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这篇千古奇文，道破毁谤产生的原因，句句在理，建议收藏！

韩愈，字退之，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以先秦两汉的质朴散文取代当时流行的华而不实的骈文。

韩愈的文学成就极高，其文气势磅礴，说理透彻，影响深远。在思想上，他力主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其《原道》、《原性》等“五原”系列文章，系统地阐发了儒家道统思想。《原毁》便是这“五原”中的名篇，它不只是一篇文学作品，也是韩愈洞察社会、反思人性的哲学结晶。他身处中唐，目睹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下的士风败坏，深感于同僚间相互倾轧、嫉贤妒能的恶劣风气，故而作此文，意在探究其根源，以期匡正时弊。

文章开篇，韩愈便树立了一个理想的典范——“古之君子”。他指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意思是说，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是严格而全面的；对待别人，则是宽容而简约的。因为对自己要求严格，所以自身修养从不懈怠；因为对别人宽容，所以大家乐于行善。

为了说明这一点，韩愈举了上古圣人舜和周公的例子。那些效法古风的君子，听闻舜的仁义，便反躬自省：“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他们日夜思考，努力革除自己身上不如舜的地方，向舜看齐。听闻周公的多才多艺，他们亦是如此，将自己与圣人的差距视为“吾之病也”。这种时刻以圣人为镜，不断自省、自我鞭策的态度，正是“责于身者重以周”的体现。

而在待人方面，这些君子则表现出极大的宽厚。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个优点，便称赞“是足为良人矣”；有一项技艺，便肯定“是足为艺人矣”。他们“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总是抱着欣赏和鼓励的态度，唯恐别人的善行和才能得不到彰显。

在他们看来，一件善行、一门技艺都值得肯定，这种宽容的态度，便是“待于人者轻以约”。这种理想人格，如《道德经》中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古之君子的宽厚，正如水一般，滋养万物，鼓励向善，营造出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

紧接着，韩愈笔锋一转，将“今之君子”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与“古之君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写道：“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这与古人恰恰相反，他们苛求于人，而宽纵于己。

这种“责人详”，体现在他们对他人的评判上。他们“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专门盯着别人的缺点和过错，即便别人有些许长处，也要百般挑剔，说“其人不足称也”，“其用不足称也”。他们内心“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生怕别人的名声和才华盖过自己。这种心态，使得社会上“人难于为善”，因为无论怎么做，都难免遭到苛责和非议。

而这种“待己廉”，则体现在他们对自的放纵上。自己稍有一点善行或技能，便沾沾自喜，认为“我善是，是亦足矣”，然后便停滞不前。他们“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用浅薄的成绩来自我麻痹，也蒙蔽他人。正如《道德经》所批判的“不知知，病也”，这种不自知、不自省的状态，是阻碍个人进步的顽疾。

韩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行为的实质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即拿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拿圣人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这种双重标准，看似抬高了别人，实则是最大的不自尊。

为何世人会形成这样一种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扭曲心态？韩愈没有停留在现象的批判，而是继续深挖其思想根源，给出了两个字的答案：“怠与忌之谓也。”

“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怠”，就是懒惰懈怠。因为懒惰，所以不愿在修养自身上下功夫，无法像古之君子那样“早夜以思”，见贤思齐。为了给自己的不作为寻找借口，他们便会转而苛求他人，通过贬低别人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忌”，就是嫉妒猜忌。因为嫉妒，所以害怕别人进步，害怕别人的成就会映衬出自己的不堪。这种嫉妒心理，最终外化为毁谤和攻击。

为了证明“怠”与“忌”是毁谤的根源，韩愈甚至进行了一场社会心理实验。他尝试在众人面前夸奖某人是“良士”，结果，除了被夸者的同党、与他没有利益冲突的以及畏惧他的人之外，“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反之，当他诋毁某人是“非良士”时，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人都表现出幸灾乐祸的神情，“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这个生动的描绘，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

由此，韩愈得出了沉痛的结论：“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一个人事业有成，毁谤便随之而来；品德高尚，攻击也就接踵而至。这看似不公的社会现象，其背后深刻的心理动因便是“怠”与“忌”。这使得有志之士“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原毁》的道理并不深奥，但要真正践行却异常困难。它要求我们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和严格的自我修炼。《易经》中“谦”卦的象辞说：“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意为君子要减损多的，增益少的，权衡事物，使之均衡。这正应了古之君子的做法：对自己，要不断减损骄矜自满之心；对他人，则要增益其善行美德。这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平衡，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

克服“怠”与“忌”，本质上是一场自我超越。《道德经》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够了解别人，是智慧；能够了解自己，才是真正的明达。能够战胜别人，是有力量；能够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韩愈笔下的“今之君子”，恰恰是“不自知”且“不能自胜”的。他们将精力全部用于“知人”和“胜人”的外部争斗，却荒废了“自知”和“自胜”的内在修行。

因此，要改变“德高而毁来”的困境，根本在于转变评价体系，将目光从向外索取转为向内探求。这需要个体有“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的自省精神，也需要社会营造“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的宽容氛围。当每个人都致力于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忙于证明别人不够好时，毁谤之风自然会消弭。

韩愈的《原毁》，以古今对比的手法，层层深入，剖析了毁谤产生的社会与心理根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仅是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也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促进社会整体进步的基石。在千年之后，重读此文，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思想的锋芒。它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内心的“怠”与“忌”，努力修行，在“责己重以周”的砥砺中完善自我，在“待人轻以约”的宽厚中成就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