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缘起和消亡

作者/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陈全功

蜀文化是深受中華北支文化影响的宝墩文化与中華南支非主流的三星堆文化的结合。蜀文化的发展困于四川盆地的限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蜀起于夏、兴于商、毁于周、灭于秦的事实说明：一种文化，无论其源文化多么辉煌，无论其资源多么丰厚，只要不开放，不相互交流，就只有被挤出历史主流，偏于一隅而逐步衰亡。本文首次指出，三星堆消亡的直接原因，是周王朝对青铜铸造的掌控。周王朝为建造关中的青铜铸造中心，就一定要掠夺殷墟的青铜重器，控制川、滇的铜矿资源，消灭掉熟悉青铜铸造全过程的三星堆人、三星堆王国和三星堆文化。

一、蜀文化是深受中華北支文化影响的宝墩文化与中華南支非主流的三星堆文化的结合

宝墩文化应是巴蜀土著与从陕、甘、青一带，沿藏羌彝民族走廊南下的华夏（炎黄、夏人、周人）以及羌、氐等非华夏部族共同开发的，因而深受仰韶、马家窑、尤其是齐家文化的影响。中華南支主流文化的传播路径，即“云贵高原--汉水河谷文化通道”，“起自云贵高原，贯穿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江西、湖北，终于襄阳的汉水河谷”。商文化可能是中華南支的主流文化，甲骨文是商文化即中華南支主流文化的顶峰。与西亚有关或源于西亚的“三星堆文化”，从云贵高原侧入四川盆地后，就脱离了中華南支主流文化，可称为“中華南支非主流的三星堆文化”。说蜀文化是由深受中華北支文化影响的宝墩文化与“中華南支非主流的三星堆文化”结合生成的，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窥见一斑。三星堆遗址中既有夏文化常见的璋、尊、罍、牌饰，又有具或类西亚风格的面具、权杖、神树、神人、太阳图腾等。

二、蜀文化的发展困于四川盆地的限制

令人奇怪的是，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些具或类夏、西亚的文物与其源文化的物件之间，为什么没有多大的变化呢，其原因究竟在哪里。四川盆地的西缘是青藏高原，南缘是云贵高原；盆地的东缘，在大巴山脉与巫山的夹持下只有一条长江三峡水道。这条水道极其险恶，秦人虽在公元前316年已灭蜀，但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时，秦国的灭楚大军，依然不能走此水道，顺流而下；只能从关中越秦岭、出武关、沿汉水去攻灭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盆地的北缘上，却有盆地内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与陕西相通的古蜀道多在秦岭与巴山之中，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洋巴道、米仓道、金牛道等。与甘肃、青海相通的古蜀道是阴平道和吐谷浑道。在这种环境中，四川盆地里的“蜀文化”与外界的交流是非常困难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四川盆地的封闭，正是“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与其源文化的物件之间，变化不大的根本原因。先秦时的蜀文化，没有正常的交流，最多维持在夏文化初期的水平上，东出不了四川，北进不了相邻的西北黄土高原，更到达不了遥远的中原和东南的江淮一带。

三、蜀起于夏、兴于商、毁于周、灭于秦的启示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许多文物，各路专家都在尽力解译，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文物的种类、类型、风格、年代，都有自己独特或大概一致的看法。唯独对于所谓的“祭祀坑”，简直莫衷一是。首先是这“祭祀坑”是干什么的。“祭祀坑”是用于祭祀的吗，不像；要祭祀，为什么要将“神灵”或“祖先”的青铜偶像砸个粉碎。“祭祀坑”是用于御敌藏宝吗，也不像；敌人来了藏起来，自己回来还要用，为什么要砸个粉碎，既对“祖先”不尊，又对自己不便。更诡谲的是，所有的“祭祀坑”都有大致相同的排列方向、掩埋时间、操作程序。显然，“祭祀坑”事件，是一件有仪式感的、精心策划的、公开进行的活动。或许三星堆王国要“迁国”了，三星堆人要被迫离开此地了，他们只有用“祭祀坑”，来表达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敬和思念，对已取得成绩的珍惜，对生于斯长于斯土地的眷恋。老文献和新考古，或可支持上述的想法。

《尚书·牧誓》记载，蜀国、庸国、羌国、髳国、微国、卢国、彭国、濮国是参加了武王伐纣的牧誓八国。西周初年，牧誓八国大多都得到了周王朝的赏赐和重用。其中蜀国的待遇最高，蜀王鱼凫氏受封为伯爵，与周王室联姻，并在周王室的王畿附近、今宝鸡市的南郊，建立了弓鱼封国。其他，如卢国受封子爵于湖北、彭国受封伯爵于南阳、微国从陕西迁入湖北、濮国从川东、鄂西、湘北交界处迁入到川黔滇一带。蜀国封赏的待遇虽然最高，但过程最为蹊跷，结果也最为悲惨。蜀人似乎感觉到什么，所以并未悉数北迁。一部分蜀人，在广汉三星堆做完“祭祀坑”活动后，悲怆去国，北迁关中。1974年，宝鸡市博物馆曾对西周弓鱼国的墓地进行过系统的发掘。该馆的发掘报告称，约在周穆王时，最后一任鱼伯双手反绑，被砍杀在没有任何陪葬品的土墓中；弓鱼国的族人只得逃离封国，南穿秦岭返回蜀地去了。此时，距“武王伐纣”的纪元前1046年，也不过只有六七十年。兰州大学陈全功的最近研究说明，周王朝为掌控青铜铸造，费尽心思，施展阴谋，先封爵、后屠杀，最终灭掉了掌握青铜铸造全过程的、来自蜀地三星堆的弓鱼国。

2023年11月16日，四川省文物局主办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宣布：三星堆祭祀坑形成的年代为商代晚期且几个坑形成的时间大致相当；三号坑埋藏行为落在公元前1117年—公元前1012年之间的概率是95.4%，落在公元前1109年到公元前1016年之间的概率是68.3%。可见，本文对三星堆祭祀坑形成的原因、时间和结果的分析，是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全面的，是正确的。

另一部分蜀人，可能按事先的安排，西去双流金沙一带，早已准备好要延续古蜀国的余脉了。弓鱼国灭亡后，古蜀人对周王朝的“失纪纲、无礼节”极为不齿，因而杜宇称“帝”，主动断绝了与周的一切联系。东晋人常璩编撰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中“周失纪纲，蜀先称王”，说的就是蜀人被迫自立、自保的事。虽然蚕丛、柏灌、鱼凫是三星堆王国的君主，杜宇（望帝）和鳖灵（开明王朝，丛帝）是金沙王国的君主。但当时的蜀人和历来的资料，都将他们看成是一脉相承的古蜀国的伟大的帝王。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之间，无甚大的差别，这也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证明了金沙文化、三星堆文化同属于古蜀国文化。古蜀国最后的开明王朝，从开明丛帝鳖灵 （公元前666年）传至12代的开明末王时(公元前316年)，国力孱弱终为强秦所灭，蜀地从此纳入了秦国的版图。

蜀起于夏、兴于商、毁于周、灭于秦的事实说明：一种文化，无论其源文化多么辉煌，无论其资源多么丰厚，只要不开放，不相互交流，就只有被挤出历史主流，偏于一隅而逐步消亡。在三星堆这个蜀文化的遗址中，也只能出土些夏文化常见的璋、尊、罍、牌饰以及具或类西亚风格的面具、权杖、神树、神人、太阳图腾外，不可能再有什么新东西了。

周王朝为掌控青铜铸造，掠夺殷墟所有的青铜重器，控制川、滇的铜矿资源，灭掉熟悉青铜铸造全过程的三星堆

要掌控某种实业，最重要的是控制其资源和人才。为达此目的，不惜杀人放火，发动战争，毁人家园。此种恶行，古今中外，概莫能免。“殷墟”的说法，最早可追溯至西周初年。说是周灭殷后，纣之子武庚叛乱未遂，殷人被强迁至洛水北岸，殷地才沦为废墟，故称为殷墟。这就是说，殷墟是与周武王无关的。但有两件事足以说明，即使是武王伐纣时的“正义之师”，也有此种恶行。第一件是司母戊鼎何以会出土于荒郊农田。商王文丁（纣王祖父）时，铸出了司母戊鼎。此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四周怖饕餮纹，转角处饰以夔纹，形制巨大，雄伟庄重。司母戊鼎是夏商周的铸鼎之最，是夏商周青铜文化的代表之作，也是中華北支文化与中華南支文化的融合之作。1939年3月，此鼎在安阳殷墟非宫殿、非陵墓区的普通农田里出土了。有人推测，司母戊鼎原先一定是供奉在宫殿里的，只是商人在周武王屠城之前，就将此鼎转移到了常人想不到的农田里，才使国之重器没有落入到屠城的周武王的手中。第二件是，已知的二十二件商周青铜重器，何以会富集于陕西关中和四川成都。二十二件青铜重器中有覃父癸爵（晚商，宝鸡竹园沟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覃父癸觯（晚商，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四川博物院藏）、父己觯（晚商，宝鸡市竹园沟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牧正父己觯（晚商，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四川博物院藏）、牧正尊（晚商，陕西陇县韦家庄周墓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陵尊（晚商，宝鸡茹家庄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祖丁父己卣（晚商，出土地不详，宝鸡青铜博物院藏）、卫父已觯（西周，新乡地区出土，新乡市博物馆藏）、凤鸟纹尊（晚商，宝鸡市竹园沟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博物院藏）、兽面纹大口尊（晚商，宝鸡市竹园沟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龙（夔）纹小铜罍（晚商，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涡纹铜罍（晚商，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四川博物院藏）、铜豆（晚商，宝鸡市茹家庄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兽面纹方鬲（晚商，陕西省宝鸡市竹园沟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兽面纹盉（晚商，宝鸡市竹园沟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双耳高圈足簋（晚商，宝鸡市纸坊头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直棱纹簋（晚商，宝鸡市竹园沟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兽面纹双耳簋（晚商，宝鸡市竹园沟弓鱼国墓地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父乙鼎（晚商，四川绵阳三台县南郪江乡出土，器内壁刻“作父乙□”5字铭文，四川省博物院藏）、象首耳夔龙纹铜罍（晚商，四川成都彭州竹瓦街出土，四川博物院藏）、牛首纹铜钺（晚商，四川成都彭州竹瓦街至汶川一线的五显庙出土，四川博物院藏）、羊首耳涡纹罍（晚商，四川成都彭州竹瓦街至汶川一线的五显庙出土，四川博物院藏）。周武王和牧誓八国中擅长青铜铸造的蜀国，从殷商的安阳抢夺了不少青铜重器。这存世的二十二件青铜重器中，有14件青铜重器的大部（12件）出土于宝鸡市的弓鱼国墓地；有7件出土于四川成都彭州竹瓦街一带。只有一件卫父已觯出土地不详，现藏新乡市博物馆。这应是一件西周诸侯的青铜礼器，西周初年曾封殷裔（纣王叔父比干的后人）于新乡地区。上述青铜重器上，多有“父己”的字样。父己就是赫赫有名的武丁，晚商的大型青铜器上，有“父己”的字样，就表示了后世对武丁的崇拜。借用先人的英名，为后世子孙壮行，古今中外都常有这种做法（《国家私有制和家庭起源》《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

对于已知的二十二件商周青铜重器的如此分布，历来的史学家多认为：“出土遗物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商周时期关中地区与西南地区早期巴蜀文化的联系，展现出一幅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现在看来，原因绝非如此简单和美好，实际上充满了阴谋和血腥。周人为掌控青铜器铸造，就是要掠夺殷墟所有的青铜重器做样本；就是要就近充分利用川、滇的铜矿资源（具体做法，另文详述）；就是要让已有些青铜铸造文化的三星堆人暂时能将商人高超的技艺传承下来；就是要让掌握青铜铸造的三星堆人整体迁入关中，就近严密地控制起来，待时机成熟再“彻底解决”。三星堆的青铜立人等，都是分体铸造、挂件组合的，非常的粗糙，与中原商人通体浇铸的精细的青铜礼器，那是绝不能同日而语的。

武王伐纣后的六七十年，周人的阴谋和阳谋，都妥妥地实现了，三星堆人的弓鱼国毫无声息地消亡了（周人有意掩饰恶行，史书上也多无记载），关中的青铜铸造中心建成了。自此，周王朝牢牢地掌控着当时最有战斗力、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青铜器铸造。因此，周王朝的实力大增，周穆王巡幸天下，南下九江，西行万里，据说都见到了昆仑山上的西王母。目前，3万余件青铜器、50多件国宝以及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绝世珍品，均出自陕西关中的周原。至今，也还有许多存世的青铜重器的精品，仍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中展出。

三星堆（人、王国、文化）的缘起和消亡，竟是这样地与青铜器的铸造休戚相关。起初，以在蜀地“三星堆”制作“具或类”夏或西亚的青铜器而昌；最终，以圈禁在关中“弓鱼国”仿制晚商的青铜礼器而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难道三千年前的周礼背面也是这样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