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书法界既弱且乱，与当下并无二致！是怎样开创全新时代？

在五代十国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的深渊，唐人精心构建的书法秩序也随之土崩瓦解。然而，在这混乱不堪的时代洪流中，杨凝式历经五代官场沉浮，他佯装癫狂以避世全身，却在书法领域独辟蹊径，展现出非凡的理解与深厚的造诣。杨凝式精通楷、行、草三种书体，且能自出机杼，推陈出新，其书法成就足以与唐代诸位书法大家比肩。

《杨凝式真迹四帖合卷》各帖、各体都洋溢着自由、写意的艺术精神，独具一格，在北宋后期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北宋前期，书法风格变幻不定，所谓的楷模不仅范围狭窄，而且流行时间短暂，众人大多随波逐流，盲目跟风。据米芾《书史》记载，宋初书法风格紧跟太宗的喜好而变，众人皆热衷于学习锤繇、王羲之的书风；

其后李宗谔主持文事，士子们又纷纷效仿他的书法；待宋绶执政，整个朝廷都以模仿他的书风为风尚，被称为 “朝体”；韩琦出任宰相时，颜体书法备受青睐，众人竞相学习；蔡襄的书法备受推崇后，士人们亦步亦趋；王安石为相时，其书法又成为士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至此，古代传承下来的书法规范已然被抛诸脑后。

北宋前期的书法，除了受上述名流的影响，李建中、周越、苏舜钦等名士的书法风格也各有千秋，对当时的书法风气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蔡襄在《论书》中阐述道：“书法之中，风韵最难企及。虞世南书法风格略显粗糙，而晋人书法，即便并非出自名家之手，亦有一种风流蕴藉的气质。

这是因为当时之人崇尚清简，心怀虚旷，举止谈吐皆以韵取胜，文字如落花散藻，自然令人赏心悦目。这种气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对于宋代书法的评价，冯班在《钝吟书要》中提出 “用意” 之说，梁巘在《评书帖》中则有 “尚意” 之论。项穆在《书法雅言・书统》中对宋代书法的评价为 “意气精神”，相较于清人的评价，此说更为详尽且准确。

苏轼在《跋汉杰画山》中提到：“观赏士人的画作，犹如品鉴天下良马，关键在于领略其意气所至之处。” 晋唐时期，书法家们倾尽全力，致力于将人的品质深度融入书法创作，从而使书法展现出一种理想且具普遍意义的人格美。

而宋代书法家们另辟蹊径，着力让书法成为自我的映照，呈现出具体、真实的书家自我，彰显出独具个性的真实人格美。他们无意承担过多社会义务，对书法的工拙亦不十分计较。

相较之下，宋人书法中的 “韵”，包含外在风姿、艺术个性与品格等可视可感之美，意在实现雅俗共赏，最终归诸人的品质。

而 “意气精神”，源于对人的全面归纳，超越字的表象，属于形而上的思考范畴，诸如书家的天资、学养、性情等，凡对书法有影响的人的因素皆涵盖其中。黄庭坚在《跋周子发帖》中云：

“王著临摹《兰亭序》《乐毅论》，补充永禅师、周散骑之《千文》，皆妙绝一时，极善用笔。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辈是也。又有平居终日，弄翰自适，而俗气不除者，皆不足与论书。”

此处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苏轼在道德文章、诗词书画等各方面皆属一流，其天资卓越、性情率真，这些特质对其书法成就意义重大，《苏轼尺牍墨迹合集卷》几乎是从学问到人格到审美的集大成式展现。

黄庭坚身为苏轼门生，从苏字中体会到 “学问文章之气”，便认定读书是万能之法，兼顾书法与人的发展，此观点实则片面。实际上，与苏轼比肩的道德文章家未必擅于书法，若缺少天资、性情等必要的转化媒介，即便为名贤宿儒，在笔墨运用上也难免笨拙，或陷入俗套。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曰：

“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

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唐贤颜真卿、柳公权，集古之大成而推陈出新，其功在于字内。苏轼研习颜真卿书法，汲取其厚重平实之特点，又上溯古人笔法，妙处超越字形之外，卓然成为北宋后期书法之表率。

黄庭坚曾师从苏轼，其书法极为注重个性表达。他在《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中写道：“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此句真切描绘了他的艺术追求。

苏轼字体之妙需从字外领略，黄庭坚字体之美则在于字内之奇特。苏轼字意境丰富，无意求佳而佳境自至；黄庭坚字姿态妩媚，有意为之而果能如愿。与古人相较，苏轼字多 “不践古人” 却未远离，仅以欹侧肥密为异；黄庭坚字力学古人，行、草皆突破古人常规，草书以慢笔开拓奇境，行书则风姿绰约，皆能标新立异，直追古贤。

与苏轼、黄庭坚并称者，还有米芾。米芾在道德文章方面并非出众，却在书法上全心投入，熔铸古今，终以书法名垂青史。米芾书法始于 “集古字”，力学前贤，深谙用笔之妙，可与山阴相提并论；其字体面目多变，锋芒所至，神气饱满，此为苏轼、黄庭坚所不及。苏轼、黄庭坚皆为正人君子，作字有所顾忌；米芾则率性而为，笔挟风雨，无需借助酒兴，便意气纵横。

在宋四家苏、黄、米、蔡之外，尚有沈辽、蔡京、蔡卞、薛绍彭、宋徽宗等书法家。其中蔡京因奸恶而身败名裂，宋徽宗则因擅长草书与创立瘦金书而留名后世（见《宋徽宗赵佶瘦金体墨迹卷》）。其余书法家的光芒多被苏、黄、米所掩盖，传承机会甚少。宋徽宗即位后，恢复书学，设立翰林院书艺局，后改为书艺所，广纳学生。然而，金人南下，一切皆化为泡影。

宋室南渡后，书法继承前代传统，呈现小康之态。高宗与乃父徽宗颇为相似，政治上软弱无力，畏敌如虎，却热衷于翰墨，沉醉于书道。他先学黄庭坚书法，因此解除党禁，后学米芾书法，又研习魏晋书法。当时学习苏轼的有赵令畤、刘焘，学习米芾的有王升、米友仁，皆为一时之选。还有一些个性鲜明的书法家，如朱敦儒、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虞允文、吴据、白玉蟾、张即之、赵孟坚等，虽不能完全摆脱前人影响，但能自成一格，颇具宋人书法气息。

比较而言，北宋前期书法的萧条，源于人为的忽视，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后期以苏轼为核心的书法群体，他们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辉煌成就，足以与晋唐书法家相媲美。南宋时期的书法家受苏、黄、米的启发，心性与眼界超越北宋前期，虽未出现大家，但余波亦颇为可观。

从历史角度观之，汉、唐书法与实用紧密相连，皆为 “官本位”。东晋南朝书法，由魏晋风度引发的士大夫清流时尚，实用重心建立在世族文化基础之上，书法成为比义风雅的象征。北宋时期，从前贤晚年赋闲学书，到后哲的技道两进，完成了书法脱离官本位后的 “文人化” 转变与发展。这种发展是书家个体写志抒情、寓心适意、不带社会功利色彩的清娱雅好，是文人士大夫借助外物的修身形式，人与书再次统一于风雅，实现了从江左清流群体时尚风流到宋代书家个体艺术风流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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