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思自述：当时父亲是清朝哨官，遇见母亲便强娶做了第四个女人

我的原籍是山东，曾祖父时移到东北，落户在现辽宁省海城县驾掌寺村。祖父时我家已小康，因遇到了大水灾被冲垮了。父亲张作霖流落到辽西黑山一带，由搞地主武装起，经过日俄战争与清朝末年东北的混乱局面，发展成为北洋军阀中奉系的头子。母亲许氏，原籍河北，外祖父死后，因家贫外祖母带她随移民群跑到东北新民县，给人缝补衣服度日。当时父亲是新民县的清朝哨官，遇见了母亲便强娶她做了第四个女人。

1916年1月，我出生于沈阳，是当时所谓东三省巡阅使的封建军阀家庭中。

至我父死，我们同父兄弟共八人，大哥张学良、二哥学铭、三哥学曾、五弟学森、六弟学英、七弟学俊、八弟学铨。同父姊妹六人，大姐首芳、二姐怀英、三姐怀曈、四姐怀卿、五姐怀曦、六妹怀敏。同母兄弟姐妹四人，为三姐、三哥与五姐。

父亲是人所共知的军阀，他忙着的是祸国殃民的军阀内战，从我记事时起，直至其死，我除与母亲相处外，很少遇到他直接的关怀与家教，他请了一些举人、秀才之类的老先生，对其子女进行封建教育，他的"圣旨"是严，企望我们能做其"家天下"的继承人。而那些老家伙也就遵命取宠，张学良头上有个大疤痕，即是他的"夫子"用烟袋锅子敲的。

自我记事时起，在这个封建军阀的大家庭中，已分成了四股。大母亲早已去世，我未见过，其生子女为大姐、大哥与二哥，大姐已出嫁，张学良已叫作"少帅"，参与了这个小朝廷的"军政大计"，所以他领着二哥、大嫂（于凤至）成为一股。二母亲卢氏领其生子女二姐、四姐是一股。三母亲因与父亲不合，出家当了尼姑，我未见过。我母亲领着我们四人是一股。五母亲寿氏是得宠的女人，领着其所生的四个弟弟成为一股，住着家里最好的房子，几乎当了一半的家。六母亲马氏带着六妹与寿氏住在一起。

在这一个家庭里，我看见了两次直奉战争的景象。每次内战一起，"大帅府"便忙起来，我虽没见过他们如何开会，但那些"文武百官"都是川流不息地乱窜，父亲领着我们到家庙去告庙，宣布"出征"，看香火如何。回来照例到家庙宣布"胜利"。奉军进了关，接着我们也赴天津、北京几趟。我六岁的时候，他把我作为军阀政治的工具，与曹锟的女儿联姻，我便参加了两个军阀会见的场面。每年阅几次兵，我们也跟着去看。这些威风凛凛的现象，打动了我幼小的心灵。以为自己长大了也应该带兵打仗，当大官，有威有势。寿氏原是受宠的女人，自生了四男孩后，在众人眼中更高出一头，衣食住行均讲究得多，奉承她的人也多。奉系中的显贵，均以能与寿氏交往为荣。外来大人物的眷属，也要拜访寿氏或进礼，我们则被另眼看待，我很不服气。在这样一个封建家庭里，我朦胧地感觉到权与势的问题。

母亲是个倔强正直的人，她信佛，但又不念经。她的信条是积阴德，不杀生。我小时打猎打死鸽子、家雀，常挨她揍。

她不安于这样的家庭，自己的求知欲很强。她一度折磨掉自己的孕，打破这样一个反动的封建家庭的圈子，到沈阳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去念书。在当时，一个军阀"大帅"的女人怎能与一般女学生上"洋学堂"呢？所以便因大家议论，家庭反对，最后由军阀的父亲强制停了学。但她并不灰心，和我们一起跟家里的老先生念书，由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以后便能看古书与古史。

她与父亲不合，自己跑到乡下不回来。我们四个人在家里成天哭闹无人管，最后父亲又派我们到乡下把她找回来，这是小时候我最大的刺激。

她时常向我们哭诉对家庭的不满，告诉我们几股间如何争权夺势，生了女孩子被人瞧不起，生了男孩遭人嫉妒。因为谁生了男孩，即意味着将来的家业有了一份，甚至还可分享军阀的继承权。有时她给我们讲点列国上的故事，告诉我们兄弟间为争地位如何明争暗斗，她要我与三哥将来不做军人，应学商或种地，以免遭人暗算。她说一旦父亲死去，"家业大权均是你大哥和二哥的，你们不要妄想，惹下祸害"。教育我们长大要自立，要有志气，不要靠张家的势力吃饭。叫我们平民化，不准我们沾染纨绔之风。我们俩谁要是吃喝嫖赌，她就自尽。她常说："我不是看着你们几个人，我早就离开张家了。"

由于她的坚持，我们几个能入了学校，这是打破我家的先例的。

我七岁进了沈阳省立第四小学，功课不错，老师们以为大帅的儿子来念书，乘机会也就捧了，叫我当了班长，五十几个孩子都听我说，俨如一个小领袖，我领着我班同学打过别班的同学和老师。为了反对学校把我们的老师解职，我领着同学几天不上课，最后是校长通过我的保姆把我管住了。（当时东北显贵的子弟上学，都有保姆、听差之类跟着去，学校单备一间房给他们休息。)

母亲严格教育我们，我们也爱母亲。谁也不愿她伤心。在母亲的影响之下，我逐渐地认识到家庭的复杂与不如意。过去那种天真的继父业的想法，也逐渐地破灭了。但军阀威势的印象仍吸引着我，又常常听老家人讲，父亲"创业"的"英雄演义"，于是我自想：为何我不能像父亲那样自己创业呢？因此，又产生了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我幻想着自己独打天下，另创局面。我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以为只要一个人有一个空洞的志气，就可以成事。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张学良不但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而且也当了家。张作霖生时在东北曾有新旧两派之分。旧派以张作霖为首，即是一群所谓东北的"元老"，东北的"创业者"或当权者，多是40岁以上的人，呼之为"四、五、六"。他们为巩固地盘，也曾在东北有所谓"励精图治"，集中地表现在东北军阀武装的建设上。新派以张学良为首，东北的少壮派，多为40岁以下的，呼之为"一、二、三"。他们讲究革新与欧化，集中表现在张学良与其挚友郭松龄对东北军阀武装的改革与争取上。

两派明争暗斗很激烈，有"一、二、三"打倒"四、五、六"的传说。直至郭松龄起义失败后，新派暂时被打下去。张学良当权后，大加反攻，利用旧派内部的矛盾，杀掉张作霖的总参议、旧派中的谋士或"中坚分子"杨宇霆、常荫槐，换掉许多旧派的"位子"，新派当了道，整编东北军。

这一时期，我在家里看到的现象是与前大有不同。我们可以自由出入，随便去看电影，看戏，姐妹们也可以剪了发。家里的旧瓦房拆掉盖洋楼，狐仙堂拆掉修了网球场，关帝庙做了仓库。张学良嫌家里太肮脏，要常常检查卫生，要大小厨房里的人均穿上白衣服，管家的老副官说不吉利，被他臭骂一顿。张学良讲究欧化，家里的卫士均换上了西服军装，弄得那些旧时的老卫士，因打不好领带被申斥被革职。他常开大跳舞会，夏天打网球和高尔夫，讲究避暑洗海澡，冬天在家里弄个溜冰场让大家溜冰，家里买了许多美国新汽车和欧美的新玩意儿，旧时的"大帅府"出现了许多西服革履、油头镜面的洋秘书、小副官。

这一些新鲜事，使我很高兴。以为这回该是我们的天下了，依靠这样一个家庭会大有可为，但这种希望不久即毁灭了。首先是过去寿氏一股的威风，只由张学良一股取而代之，张学良的大儿子，虽然尚小我一岁，但也俨俨乎代替了"少帅"的地位。最初玩的时候，张学良尚找兄弟姐妹们一起去，慢慢这样的事情少了，除去年节见他一面外，也很少再见他，想和他亲热都亲热不上，关系越来越疏远，四股几乎是分了家。

张学良对几个庶母说，他再不希望兄弟们学军事与政治，因为他自己已经很厌倦了。但他派他同母弟（学铭）去当天津公安局长。1929年春日本联合舰队来大连请他去参观，因他大儿想学海军，他派他为代表去大连。（因我也想看看，也就同去了。我们在大连参观了日本主力舰陆奥、航空母舰加贺及潜艇与潜水母舰各一）。他对其子女教育很关心，派了些留洋生当教师。但对我们却不管不问。这一切使我认识到这个新家庭里仍有着嫡长权势之分，更觉得母亲预言的正确。因之，也就觉得这个家庭仍然不可靠。

母亲这一时期也更加谨慎，让我们对大哥恭恭敬敬，不准乱讲话，不准讲自己也愿做军人。让我们埋头念书，为了求学，什么事都好办。给我们请家庭教师补课，请英国老太太教英文。

我在家里看到的另一方面，是家里越来越乱七八糟。旧时的封建秩序打乱了、张学良的新秩序也未建立起来，弄成个四不像。老家人就说：还是"老帅"活着的时候好，青年副官就骂他是旧脑筋。不管怎样，我是越觉得家庭的丑恶，我对它是毫无指望，加强了我自谋出路的打算。母亲则用自己的积蓄在天津英租界买了房，打算带我们离开这个家。

我十四岁时张作霖死，我被送入张学良办的沈阳同泽中学。因父亲治丧半年没念书，功课赶不上，被人瞧不起。我被人当作一个特殊人物看待，都要看看张学良的弟弟是个什么人。同学们、先生们在我背后指手画脚嘀咕，使我窘得很。有些同学不顾别人骂他溜须捧寿，多方和我接近要好。结果不是求我给他父兄找事做，便是他家打什么官司求我替他说句话。其实我哪有力量给他办，于是便又疏远了我。我觉得功课很好的同学想和他们接近，因为怕人骂他溜须捧寿不愿理我，我自己又很自尊，形成与同学的隔阂。

同泽中学里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很厉害，国家主义在东北与张学良有关系，其中一派是拥张的，一派是打拥张的旗，实际上是反张的，同泽中学里的都是后一派，所以我也成为他们讨厌的对象。其实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不但不能像小学时那样可以做个全班的小领袖，而且更感觉到孤立的苦闷，因此也就对国家主义派有反感。

但是这种窘境对我倒有了好处，我结识了同班同学王金镜（现在叫王岳石），我们很相投。他父亲是沈阳市警察一署的署长，是旧派的小人物。"大帅府"即由他那里直接保卫。王金镜看课外的书很多，小说杂志，三民主义等，不赞成张学良，说民主政治好。当时他也讲不清楚，我也弄不清。不过民主政治对我是新名词，总觉得顶新鲜。而我们由不同角度反对校中的国家主义派的一点是一致的。他组织了一个进学社，我也入了社，共七八个人，开了几次会，要大家互助把书读好，看三民主义，研究民主政治。实际上我并未把书读好，也无看其他书的习惯。不过经过进学社，又多结识了几个同学，自己也就不孤单了。以后王金镜转入省立第三中学，他常到我家去，讲些国民党的事，说国民党也不好。这些对我都是新闻，很爱听。我也常和他讲我对家庭的不满，他也很同情，我们便成了朋友。

同泽国文教员沈梦九，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是沈阳的小诗人，有点名望。我请他做了我的家庭教师，给我补习数理，并教我作诗，给我改诗句，讲六朝文选。我觉得词好，他便教我填词，我喜什么，他即给我讲什么。一次校中国文教员讲机械救国论，我听蛮有道理，但因他主张"君子周而不党，小人党而不周"被国家主义派拥挤走了。我和沈梦九说起此事，他说本来作诗，六朝文选之类的对你没什么用，你愿学我便教呗，嘿嘿一笑。以后他便找些机械救国等科学救国论的文章教我。我始知道还有各种方法救国的问题。有时联系到古史，便随我的兴趣，讲些史记与通鉴，他随我走，说东就东，说西就西。虽然启发了我的求知欲，但他不能给我一个系统的知识，他那种对一切事情无主见，不敢明辨是非，使我感觉不满足。

1930年春，王金镜与我谈起三中新来一位国文教员，是晓庄师范毕业的，叫王西徵。讲新文学，非常好，脾气古怪，作风也与其他先生不同。是新教育界的人物。我即托王给我请他为家庭教师，说了一个多月才说妥，我也以"礼贤下士"的准备来迎接他。

头一次见面他即说你们府中我是不愿来的，唯听金镜说你与一般公子少爷不同，我才来试试。头一件即要我天天看报纸（以前我不看），给我订了《大公报》《东三省民报》《盛京日报》；第二件领我到国民书店买了一本文学概论和鲁迅的《呐喊》《彷徨》,丁玲的《在黑暗中》等一些小说。这些书的名字我不但从未听说过，只连它们的装潢与封面，已使我很大惊奇。他给我讲文学概论，我总是听不进去，但是那些小说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里边的新人新事，使我知道，除了我家之外，人间尚有更辛酸不合理的事。

以后他便多介绍我一些小说，并订了《小说月报》，逐渐地便以谈论小说的内容成为他每次上课的主题。由这个主题便越谈越广，他给我讲晓庄师范的工读生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大革命的失败与蒋介石新军阀独裁，最后便讲了社会主义与苏联。

讲到他自己的生活，是无钱的时候，在上海拉过黄包车，当过码头工人，写小说得了稿费就大吃大喝，用钞票点卷烟。他如何进行苦恋与婚后如何受折磨，我看活像《呐喊》上的鲁迅与子君。总之，他使我眼界开阔了，认识了军阀父亲的反动，打破了家庭的圈子，看到了社会的问题，引起我对社会的不满。认为社会应当革命，应当好人当政，实行民主自由，而我自己就应该做这样的好人来做一番事业。当时革命、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是不清楚，总觉得是好人干的事。因此王西微便成了我思想上启蒙的第一个人，而他那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也影响着我。

五月节的时候，张学良照例到各股去看看几位庶母，在我的屋子里翻到了丁玲的《在黑暗中》，问我哪里来的，我说是在书店里买的，他说这是共产党做的，不叫我看。我即唯唯称是。但是可把母亲吓坏了，向我哭劝几次，不准走歪路学"共妻共产"。其实我也搞不清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不过书上的和王讲的，全是好事，并无"共妻共产"之说。但自己又讲不清那些道理，更不愿使母亲难受，便把那书烧掉了事，自己也就警惕起来。

年前王西徵到冯庸大学当教授，因为我家太远，故不再做我的家庭教师。我与王金镜常去找他玩，我们到郊外去逛游，古今中外，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我讨厌家庭他同情，我愿改名，他便给我起了个张访。我谈到共产党的问题，他则讲不清，似乎是干革命不一定要入共产党。我问他冯大是国家主义派大本营，为何到冯大任教？他说为生活一时敷衍，打算不久去北京，说东北不是人待的地方。

但是东北的学生多把到关里去读书当作小留洋看。而东北的学校也争聘关内大学毕业生，张学良曾用重金拉了许多关内的教授到东北大学，并让同泽学南开的办法。

我在王的纵容之下，也很想到关内去找个好学校。我以把书念好、自立谋生不依靠张家势力为题，打动了母亲。便在1931年初到北京。以后王西徵、王金镜也到了北京。我们合租了一所房，三人同住。我与王金镜准备考学校。王西徵准备找学校当教员。我并借给他一些钱，以便渡过暂时的困难。他建议我入汇文，设备讲究，功课与南开一样，生活很自由。我去看一下，当然很满意，没有东北学校那种东洋气味。当年二月我便考入汇文初中三年级为插班生，在学校住了宿。打破了过去人跟马随的惯例。

这时三姐来津出嫁，婆家是赵尔巽（清朝大官），母亲便趁机把我们这一股搬到天津。

军阀封建家庭的环境，使我在幼小时羡慕军阀父亲的耀武扬威，幻想自己长大也要当大官，由于母亲对家庭的不满，与家庭宗法权势的事实，使我感觉家庭的不如意与不能依靠。幼时的幻想受到打击。但这种幻想在我思想中仍占主导地位。在母亲倔强与自立的思想影响下，便产生了自打天下、另创局面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我的家庭出身与地主军阀阶级意识在我处的具体家庭环境中的反映。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及受学生群的影响，我有求知欲，愿意追求真理、喜欢听些大道理与新鲜事，有好奇心，因此能够与王金镜同志友好，接受了王西徵的启蒙教育。知道了我的外界尚有国家与社会的问题。有了抽象的民主与好人政治的思想。讲究平民化，知道了我的军阀父亲兄长是人所应当反对的对象。我自己站在原来的阶级立场上去和他们划清了界限，但是我不是从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的，站在原来立场与他们（父兄）这种划界限的结果，又使我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盲目自尊与清高的性格。由于"深宫后院"的家庭环境，使我不能体验外界社会的真实生活。因此也就没有这种知觉与要求。我把一切事情看得很单纯，易于空想，不务实际。我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思想情绪初步地走出了家庭的大圈子。

【张学思（1916年1月6日—1970年5月29日），出生于辽宁奉天（今沈阳市），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第四子，张学良胞弟。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人民军队的优秀将领、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原参谋长。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伊始党组织派他打入东北军67军特务队做“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组建华北工农红军。1937年初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后到东北军第53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1938年10月下旬到达延安，并受到毛泽东接见。1939年9月从马列学院毕业，后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三分校东北干部队队长。1941年1月任冀中军区参谋处长。抗战胜利后秘密前往东北开展工作。1946年10月与朱其文正式接收伪奉天省公署，成立辽宁省政府，出任辽宁省主席。1949年4月赴北平中央组织部报到，领受创建人民海军学校的任务。1950年2月，任大连海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53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55年1月18日与张爱萍联合指挥攻克一江山岛，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1年3月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1970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