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医，这种方法，既不脱离古方的根基，又能跟上实际变化！

中医讲传承，不是照搬古书的字句，而是从古人经验中悟出自己的道理。这一点，在叶天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已故中医学家金寿山教授说过，叶天士的学问，首先得自于“勤求古训”。这一句说出了叶氏学术体系的根本——不是空谈创新，也不是守着老法子不动，而是把前人的理论“吃透了”，再结合临床实际，变成可用的、活的东西。细读《临证指南医案》，这种“继承中有发展，发展中不忘根”的治学态度贯穿始终。

叶天士之所以能成为温病学的大家，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对前人理论的广泛吸收和灵活运用。他学习刘河间的辛温解表，也接纳吴又可提出的“邪从口鼻而入”说法，还结合了盛启东的“热入心包”理论、喻嘉言的“三焦分治”思想。这些看法有的是偏于理论，有的来自临床经验，而叶天士的本事就在于能把它们揉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温病辨治体系。吸收不是照搬，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变成自家之学，这才是真正的中医传承。

在治虚劳方面，叶天士更是古今兼取、博采众长。《难经》有“五劳七伤”之说，《金匮要略》中也有“脉大为劳”与“脉极虚亦为劳”的论述，这些理论都成为叶氏辨治虚劳的重要基础。但他并不止步于此，还引用宋代张杲提出的“元无所归则热灼”观点，强调虚损之中阴阳错乱、虚中有热的存在。这种治学态度不是拘泥于哪一家之言，而是围绕疾病的本质，从多角度、多层次去分析，把历代医家的精华重新组合，在实践中找出真正有效的方式。

叶天士的医案中，有很多对脾胃病、中风等杂病的记录。仔细分析就能发现，他不是只会用温病的理论，而是在大量借鉴刘河间的寒凉派、李东垣的脾胃学说、缪仲淳的气血理论之后，形成了一种“温中带清、补中寓散、通中含收”的独特风格。比如提出“养胃阴”这个说法，就打破了当时很多人一味温补脾胃的惯性；再比如“肝为刚脏”的概念，也是从临床反复体会中得来的结论。这些看似简短的学术观点，实则背后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和大量的实践验证。

附子的使用，是叶案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附子辛热，历来为“温药之魁”。但到了温病学派盛行之后，很多人对附子的使用开始顾虑重重，觉得温病属热证，岂能用温药？可叶天士不这么看。他在大量温病病例中，依然大胆运用附子，既能助阳回阳，又能散寒止痛，关键是用得巧，用得准。他认为附子不是温病的禁药，关键是病人体内有没有寒邪，或者正气虚极。这种观点不是空讲理论，而是一个个病案中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也为伤寒与温病两大学派的融通提供了一个范例。

叶天士善用附子，其实也是承接了“经方”之法。很多人以为温病家就得用温病方，其实叶氏的路数正相反。他不但沿用伤寒方，像麻黄汤、桂枝汤、真武汤等都能在叶案中找到应用的痕迹，而且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这种方法，既不脱离古方的根基，又能跟上实际变化，体现出对经典的“有发展地继承”。说到底，叶天士的厉害之处，在于能把伤寒、温病两套理论系统打通，临床用药不拘一家，思维方法却有自己的体系。

叶天士强调的“实践”，是他学术生命的核心。他不排斥理论，但更注重理论要在病人身上走得通、用得上。他的医案，不是为了写书而写，而是每一例都有真实的诊疗背景。他从中发现病机的规律，也不断修正自己的思路。哪怕是对经典方的使用，也从不生搬硬套，而是审证求因，再看是否与古方吻合。正是这种“在用中学、在学中用”的治学方式，使得他的医学思想不仅在当时有影响，对后世的中医学术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