朱老总微笑着，带头鼓起掌来：“欢迎茅盾先生给我们谈谈黄帝的故事。”

一片热烈的掌声使茅盾先生难以推辞，只好回身站到台阶上给大家讲起来。他是浙江人，话不好懂。我连听加猜，懂个大概，知道黄帝是我国五千年前古代文明的开拓者、创造者，是第一个统一中原的人。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他的史迹全由传说流传下来、以前黄帝的陵基所在地传说不一，有说在河南，有说在河北，有说在由东，还有说在甘肃。

司马迁写《史记》时、为这一问题作过大量调查，又专门到桥山附近考察了四十多天，最后肯定了“黄帝崩，葬桥山”,就是现在的陵墓所在。

那天老总也讲了话，他说：“从黄帝开始，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但是最近一百年来，我们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欺辱，人家叫我们‘东亚病夫’,说我们是‘一盘散沙’。现在，我们民族觉醒了，全国人民点起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想妥协投降，这种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

朱老总的讲话言简意赅，深深地打动了在场每个人的心 。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们的车队来到延安。我在想，离开两年多的延安会有什么变化，远远看见延安南门外黑压压的有许多人，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到了近前，老总看出是来欢迎我们的，忙叫车子停下，带头下了车。来的人有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军队的负责同志，各学校、机关、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朱老总一面同大家握手， 一面把茅盾、张仲实向大家介绍，我也被许多久别重逢的熟人包围起来。大家说着走着，不觉之中来到延安南门外的大操场上。

一抬头，那里竟是早已布置好的大会会场，主席台上面一条红幅：

“欢迎朱德总司令胜利归来!欢迎茅盾、张仲实先生!”

原来要在这里开欢迎大会。

在主持人的招呼下，我也随着上了主席台。台下万头攒动，红旗招展，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使人感到无比的亲切热烈。

会上先由总司令讲话，他的话一次又一次地被热烈的掌声打断，茅盾和张仲实也讲了话。

大会开得隆重、热烈。从西安到延安，我们又回到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