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这些“花和尚”竟把寺庙变成后宫，武则天面首只是冰山一角？

历史上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中国思想的重大变革，一次是诸子百家时代，另一次便是佛教传入，这种影响全面渗透到日常与思维中，延续至今。

过程中涌现出玄奘、义净、一行、鉴真、怀素等令人景仰的高僧，他们对中国及周边文化发展意义深远。这些是正面典型，而佛门中也确有行为失当者。

任何群体都有良莠之分，本属常态，但佛教以六根清净、出世向善为宗，若行止不端自然更受关注。这如同教师行业，并非其堕落比例更高，而是因承担师表之责，公众期许更甚，佛教亦然。

佛教于汉代传入，具体西汉还是东汉，学界尚有争议，大规模发展则始于魏晋南北朝。此时佛教兴盛，佛门失当者已现端倪。东晋孝武帝亲近“姆尼僧”等身边人，大臣许荣曾批评后宫“惠曼阿尼，酒色是耽”，其中隐含对僧尼秽乱后宫的指摘。

北魏中后期佛教再度兴盛，虽曾有毁佛事件，反弹后却走向佞佛极端，孝文帝至宣武帝时期尤为显著。当时出现大量特权僧人，慧深和尚提议“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要求僧尼享有治外法权，违法仅依佛门戒律处置，皇帝竟予应允。

佛门戒律远宽于国法，最重不过逐出教门或杖责，本就有许多人遁入空门逃避生产，治外法权更助长了僧尼的嚣张。彼时北魏佛门绝非清净地，僧人交结权贵、参与卖官鬻爵，甚至插手朝政、聚众作乱，战乱年代佛寺多设僧兵，更成作乱根基。

这一阶段，生活作风不检点的“花和尚”亦不少见。

需说明的是，生活作风问题并非佛门独有，但因其“六根清净”的身份，反差更强烈。部分讲史者存在误读，如曲解《洛阳伽蓝记》中“姚光寺内妇人信爱道场”的记载，实则“信爱”指妃嫔、公主因真心向佛而出家。

不过，后宫妃嫔与僧道私通确有实例。北齐武成帝皇后胡太后先与和士开私通，和士开死后又与昙献和尚私通，甚至以“讲经”为名召集百名俊美僧人共处，僧徒戏称昙献为“太上皇”，事情败露后昙献等人被诛。

南朝梁元帝萧绎的徐妃，曾与荆州僧人智远道人私通，后又与大臣季江私通，季江感慨“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徐娘半老”的成语便源于此。

提及历史上的花和尚，最著名的当属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他原名冯小宝，街头卖艺出身，被献给武则天后，令其出家为僧，以“讲经”为名出入后宫。

薛怀义主持伪造《大云经》《宝雨经》为武周政权制造舆论，主导修建洛阳明堂、天堂等巨型建筑，后因嫉妒纵火，烧毁明堂及天堂，酿成巨祸。

唐代林慈寺有位老尼，谎称每日仅食一麻一米，实则白天装模作样，夜间烹宰宴乐，后因被揭发聚众淫乱遭惩处。隋唐时期僧尼违法乱纪不胜枚举，宋代亦然。周密《癸辛杂识》记载，临平明因尼寺规模宏大，僧官常要求年轻尼姑陪寝，尼姑们无奈设“尼站”应付，可见僧官之恶与尼姑之无奈。

明清时期，僧人治外法权与经济特权消失，法律与社会地位下降，形象亦随之滑落。冯梦龙《古今笑史》中多以和尚为笑料，相关负面新闻亦多，皆源于历史积淀的刻板印象。

需强调的是，僧人可拥有财产，但以谋利为中心则背离根本。魏晋隋唐时期，僧人享有广占田地、免税等特权，还放高利贷，部分佛寺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放贷。历史上生活败坏的“花和尚”几乎都贪财，财与色关联紧密，过不了“色”关者，“财”关也难守。

总之，并非佛教败类比其他行业更多，但其以“六根清净”为标榜，便应践行准则。如今仍有恪守戒律的高僧，令人钦佩；而失当事例，世俗与宗教界都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