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养老看病之难，岂止难于上青天？

农民养老看病之难，岂止难于上青天？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讲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提高30元和5元、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主流媒体拿出吃奶的劲生生硬捧，比如桩桩件件回应百姓期待，传递着信心，也鼓舞着干劲；群众牵肠挂肚的事，就是政府眼里的大事；民生“加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年接着一年办，件件解决在人民群众的心坎里。看到这样的字眼和喜庆经头，真不知道是媒体病了，还是官员病了，或需全都病了，而且是病入膏肓。

新中国建国已经76年了，改革开放已47年了。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实现了当初的承诺了吗，我们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吗？我们实现了先富带动后富了吗？我们实现了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消灭贫穷了吗？我们的老百姓我不说什么，咱们列一组组数据来说明：基尼系数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6年，基尼系数普遍落在0.2-0.3这个比较平均的区间，处于共同贫穷下的财富平均阶段。

1987-1993年：基尼系数普遍落在0.3-0.4区间，属于国际标准的相对合理区间，但社会分配不公有所加大。

1994-2011年：基尼系数除个别年份外，几乎都落在0.4-0.5之间，2008年达到峰值0.491，超过国际警戒线0.4，贫富差距突破国际“警戒线”。

2012-2019年：基尼系数尽管还在“警戒线”上运行，但已呈逐年趋稳趋降态势，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2017年为0.467，2018年为0.468，2019年为0.465。2024年：基尼系数为0.462，比2023年的0.466下降了一点，但仍高于0.4的警戒线。

不同群体的收入与财富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2024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7839元，农村则是21456元，相差接近3倍。若计入城市居民的房产增值、社保福利等，实际差距可达4-5倍。

地区收入差距：2023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甘肃的3.4倍。东部沿海省份GDP总量占全国52%，西部12省仅占21%。

行业收入差距：金融、互联网行业平均年薪超20万元，制造业、服务业不足6万元。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是普通员工的200-300倍。

财富集中度：招商银行《202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的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超1000万元）掌握80%的私人财富。最富裕的10%家庭拥有总资产的47.5%。

看了上面的数据，相信大部分国人还是感觉低了，实际差距要比这个高，还要吓人。是的，我也相信现实中要比这个比例要高，因为真实的体验远比冰冷的数据来的更具体和更震撼。

老子 《 道德经 》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此句揭示自然法则：天道总是减损过剩的来弥补不足的，人道往往总是剥削不足的来厚泽过剩的。违背天道，就会自我走向灭亡，古今概莫能外。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即列宁所说的“执政党的引诱力”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叶利钦后来在《我的自白》中也曾这样揭露苏共上层的严重特权现象：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四万人……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看看吧，特供这个现象，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也都曾有耳闻。这就为什么食品安全越来越猖狂的重要原因，医疗水平保障越来越偏离正确轨道的主要原因（补贴越来越多，但老百姓尤其是农村上了年龄的老人依然看不起病，不敢看病，一场大病、重病依然可以让一个中产家庭一夜回到解放前），金钱至上、唯金是图，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坏、认钱不认人，认贵不认弱，只做锦上添花，不干雪中送炭，从上到下皆是如此，进一步加剧助长了社会风气的败坏，也是人心冷漠、蜕变、损人、堕落的关键因素。只是当一群人心醉神谜于这场几十年历史进程的狂欢盛宴时，却还有一些破旧的衣衫、长途的迁徙、离别的乡愁，以及劳累的伤痛、蜗居的困顿、无奈的叹息，都被卷入到他们称之为“命运”“转型期”的东西里面去了。

“何种时代，决定群体的何种命运。那些个体难以承担的命运之重，虽然有他自身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他无法挣脱时代的裹挟。”比如：第一代外出务工人员（俗称一代农民工）的健康医疗服务是由市场、家庭、个体、政策四个维度组成，姑且称之为健康医疗服务四边形……市场中的重度体力劳动导致的健康透支、家庭代际压力造成的健康挤压、医疗保险政策的时空滞后性以及农民工个体的低健康医疗服务意识和能力共同型塑了第一代农民工的健康医疗服务可及性低下[1]。

在这些因素中，市场弱势地位所致的低收入和重体力劳动是第一代农民工低健康医疗可及性的能力经济因素，家庭代际压力是第一代农民工低健康医疗可及性的文化和传统因素。虽然这些都是型塑农民工健康医疗弱势场域的重要因素，但非便携性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和城乡差别的医疗保险制度分层是加重第一代农民工健康风险的政策性关键因素。

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在面临市场经济因素的弱势累积和家庭本位主义文化传统的双重压力下，其健康弱势累积逐步加重，在最后的制度层面又失去健康医疗可及性机会，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健康弱势，放大了其健康风险，造就了医疗问题远远得不到根本性解决，甚至是背离了初心。

言归正传，写到这里，大家会说我是不是写偏了，但我想说的是，农村老人养老之难重点在于医疗之难，看病之难，如果把看病之难有效解决了，农民养老之难绝不会成为大问题的，可现在呢，避重就轻，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20元，就感觉是多大的恩赐一样，扪心自问，“它们”是亏欠这一代老人的（60岁以上），正如大家所说“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同理，亏欠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亏欠。奈何，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这是真坏。

农村养老问题复杂吗，复杂，因为人多，范围广；农村养老问题简单吗，简单，因为初心，真正共产党人的初心。毛主席讲过，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两字。目前中国的国力和经济水平，完全能负担起6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免费问题，这个不需要质疑。2024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2.0%。

2024年中国GDP突破134万亿元， 目前难以准确计算3.1亿老人免费医疗具体需要国家投入多少钱，但可以从人均医疗费用的角度进行分析推测：2022年全国人均卫生总费用6010.0元。若3.1亿老人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按人均卫生总费用计算，3.1亿老人的医疗费用大概是1.86万亿元，按2万亿算，也仅占GDP的1.4%。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如果这部分人做到医疗免费，那这部分老人完全可能在“吃穿住行游乐”方面增加出2万亿，甚至是4万亿的消费来，因为没有了后顾之忧，没有了国人存钱看病的这一块大头，自然会释放国人的消费水平。不然，就算天天吹捧什么银发经济、夕阳产业，也不会拉动什么实质性的消费，无非是捏着鼻子糊弄嘴，自己骗自己，因为人会生病的，病了没有钱来兜底，说破天，也没人敢消费的，老百姓要留着钱养老看病啊。

说到底，“它们”有初心，老百姓养老看病，如同登山，使把劲搭把手就上去了。倘若“它们”假装睡不醒，老百姓养老看病，难于上青天。

注解[1]：医疗可及性是指个体或群体在需要时能够及时获得适宜、可负担且优质的医疗服务的能力。其核心要素包括以下方面：

地理可达性：指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患者能否方便地到达医疗机构。例如，偏远地区的居民可能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最近的医院，这就影响了医疗的地理可达性。

经济可负担性：医疗费用与患者支付能力是否匹配。如果医疗费用过高，超出了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患者可能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比如一些罕见病的特效药价格昂贵，很多患者难以支付。

文化适应性：医疗服务是否与患者的文化背景、语言、信仰等相匹配。例如，一些少数民族患者可能对某些医疗方式存在文化上的禁忌或不理解，这就需要医疗服务提供者具备相应的文化敏感性。

时间可获得性：患者能否在需要的时间内获得医疗服务，包括就诊等待时间、治疗周期等。例如，对于一些急危重症患者，及时的救治至关重要，如果需要长时间等待才能得到治疗，可能会延误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