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陵诸子继风雅：宣城派对梅尧臣的继承和革新

摘 要：明末清初诗派结社频出，施闰章、高咏等人形成地方性诗人集群“宣城派”。而由宣城派诞生的“宣城体”与“宛陵体”一脉相承，都是对梅尧臣个人诗歌风格的推崇和效仿而产生，不同在于宣城体是清初宣城派继承宣城地域文化底蕴而形成，虽继承梅尧臣风雅，然根据世代变化、时运周折，也积累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和特色。清代宣城派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接受和新变，来源于地域因素、家族因素以及清初宗宋热潮的影响。

关键词：梅尧臣；宣城派；文学地理；宋诗；清诗

宣城隶属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扩张区，在清代为宁国府所在地。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络绎不绝。宣城是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1002—1060）祖籍所在地，至清代又有施闰章、高咏等人形成地方性诗人集群“宣城派”，此派“皆工诗，主东南坛坫数十年，时号‘宣城体’”。[1]13329 明末清初的诗坛百家争鸣，诗派结社频出。近年来的研究也倾向于此时间段的诗派特色研究，但对于东南诗坛宣城派的研究非常稀少，连其人员都未曾有清晰地揭示，其文学渊源仍有争议。

随着21世纪地域文学研究的开展，宣城派主将施闰章的研究纷呈，但鲜有对宣城派整体的研究。刘世南的《清诗流派史》也未收入宣城派。对于宣城派历史风貌全面的把握，当属2005年李圣华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上的《论宣城派》一文。宣城派的诞生和兴起，既有地理上的宣城诗歌传统的积淀，又是清初世运变化使然[2]，本文想在此基础上，将宣城派的渊源追溯到宋代梅尧臣上，从文学地理学、家族渊源和清初宋诗复兴三个角度讨论清代宣城派对梅尧臣的接受和新变。

一、宣城派的界定

宣城派兴起于顺治初期，盛行于康熙中叶之前，施闰章、高咏是宣城派的主将，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生卒不详）等人是宣城派的核心人物。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称高咏“与同里施闰章同主盟骚坛者三十余年，号‘宣城体’[3]853。朱培高在《中国文学流派史》中指出施闰章与高咏共同唱和，形成宣城体，“诗多反映社会生活，内容朴实，风格清静”[4]365。由此可见，宣城体在文学史上的出现始于清初宣城派的兴起，但是邓之诚曾经指出：“宣城诗教，倡自梅尧臣，闰章由之加以变化，章法意境，遂臻绝诣”[5]372。施闰章在《书带园集序》也提到了宣城诗坛自梅尧臣为始的五百多年间的流变：

吾宣城于江上称岩邑，其山巉以秀，水甘以清，草木扶疏而沃若，其清淑之气所郁积，必有异能之士，道德文章之美，卓然见于天下。而所谓道德者多隐君子，以其文章见者，至宋始有梅昌言、圣俞，元有贡仲章、泰甫父子十数辈。最著者圣俞，以诗名。去圣俞五百余年，裔孙为禹金先生，文词赡给，雅善博综。其群从季豹、子马、勉叔诸人，为元美所亟称。后禹金闻孙复有朗三，盖庶几与禹金相望者。[5]60

由此可见，施闰章、高咏等宣城派核心人物倡导的宣城体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山水之景、人文之兴的两条线索共同造就了宣城体的诞生。当代严迪昌曾明确指出：“所谓宣城体，实际上只是一个乡邑诗群共以‘坐对敬亭山’追求淡远诗风的指代之名。”[6]538 以地域命名的诗歌流派和诗歌风格不在少数，但源远流长横跨千年之久、有着地域人文积累沉淀蔚然成风独树一帜的，却在兴起后没过百年便走向没落、隐出诗坛的，甚至未归于清代诗坛文学流派分类的，宣城派是个典型，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二、宣城体和宛陵体

“圣俞体”“宛陵体”和“宣城体”三者一直存在模糊的差异。梅尧臣的诗歌“和平简远，淡而不枯，丽而有则”[7]213。欧阳修较早地意识到梅尧臣独特的诗歌风格，将其定义为“圣俞体”，并且最早效仿创作，有仿作《寄题刘著作羲叟家园效圣俞体》[8]135。梅尧臣还独创了禽言诗，这是一种以鸟鸣声象声取义来寓意抒情的乐府诗，和圣俞体一起，都是被后人模仿争相模仿的体裁，苏轼陆游均有仿作。而率先使用“宛陵体”这个称呼来代表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是陆游，他在《剑南诗稿》中做效仿宛陵体的诗歌共8题11首。陈衍的评价是:“放翁自壮至老，服膺宛陵，集中凡五六效其体，心折极矣。”［9］421 自那之后，诗人效仿梅尧臣诗风多使用“宛陵体”这一称呼。在清代较早使用“宛陵体”一词的是王士禛，赋有《夜月冰修、子湘、耦长见过，同效“宛陵体”三首》。

在李圣华的《论宣城派》中，据此直接将清初的“宛陵体”与“宣城体”作为一类同义。清安徽宁国县训导沈钦韩的五古仄韵诗《不寐效梅圣俞体》，在涂序南的《论宛陵体》[10] 里又将此首诗化作“宛陵体”之内。很难不发现“宣城体”的称呼与“宛陵体”存在模糊的重叠。清初由宣城派诞生的“宣城体”与“梅村体”“神韵体”一样，是不应该作为“宛陵体”的同义替换，而是具有自己时代特征下的艺术特色。所以本文认为，“宣城体”与“宛陵体”一脉相承，都是对梅尧臣个人诗歌风格的推崇和效仿而产生，不同在于宣城体是清初宣城派继承宣城地域文化底蕴而形成，虽自梅尧臣为始，然根据世代变化、时运周折，也积累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和特色。

（一）宛陵体的特征：平淡深到

一个人的诗歌风格随着世积乱离、命途跌宕在不断地变化。梅尧臣的诗歌风格也是从西京时期因为受钱惟演影响到以自然平实来对抗西昆风气，初为清丽，闲逸平淡。洛下时期同才俊云游时的高峭雄放是梅尧臣致敬韩愈的结果，也正因为韩孟诗歌的影响，梅诗越发古巧硬实。钱基博认为，梅尧臣“五言瘦硬而腴，其原自出孟郊；而捍怒以诡，则上攀韩愈”[11]513。在经历宦海沉浮、穷愁困顿之后的愤慨和不甘在诗歌中显露锋芒，张毅《中国文学史》认为：“这是一种处于困境而又力图奋发的理智要求，它往往与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和不满连在一起，虽然豪迈，却不痛快淋漓，而是隐含着穷愁困顿，进而衍变为奇奥峭拔。”[12]54

梅尧臣是清新闲适的平易诗风的先驱者，人们推崇梅尧臣主要是喜爱他平淡的诗歌风格，所以对宛陵体的效仿也主要是以梅尧臣古体诗的那些平易深远的创作为主，人们并不推崇他诗歌里存在的古硬怪巧的因素。南宋陈振孙说:“圣俞为诗，古澹深远，有盛名于一时。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毁誉。惟陆务观重之，此可为知者道也。”[13]494陆游可谓仿宛陵体大家，陈衍评价其《过林黄中食柑子有感学宛陵先生体》[14]58-59“得宛陵之深到，而自饶宽博之致。”［9］422这里提到了宛陵体的另一个特点“深到”，正如欧阳修所言的“覃思精微”［15］1953，看似平实质朴的言语之中精思深虑，细品之下余味深到而厚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梅尧臣首创的禽言诗受到后人的广泛模仿和推崇，但是往往在仿作时用禽言诗之名而非宛陵体，故不做讨论。

（二）宣城体对宛陵体的继承

清代宣城派做诗号为宣城体，其主将施闰章、高咏以及梅氏宗亲在诗歌方面有所建树。宣城体是在宣城派众人在对梅尧臣的致敬和效仿下创作的，且随时代变化发展而来，所以他继承了宛陵体的特点。

形式上，以五言见长。梅尧臣的五古工于平淡，自成一家，而宣城派主将施闰章也“长于五言，短于七言。五古温厚清婉，善学魏晋、六朝，殊近自然。五律则盛唐格调，中唐神韵，兼而有之，造诣不在中山、文房之下。歌行七律多肤廓语，不足尚也”[16]2357。此观点被大多数人认同，可以说五言诗是宣城体的艺术优势所在。

艺术风格上，自然而深造，清切而深华。梅尧臣为摒弃西昆风气提倡平淡自然的艺术境界，他认为“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施闰章崇尚自然，反对雕琢，认为“雕饰丧其璞”“夫诗以自然为至，以深造为功”“虽嗤短艳，要尚清华”。宣城被称为“上江人文之首”，承载着无数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正如施闰章所说的“清淑之气所郁积，必有异能之士，道德文章之美，卓然见于天下”[5]97，宣城派以梅尧臣为先贤，将平淡诗风和宣城山水融为一体，将朴秀的风貌发挥到极致，吴文溥《南野堂记》谓之“朴秀深厚，味之弥永”[17]。和梅尧臣提出的平淡说如出一辙：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种清切深远的诗境也是他们所追求的，施闰章之所谓“深思而兼蓄之”恰对应欧阳修《六一诗话》称梅尧臣诗以“覃思精微”见长，以“深远闲淡”为意。所以，宣城派在继承的基础上将梅尧臣诗歌的平淡和深到两个特点发展为清切深远、朴秀深厚。

（三）宣城体对宛陵体的新变

1.主学为本，受明代宣城心学影响

梅尧臣是传统儒家思想下浸染的现实主义文人，他积极支持欧阳修的古文运动，志在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和复兴儒学并行，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文以明道，并且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体现出了他关心现实、讽喻怨刺的一面。故虽然他没有直接强调学识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但是从他对古文运动的支持来看，他是赞同将文学作为宣扬道统的工具的。且宋代“以学问为诗”，宋代诗人自身都重学养，追求精神文化，梅尧臣也不例外，他在诗歌中体现的文人意象和闲适氛围正能体现出他在学问上的自觉努力和对学养境界孜孜不倦的追求。读书、积学成为一种超功利的精神享受，这也是宋诗的特点。

清代受朴学的影响，绝大部分的诗派都会以学为本。在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中关于清初宋诗诗风批评的审美标准中就有一条是以“根柢”评诗。赞赏学有本源者，诗文具有根柢者，注重诗人的师学源自正统，肯定学识广博、体现学殖的作品。故而宣城派也主张“学”为本，强调道艺一贯。施闰章兴修书院、广泛讲学，他认为“文者，道之余也；诗者，文之一体也。”一语点破学问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朱庭珍《筱园诗话》里也称施闰章之诗为“学人之诗”。然而，在明代中后期，宣城兴起了有关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这种宣城心学被以宣城籍为主体的地方官绅孜孜倡导而迅速传播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儒学流派。王阳明弟子龙溪等人均有来此讲学，梅守德等人均有师从关系，参与他们的讲学活动。他们结合自身仕宦的需要，更加注重学养和经世致用，对于心学中流于空疏的部分并不能赞同，而坚守于在继承阳明心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亲民的笃行体用之道。[18]也正是这种地方特征明显的儒学心学成为清初独立文坛宣城诗派论学的一大源头。可以发现，宣城派中有精于历算的梅文鼎，还有工于丹青的梅清，他们均精研心学，并重“用实”之道。正是这种心学指导下的“重学”的特征，与清初其他诗派相比尤为特殊，这也是他们对宛陵体的超越，是在继承梅尧臣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新创。

2.重言有物，因政治世运产生时变

梅尧臣要力挽西昆风气所带来的“嘲风月、弄花草”之癖，就必然要强调文学创作中的内容要大于形式，所以他推崇《诗经》的风雅传统，认为诗歌创作必须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以此来摒弃这种浮艳空洞的诗风。宣城体以“醇厚”为则，崇尚质实，主张要“言之有物”。正如前文所说，具有宣城特色的阳明心学是基于仕宦角度的注重亲民的笃行体用之道，所以他们会批评诗歌创作中的“空言心性”而讲求“用实”。施闰章在《蠖斋诗话》中批评浮艳浅薄的作品：“浮华者浪子，叫嚎者粗人，窘瘠者浅，痴肥者俗。风云月露，铺张满眼，识者见之，直一叶空纸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基于实用的政治需求，“温柔敦厚”的诗教也被一以贯之。由于作家所处时代不同，他们所倡导的“温柔敦厚”诗教也各具内涵。

梅尧臣是宋代文人里偏向于明哲保身的，但是他的作品有大量淑世、为民请命的一面[19]。清代的施闰章历经明清易代之苦，对底层大众有着深刻的共情，所以也有很多诗歌反映了民生疾苦，并且这些诗歌处处体现着对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作品的致敬，如《壮丁篇》“爰爰罝中兔，强言南山虎”同梅尧臣的《猛虎行》如出一辙。然而他又是由明入清的官吏，他对前朝暗含怀念，又对清初的一些政策流露不满，但总体上表出礼赞顺从的态度，采用了怨而不怒的表达方式，所以在诗歌上遵循就是一种温柔敦厚的诗教[20]。

连经历过易代的施闰章都偏向于温和的政治态度，更何况是出生在清代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的宣城派后起之秀，所以整个宣城派都呈现出对清廷的顺从和礼赞的态度。哪怕是梅磊、沈埏这样坚守遗民气节的作者，也并没有多少激烈的作品。这种较为温和的政治态度符合清廷政治统治的需要，《四库全书总目》也注重文学的政教裨世功用，批评流连风月的空疏文风，肯定内容充实、有利教化的作品。宣城体的“醇厚”是诗歌为世运所适应而产生的文学取向，这是在继承宛陵体上产生的时变。

3.意新语工，多佳联警句

梅尧臣认为：“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21］267，意新和语工，“内外含蓄，方入诗格”，这就揭示出宋人诗学的内外双重追求，是“内外含蓄”之特定意义上的理趣与意象双重讲求，其言语虽简练，但思理却极其深刻。施闰章的五言诗就善于借自然景观营造氛围，在山水之间来表达私人化的情绪和个性化的意识。正如施闰章自己所说:“江山登望之美，众人濡首于宴乐，君子游息于高明，将以宣郁通志，因时导和，优游孔愉，歌咏斯作，其流风遗韵，往往传后世不衰”。［5］97高咏的诗歌郁秀怆深，如《宿青溪》中写在夜晚的青溪是“醒酒思残梦，归渔闻夜歌。月斜人语定，舟晓棹声多。”[22]1643整体氛围清静深远，发表自己“九子烟霄外，劳生只暂过”的感叹。

“意新语工”的提出本是不落唐诗窠臼的创新性，也是对诗歌语言打磨的新要求。这一点也深刻影响到宣城派众人。施闰章擅长锻造佳联警句，将情感和意境集中于诗歌中的某一两联，形成突出醒目的审美效果，这一点是施闰章对宣城体的发展和贡献。据梅文鼎《施氏家风述略续编书后》，施闰章诗文再三改定后，“虽已授诸梓人，仍刊落之”。王士禛曾摘录施闰章大量五言诗句为《摘句图》，他在自述中写道：

予读施愚山侍读五言诗，爱其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如园客独茧。约略举之,若“别绪不可理”“酒尽暮江头”“人日日初晴”“朔风一夜至”“月明无远近”“倚枕不能寐”数篇是也。至于清词丽句，叠见层出。予尝欲仿张为《主客图》之例，摘其尤者列以为图，与康乐“池塘生春草”、元晖“澄江净如练”、仲言“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并资艺苑谈助……因作摘句图。[23]303

除了王士禛本人对温柔敦厚诗风的偏好，他夸赞施闰章的诗歌章法结构“天衣无缝”且“清词丽句,叠见层出”，甚至将其与谢灵运、谢眺进行比较，足以体现施闰章的语言之简练、诗韵之协调、格律之深稳。除了施闰章外，高咏、梅庚也有改诗的癖好，宣城体在字句上务求简净的特点也是在意新语工的基础上放大和加深。

三、宣城派对梅尧臣继承与新变的原因

（一）宣城钟灵毓秀，承继先贤遗风

从谢眺到梅尧臣，清代宣城派这一批宣城籍或旅居宣城的文人的诗歌，都是在宣城这一块文化土壤上繁育成长出来的文学硕果，其本身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宣城环境的种种影响，浸染上由古至今的宣城所积蕴的文化气息，从而呈现出浓重的地域文化特征。宣城派是以地域命名的诗派，本身就存在地理上的研究价值。基于文学地理学视角，通过以文系地的方式探究文学作品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对溯源宣城派对梅尧臣接受与新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宣城，古称宛陵、宣州，峰峦叠翠、两江相映，自然风光的夺目吸引了众多文人的流连。自南齐诗人谢脁写下了“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后宣城就在文学史上光彩夺目。李白曾卧居敬亭山太白楼，韩愈曾寓居于此，石涛曾在广教寺修行，刘长卿、白居易、杜牧、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汤显祖等300多位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挥毫泼墨。宣城望族首梅氏，以梅尧臣为首的宣城籍梅氏文人独领风骚，科举屡创佳绩，到了清代宣城派众人，已然是站在先贤璀璨文化的山峰之上。在宣城派的诗歌里，宣城的地域元素已然植入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游、酬唱、赠答相邀于敬亭山、双溪等宣城好景，或游览于水西寺、叠嶂楼等文化盛地。

宣城的地理景观和文人书写是互相成就的。地理景观影响着文人活动和文学书写，而文学书写又赋予地理景观不同的文化意义。如敬亭山本身是黄山的一个支脉，自谢眺开始具有文化意义，后因李白对谢眺的崇敬，那句脍炙人口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为敬亭山蒙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以至于后来所有有关敬亭山的文化意义都开始与诗仙有关。到了宋代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的笔下，敬亭山有了新的实用性价值，他注重的是山雨欲来给农民带来的福音，此处的敬亭山不再是审美意义上的文化符号，而是寄托梅尧臣体恤百姓的仁心。

曰山何必高，要在出云雨。昭亭非峻峰，雄雄若蹲虎。旱岁一来祠，霈然随沥酤。有草牧尔牛，有薪资尔斧。有溪出其阴，有潭在其坞。（《昭亭山》）[24]558

以敬亭山这一文化坐标为例，可探索宣城从古至今的文人创作之间的继承关系。宣城派取法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主要是来源于前文说到的明中后期的宣城心学。这种心学在宣城当地官绅的影响下，逐渐走向经世致用，其学术和文学传统也偏向于质实和以学为本。宣城自古以来科举兴盛，聚有众多文化世家，宣城梅氏和沈氏总持明末宣城风雅、讲学东南，大部分的宣城派早期成员都师从游学。我们完全可以下结论，正是宣城的人杰和地灵两重因素，才有宣城派在清代的出现和其特色的形成。

（二）宣城梅氏风雅，勤学光祖亢宗。

宣城梅氏为明清望族。梅氏子孙繁衍兴旺，从始祖梅远至今共41世。宛陵梅氏规约的勤学第九则中写道：“愿族后起者，及年力富强，博求经史以及百家，和何患学之不成，名之不立乎？勉旃勉旃，光祖亢宗，是所望也。”[25]101在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价值观念和以振兴家族为目的的人生观下，梅氏子孙在各个方面都能够出类拔萃。自梅尧臣“宛陵体”发宋诗先声以来，至明清时梅守德等人以宦绩贤名远播，梅鼎祚、梅庚、梅曾亮等人以诗文驰声走誉，梅文鼎以历算名留青史，又梅清等人以丹青久负盛名，实属江左风雅世家。

江南地域能够形成宣城派如此声势浩大的文化社会和文学地域，一定程度上是与当地文学士子互相呼应有关。梅氏家族作为宣城派要员，将平淡诗风和宣城民风相结合，从而影响了宣城派的整体风貌。梅氏众人上追圣俞，追求平淡冲远的气象，讲求意新语工，且梅尧臣在诗中押险韵、工文辞的风尚也被梅氏众人继承。他们创作在不同程度上受圣俞影响，并且以学为本，以学入诗，醇厚为则，清远为旨，这都是梅氏文学世家诗歌创作中的奇特景观。

王士禛在《梅氏诗略序》中说到宛陵诸梅能继梅尧臣先贤之风雅，大抵也是在讨论以梅尧臣为主要代表的梅氏先贤的威望对后代产生的积极影响。

当庆历、嘉祜极盛之时,圣俞之诗,其贵重于世如此。世人但习谓欧阳子之言足以重圣俞，而不知圣俞当日虽浮湛下僚,能使公卿知之,外夷知之,特相知之深莫如欧阳,而非欧阳子之言之足以重圣俞也。又几百年,风会递迁,淫哇杂作。圣俞之诗，譬如雅琴古澹，不谐里耳。而宛陵诸梅,独能继风雅之绪,守高曾之矩。迄于今,圣俞远矣,而其流风余韵，犹仿佛遇之于高山流水之间者，非贤子孙而能若是乎？有明自禹金而下，风雅益兴。新安潘之恒论梅氏之诗，谓禹金宏博，季豹高古，子马俊逸……虽才具不必同，要之皆有圣俞之风，能不坠其家学者也。[26]3

（三）清初宗宋热潮，圣俞接受广泛。

诗歌文学发展到明中后期，很难以“诗必盛唐”的旗帜独霸长红，所以文坛必然会清弊正风拿出宋诗进行抗衡，随着清代朴学的发展，“以学问为诗”获得广大学者认同，宋诗的质实感得到肯定，加上政治因素下的清人以宋自说使得宗宋风气在清初重起。在清初的宗宋潮流之下，梅尧臣作为宋诗开山鼻祖，受到了广泛的推崇和极高的评价。吴之振、吕留良编选的《宋诗钞》中选梅尧臣《宛陵集》诗高达306首，这一举动不仅推动了宋诗在清代的传播，并且也促进了梅尧臣诗歌的传播和接受力度。

宋荦重刊《宛陵文集》且作序，也在序中说明当时梅尧臣诗歌热度之高。明末遗民诗人黄宗羲评价梅尧臣“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27]202 王士禛模仿宛陵体作诗更是在《带经堂诗话》将苏梅二人作比：“圣俞诗实胜子美。然子美有言：平生不幸，写字被人比周越，写诗比梅尧臣。此言妄矣。文士相轻习气，自古而然。”[28]44叶燮在《原诗》里也认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自汉魏至晚唐，诗虽递变，皆递留不尽之意。即晚唐犹存馀地，读罢掩卷，犹令人属思久之。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29]67”可以见得梅尧臣在清初宗宋风气下的影响力。

然而据王士禛之言:“予每与施愚山侍读言及《宛陵集》，施辄不应。盖意不满梅诗也。”施闰章或许从个人情感上没有对梅尧臣有所偏爱，但是他在《书带园集序》里也将宣城诗坛的流变归在梅尧臣的源头之上。众人对其的评价也均联系到梅尧臣身上，陈允衡认为：“宛陵施愚山先生，今之梅圣俞也。”[5]380李明睿认为：“圣俞没后五百余年，而有施尚白……尚白宛陵人，其诗为圣俞无疑。”[5]402诗歌风气上二者确实也有相似之处，也不枉众人在评价宣城诗人时都会提及师法圣俞和宗宋。施闰章并非梅氏族人，他和梅尧臣的联系没有梅氏宣城诗人那么紧密，对梅尧臣的态度也没有对先贤的崇拜和继承。所以施闰章所表现“意不满梅诗”可能是表现出想要摆脱宣城诗人师法圣俞的刻板印象，创作出具有自己个人风格的作品。所以，严格意义上，宣城体和宛陵体是不同的诗歌风格，固然有地域和家族导致不可避免的继承关系，但是也有施闰章等人的创新。

四、结语

李圣华认为:“宣城派在虞山派、娄东派、神韵派及明遗民诗群林立的清初文坛，自建一帜，不轻易依附他人，其艺术独立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康熙中叶随着清王朝统治稳定下来之后，宣城派的声势反而衰落了，然后渐渐淡出诗坛。主要原因可能是康熙中叶的舆论统治力度和王朝繁盛稳定让遗民诗人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外，温柔敦厚的诗教之下，越来越多的宣城文人从顺从礼赞到科甲入士，纷纷走入宦途之后再难有如此聚集性的地域性诗歌创作，也没有像施闰章这样瞩目的诗人出现了。然而，即使是昙花一现，宣城派在清初诗坛上也应该有自己的位置，其诗歌宣城体也应与宛陵体有所区分。内沿着梅氏家族史、外沿宣城人文地理，从宋诗牵线到清诗，讨论清代宣城派对梅尧臣的接受和新变，不仅仅在于给诗派林立的清初文坛里增色以探究东南诗坛宣城派对清代诗风嬗变走向的影响，还有宣城派作为一个地域性诗派对于当地文化产业和家族传承带来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李圣华.论宣城派[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45-50.

[3]李应泰等修,章绶纂.宣城县志（卷十八）[M].活字本.清光绪十四年

[4]朱培高.中国文学流派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8.

[5]施闰章.施愚山集:第１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3：372.

[6]严迪昌.清诗史（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538.

[7]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2001．

[9]陈衍.石遗室诗话［M］.郑朝宗,石文英,校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0]涂序南.论宛陵体[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1):49-54.

[11]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2]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卷一［M］．钱仲联,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二八［M］.李逸安,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01．

[16]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M]//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王小舒.施闰章与宣城体[J].文史哲,2011(6):132-138.

[18]夏建圩.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宣城的传播及其影响[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8(1):57-61.

[19]梅雪容.论梅尧臣的淑世情怀与明哲保身思想:以灵乌二赋为中心[J].镇江高专学报,2021,34(4):85-88.

[20]张毓洲.明清易代与施闰章的诗歌创作新变[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6):138-144.

[21]何文焕.历代诗话［G］.北京：中华书局，1997.

[22]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四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8.

[23]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4]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25]宣城市档案局，宣城梅氏［M］.长沙: 华艺出版社，2009.

[26]宣城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梅氏诗略［G］.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27]周义敢、周雷.梅尧臣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8]王士禛.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9]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4第3期）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