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书 |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博”与“专”

党史研究者，只有习“博雅”之艺，才能成“四通”之才：一是“纵通”，即看到古今联系，立足现在研究过去；二是“横通”，即看到内外联系，透过党外观察党内；三是“内通”，即精通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四是“外通”，即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党史研究的重要步骤。此外，还要在此基础上，研“专精”之学。既要“同中观异”，也要“异中观同”，更要“异同齐观”。只有做到这一点，像这样分析和思考问题，才能进入另一种状态，达到“博专合一”的境界。

跨学科；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

一个党史研究者，不读其他社会科学，不读自然科学，他眼里的党史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党史。因为党的活动，涉及到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在内的一切领域。这一点对党史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比如有些学者，在年青的时候，确也写过几篇好的文章，但人到中年却不能再进一步，反不如以前的文章看起来有光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基础太差，年轻时那点本钱用光了，以后就空了。因此我们培养学生，要明白这个道理，懂得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只有底子宽厚，知识广博，将来才能目光四射，触类旁通，这样人到中年以后，就会发觉一片通明，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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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博雅之艺

中共党史研究，既要有专门性的知识，也要有共同性的知识，还要有一些辅助学科的支撑，如果这些不清楚，便容易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淡不上深入的钻研。过去许多大学者，在读书治学中，主张“由博返约”，不是没有原因的。所谓“博”，就是人所共知的学术常识，应当知晓；人所必读的重要书籍，也要涉猎。通习博雅之艺，掌握必备知识，然后从事专门性的研究，自然基础坚实，可以得心应手了。

第一，多配几副好“眼镜”。这是从知识储备的角度讲的。也就是说，一个党史研究者要多掌握几门知识，为自己配备诸如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和哲学的眼镜。在学术研究中，这就叫跨学科研究。譬如我们研究毛泽东，就要戴上许多副眼镜。毛泽东精通史学和哲学，这个不消说了。一部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过的，有些部分还多次阅读，并作了大量圈、画和批注。他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对中国哲学也有研究。1939年当陈伯达将《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经中宣部长张闻天转呈毛泽东后，他表现出浓厚的阅读兴趣，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毛泽东认为，近代形而上学之所以“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因此他向陈伯达表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现在回头再看，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就有了特别的意味。它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包含着行动意义的一个实践的宣言。

毛泽东还是一个诗人，有文学家的气质。他读陆游《卜算子·咏梅》，也于1961年创作一首。虽然处境相似，但意境两样。陆游是“伤北伐不成而作”，毛泽东却“反其意而用之”。即便当时国际环境恶化，国内又值“三年困难时期”，但他仍写出了这样的词句：“俏亦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不过，这还不是最初的版本。初稿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旁边笑”，在定稿时他把“旁边”改成“丛中”。一个是“无我之境”，一个是“有我之境”。在这里，诗人和政治家是合为一体的。毛泽东说：“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方面知识，就不能读懂毛泽东，也理解不好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

其实，还不止是人物研究，其他研究也不例外。比如我们研究一个具体问题，譬如现代化问题，若没有其他学科知识，我们的讨论就只能浮在表面之上。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转变。这就需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此外，“现代化”概念一般是在抽象和历史两个层面上被使用。前者是说它并无特定的历史内涵，而只是一个流动性的相对概念。所以一切时代的人们都要面临这一现实课题。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涉及到人们对现代性以及后现代问题的思考。后者则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历史过程、社会运动和文化阶段。这又是一个史学问题，它有人们不可忽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特征。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些学科的知识，就不能很深入地研究它。事实上，在党史研究中，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为什么话总也讲不到位，理总也说不透彻，最后只能成为一般的宣传品，大多逃不出这样的原因。

当然，党史研究者配备的“眼镜”，不仅要有社会科学的，还要有自然科学的。现代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出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因此，党史研究者就不能闭目塞听，囿于专业空间领域之内，而要善于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精确的，来弥补我们研究中宏观的、思辨的方法的不足。要认识到各学科之间，本不存在无法沟通的此疆彼界，多掌握一些“旁门”知识，反而可以收取“额外”功效。否则，我们就只能“画地为牢”，有时还会闹出“夜郎自大”的笑话。

第二，善于用“跨界”知识。这是从知识应用的角度讲的。一个党史研究者要有海纳百川、博采兼收的胸怀，但也不可漫无目的，见书就读。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很有限的，在获取知识时当然要有所侧重。虽然事先不能确知哪一门知识，将来在何时何地会用得上，但总要有个大致的去向。波兰学者托波尔斯基还从这个角度，把史家的知识分为两大类：一是“资料源知识”，即“给定问题”范围内的知识；二是“非资料源知识”，也就是“给定问题”范围外的知识。这两类知识都会涉及跨学科问题。

第一类知识比较明确，主要是由关于某一研究课题的史料，以及它所涉及的其他史料所构成。前者虽可以临时收集，但也需有跨学科的眼光。上文提到的毛泽东研究，现代化问题研究，就是例证。而后者则全凭日常的积累了。就一个研究者的学养而言，这部分知识的意义更大。因为离开这些知识，我们的研究就不会全面，不能立体。比如，研究一个党史人物，譬如陈独秀，单收集他个人的材料是远不够的，还要广泛阅读同时代的各种文集、书信、日记、报刊及回忆录，以便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社会思潮和风俗习惯，熟悉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历史语境”，这样才能把历史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但所有这些都要有其他学科知识作为参照。

第二类知识较为复杂，但也更为重要。在实际研究中，这一类知识发挥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资料源知识”。事实上，“非资料源知识”是一个外延广泛的概念，既包括本学科的专业知识，也包括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还包括语言文字、社会常识等共同性知识，它的边界是可以不断向外延展的。在这方面，一个学者掌握得越多，他就越宏达、越博学。这是衡量一个成名史家的标志。当然，这也仅是读书治学的一步，还有更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懂得如何使用它。过去人们常说“述而不作”，这个可以引为自谦，但不宜作为学术指南。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长痰瘤。”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吐丝”和“酿蜜”的事。

其实，我们研究党史，所依据的是证据，但证据不会轻易得到。它须用推理的方法，从“蛛丝马迹”中寻找。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然后把证据连缀成一段史实，这又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用多学科知识才能完成它。比如，研究一个党史事件，譬如红军长征，既涉及到历史、地理、民族、军事、政治等大问题，又涉及到风俗、习惯、气候、食物、疾病等小细节，这些都要灵活运用各学科知识。此外，分析国共两党斗智斗法，要用心理学、逻辑学知识；检验文物、图片的真实性，甚至还会用到物理和化学知识。如果不会使用这些知识，我们就写不好长征的历史，讲不好长征的故事。美国学者索尔兹伯里处理好这些问题，所以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不仅把历史写得很清楚，而且读起来也让人感到很真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此外，在具体研究中，我们还会遇到另一种情况，即被某个问题困住了，左冲右突，但总也不得要领，这时候看点其他知识，往往有利于打开“障塞”。例如达尔文研究生物变迁现象几十年，却想不出一个原则去统领他的材料。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地增加，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的。达尔文研究这原则，忽然灵机一动，把这个经济学知识用到生物学上去，于是创造物竞天择的学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所不同的是，达尔文是把社会科学知识用到自然科学研究中，而马克思则是把自然科学知识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这都是善于用“跨界”知识的极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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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贯通之才

党史研究是一项专业工作，但正因为它的专，所以才要看到博的重要。因为专做这一项事业，眼光总注视在本行，跳不出习惯的范围。于是在研究中，许多事见惯了，反不去寻思它的意味；倒是“门外汉”伸头向里一望，有时竟能看出问题来。因此一个党史研究者，不仅要掌握本门的知识，同时还要具有“门外汉”的眼光。这样他遇到困难，就会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挤进来，涌上去，请求他录用；他分析问题，就能由一则史料联系到若干史料，由一个事物联系到若干事物，所得结论自然通而无蔽。这就是社会需要的贯通之才。所以我们培养学生，就要一面指出“偏专”的害处，“不治将恐深”，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一面说明“博通”的好处，这犹如朝阳产业里的本金，将来是可以一本万利的。

第一，“专”之流弊。对此，梁启超在一封家书中讲得好。1927年他给在美国读书的儿子梁思成的信中说：“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同样地，1941年毛泽东给在苏联读书的儿子岸英、岸青的信中也讲了类似的道理。他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这些都说明“专”的弊端和“博”的益处。

这在学术研究中也有体现。今日学术的专门化，不限于科。在一级学科之内，还有若干二级学科，在二级学科之内，往往又分许多细目。就中共党史来说，可细分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史。这些细目还可再分下去，比如党的建设史，又分为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制度、纪律等各个方面。这当然是为了精细化研究的需要，但倘若过于强调研究边界，不能“开墙透绿”，一味“深沟壁垒”，就会伏下学科发展的病根。其弊端主要有两个：一是局隘，二是破碎。

所谓“局隘”，便是对外封闭，对内划界，此经不通于彼经，此说不通于彼说。研究毛泽东的，可以不顾刘少奇，无视经典作家间的知识传递；研究思想理论的，可以不顾党的实践活动，割开历史与逻辑的内在联系；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可以不顾新民主主义革命，切断中共党史的接续发展。这样长期以往，党史学将逐渐走向僵化，即便在本学科内部，也会各自为政，难以发挥学科的整体优势。所谓“破碎”，便是死板地从文字上作繁琐考证，一味地从细节上作深描细画，放弃宏观综合，只关注零碎知识，不再叙述历史的演变、进步与连续性，只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这样长期以往，党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也会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须知历史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历史。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欲求得完整的知识，还是有必要借助于他者的智慧。

对于研究者来说，此种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伴随研究的深入，它还会不断加重。一般说来，其演化可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自说自话”。有些党史研究者，把用功的面，割裂得至细至窄，平日收集资料，也只局限于自己关注的范围之内。这样替自己画定一个圈子，自然谈不到多方联系。所以他写文章，就只好就事论事，不能融会贯通。他作报告，就只好自言自语，不会交流对话。我们也时常见到喜欢说话的专家，会发出十分幼稚的议论。他们对于所专的科目，在全部学术中所占的地位，全然不知，所以除所专的范围外，一旦发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

第二步是“自以为是”。这便进入庄子所说“不可加”的状态，即认为自己所学的是无以复加、再好不过的了。这时候，他已不肯接受他人意见，而对历史的解释，又多出于主观片面，自然免不了歪曲和错误。但自己还要抱残守缺，于是“有殊致，则入主出奴”，门户之见的弊端就出现了；“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妒忌诽谤的大门就打开了。到这个地步，局面就很难收拾了。邓小平说：“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不可忘记邓小平的这个告诫。

第三步是“自业自得”。这里借用一个佛学术语，有“自作自受”之意。一般说来，这已是一个人读书治学的最后阶段了。这时候，他也许发现了“偏专”的害处，但也是无能为力，只能承担它的后果。胡适说：“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这是十分中肯的话。其实在党史研究中，以上三重“弊端”，也可以反过来说，叫三种“境界”，都是可以看到的，不能不引以为戒。因此一个学者，还是要“博通”一点，这样才不至于像春蚕一般，走到“作茧自缚”的地步。

第二，“通”之要义。所谓“通”，就是从此到彼的意思。章学诚说：“盖取譬於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於大道，故曰通也。”大意是说，“通”可以比作“道路”，四通八达，无处不可到达；也可比作人的“见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的不同，但都可以通向真理。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它主要体现四个方面：

一是“纵通”。即看到古今联系，立足现在研究过去。所以不能满足于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个别研究，而要上下打通；即使研究某一时段，或者其中某一具体问题，如一个人物或事件、一份文件或报告，也要置于整个中共党史中，作出历史地分析和判断。毛泽东说：“我们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此外，对党成立以前的历史，也要有所了解。这便是毛泽东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意思。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称得上“纵通”。

二是“横通”。即看到内外联系，透过党外观察党内。一方面，要探讨党与民族、国家关系的演化。世界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党史，要把它置于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作出历史地分析和判断；党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它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状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研究党史，也要从它们的关联上，从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探讨党内各部分、各环节、各要素间关系的演化。党是一个有机体，所以研究党史，必须打通各专史间的条块分割，从整体上把握党史的发展。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称得上“横通”。

三是“内通”。即精通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个需有严格的训练。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只有多体会、多比较、多反思，并接受史料学、考据学、诠释学的训练，才能掌握这项功夫。这里应重点把握两个问题。其一，要精通这门学问的历史。没有纵向的传承，学术就失去了根底。这也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意思。其二，要精通党史各家的学说。没有横向的参照，学术就达不到前沿。这也有听“百家争鸣”，看“百花齐放”，采“众家之长”的意思。因此，“内通”是重要的，没有“内通”，就谈不上“纵通”和“横通”，因为它关系到学术的辨别力和分析力。

四是“外通”。即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古人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我们要推开来说：学一科而已，则不足以知其科。所以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以别种学问为扶持，这样逢到旁涉的地方才能提出问题。比如我们研究党史，历史、政治等学科知识是必备的。除此之外，每研究一个问题，还要配备若干辅助学科知识。比如，研究经济问题，除熟悉经济学理论以外，统计学和数学的知识也不可或缺；研究社会问题，一般要借助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这是一个学者日常必修的功课。所以“外通”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从此到彼、内外兼修，才称得上贯通之才。

在这“四通”中，前两个意指“道路”，这是从本体论上说，主张通古今、看发展，通内外、看联动；后两个意指“见识”，这是从认识论上说，主张修内功、采众长，学他者、借外力。这里的关键是有无心得，能否融会贯通。其实，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时常见到这样的人，谈学论道，似乎无所不知，但多是道听途说，并无真知灼见。这类人很像钱锺书《围城》里的高松年。他身为大学校长，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今天政治学会开成立会，他会畅谈国际关系。明天文学研究会举行联欢会，他训话里就有诗歌是“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心理建设的工具”。后天物理学会迎新会上，他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害得隔着大洋的爱因斯坦耳朵发烧，连打喷嚏。这一类人，虽可以受到一般人的欢迎，但却不是我们需要的贯通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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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专精之学

学术研究既要有“兼览之博”，也要有“专门之精”。章学诚说：“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之处，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由此可见，在读书治学中，“博通”并非最终目的，而只是手段和前提，是成就大学问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学者，只是博而不约，通而不专，那么他也就如同“不系之舟”，他的学问自然成了“无主之学”。所以我们党史研究者，还是要由“博”返“约”的，将学问落实到专精处。当然在此过程中，也有必经的环节和要关注的事项，说出来可以为党史研究者参考。

第一，同中观异。这是走向专精研究的第一步。一般说来，一个学者在广闻博览之后，会发现一些感兴趣的话题。这时候就需做个选择，尽快把它固定下来。他可以选择一个时段或问题，也可以选择一个人物或事件，作为自己主攻方向，营建一个学术的“根据地”。然后围绕它，发掘、整理史料，考证、分析史料。这里的关键就是“同中观异”。朱熹说：“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说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词；乙说如此，且挦扯住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这个说法有些绝对，但它说明一点，即关注差异的重要性。因为这往往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突破口，所以不可轻易放过去。

比如，研究一个党史事件，譬如五四运动，就能发现许多差异处。同一事件出于不同报刊，或出于当局与学生的不同口吻，可说是大相径庭。即便同为参加运动的当事人，事后的记述也是千差万别的。这里面就有可研究的地方。此外，在党史研究中，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和评价，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毛泽东、李立三、张闻天的表述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性，还体现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上。比如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则指出，1921年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才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也同样值得研究。

当然，也不止于此，作为现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人们还以各种方式对它表示“纪念”。这不单是为了追怀往事，而是要借此叙说他们心中关注的话题。所以不同的纪念会有不同的表达，这里面也有可研究的地方。早在“五四”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1920年5月4日），北京《晨报》就开设“五四纪念增刊”。梁启超指出：“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原动力，故机缘发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1921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日，《晨报》又开设专栏以志纪念。其中一篇题为《五四与学生》的文章指出：“五四运动的功绩不独在拒签德约，不独是罢免国贼”，“五四是奉着新文化运动的使命来的”。可见，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人们已将这一次学生政治示威运动，上升为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历史叙事。“五四”一词也因而包含有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的双重意义。

不过在随后的纪念中，这一双重意义却没有得到均衡发展。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五四”的政治意义。对此，1937年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作出深刻反思：“在那时代，理应有一个广泛的深入的思想运动，作为政治社会运动的辅助。这个运动，是应该继承‘五四’的精神，破坏旧的文化传统，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可是这个任务，在国民革命时代，可说是完全被放弃了”。这里面值得研究的地方就更多了。总之，在党史研究中，我们要学会“同中观异”，在自己的领地中，晓得从差异处入手。这样就会找到许多有意义的题目来做，从而很顺利地迈出专精研究的这一步。

第二，异中观同。这是迈向专精研究的第二步。其核心的工作，是在分析差异性基础上，找出它们共同的一般性来。这是由表及里的过程，表明认识问题的深化。在此过程中，对于错综复杂的历史资料，一面要作必要的整理和加工，使之条理化、有序化；一面要作必要的综合和概括，使之一般化、抽象化。在党史研究中，随处可见的“本质”、“规律”、“普遍性”、“必然性”、“基本原则”、“发展趋势”一类表述，这都是“异中观同”的结果。

我们研究党史，之所以能“异中观同”，是因为差异性和一般性有内在联系，从众多的个别人物或事件中，可以看出某种一般性来。比如，党对革命道路的选择就是一例。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表明中国革命是个别的，有差异性的。邓小平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这表明中国革命又是一般的，有共同性的。再进一步说，党在农村建立许多红色政权，如果分开来看，也是各不相同的，但聚拢在一起，就能发现它的一般性，可以看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趋势。

当然，“异中观同”也不只是用在历史表述上，它也可应用于历史认识。正如马克思指出：“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但是从生产工具中，就有可能发现这一切，告诉你当时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因为不同的生产工具代表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们“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所以这个包含着生产工具在内的“生产力”，就是马克思从差异性找出那个共同性的东西。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从不同政党的差异性中，也找出这个“共同性”来。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样地，从党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差异性中，邓小平也找出这个“共同性”来。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在党史研究中，我们要学会并运用“异中观同”。这也是史家常用的“因小见大”的研究路径，即以个案研究来回应或挑战一般性结论。它类似于中国成语中说的“见微知著”。一个党史研究者，倘若没有这样的意识，不针对一般性问题来立论，他的言说就不可能有坚实的中心。一本论著或一篇文章，倘若不能从个别事实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就会落入“就事论事”、“见木不见林”的窠臼，它的学术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这种“异中观同”的做法，从成果的角度看，叫做“理论升华”，从学者的角度说，叫做“学术精进”。一个党史研究者走到这一步，可说是已处在专精研究的行列了。

第三，异同齐观。这是专精研究的一种高级阶段。因为在党史研究中，如果没有个别史实的描述与解释，不能“同中观异”，那对历史的一般性认识就是抽象的虚构。相反地，如果没有一般认识的概括与抽象，不能“异中观同”，那对历史个别现象的描述就会变成史料的堆砌。只有在这二者基础上的“异同齐观”，才能实现普遍规律的抽象与个别现象的描述的辩证统一。一个学者只有做到这一点，像这样去分析和思考问题，他才能进入另一种状态，达到“博专合一”的境界。

一是在知识上，可以“融会贯通”。一部党史，既可以“同中观异”，从整个过程中看到历史的演化与发展，揭示它的阶段性；也可以“异中观同”，从不同阶段中看到历史的连续与继承，揭示它的过程性。既可以“异中观同”，在支离琐碎的历史现象中，发掘其主题和主线的意义；也可以“同中观异”，在宏大叙事的主流话语外，打捞其残骸和碎片的价值。在“异同齐观”下，还可以从现在看过去，像倒放电影，关注故事梗概，只留意转化为既成事实的现实可能性，把握历史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也可以从过去看现在，像顺看电影，关注故事情节，分析既成事实之外的一切可能性，认识历史中的偶然性和差异性。

其实，人类的知识是一个整体，如同一棵大树，树干、树枝和树叶，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传统学术专注于“树干”，现代学术更关注于“树枝”，而后现代学术既不关心“树干”，也不关心“树枝”，它关注的只是“树叶”。它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所以只有研究个体和差异，才是合理的、正当的。现在看来，它们均有失偏颇。因为在“异同齐观”下，我们就会发现三者之间确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也叫“融会贯通”。所以同一棵大树，看到枝繁叶茂，可以“横通”；看到树大根深，可以“纵通”；看到“一树千枝”，可以“外通”；看到“一枝万叶”，可以“内通”。这便是专精研究的一大益处。

二是在方法上，可以“由此及彼”。其实，党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凭证，主要源于它具有的三项目标：其一，记录关于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其二，建构一套关于过去的历史知识；其三，形成一种规范的方法论来研究过去，并具有推广到其他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在“异同齐观”下，这三项目标尤其是第三项，也是可以实现的。正如梁启超指出：“学问之道，通了一样，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学问门类虽多，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脑，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询问、搜集，养成习惯，可以应用到任何方面。好像攻打炮台，攻下一个，其余就应手而下了。”

比如，研究一个人物，就把这个人物放在中心，让他成为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如同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可以接收到许多人射出的箭。如果他是一个上层精英，就将之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作比较。这样既可牵出其他人物，也可“由此及彼”，直接过渡到其他人物研究。如果他是一个普通民众，则可以通过他的经历和命运，来反映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状况。研究一个事件，就把这个事件放在中心，让它成为一个“箭垛式”的事件。这样一面看其他事件怎样促使它的发生，一面看它的发生又如何影响到其他事件，这同样可以牵出其他事件来。如果条件许可，当然也可“由此及彼”，直接过渡到其他事件研究。这便是专精研究的又一个大益处。

总之，在党史研究中，博与专既是互补的，也是相通的。有博无专，不能“深入显出”，有专无博，不能“融会贯通”；只有博而求专，所专才能愈精，只有专而求博，所博方可愈通。过去武学家说，“棍扫一大片”，“枪挑一条线”，说明不同的武器，有不同的效果。“棍”的优势在于面宽，它是“百兵之首”，“枪”的优势在于精准，它是“百兵之王”。从这一点看，我们党史研究者，既要学用“兵首”，成“大气磅礴”之势，也要学用“兵王”，收“一针见血”之功。这才是上上之策。

作者简介

周良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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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