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我想做一个把文学、哲学和生活打通的人

红孩新作

本文发表于2025年7月23日《文化艺术报》

《文化艺术报》是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主管，陕西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省级文化艺术行业综合资讯报纸。2023年起在副刊龙首文苑开设对话-面孔栏目，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文化艺术报社长刘龙，龙首文苑主编赵命可，选取国内一线作家访谈，先后做了王祥夫，金宇澄，叶兆言，李佩甫，贾平凹，刘醒龙，苏童等六十多位作家对话，前期对话已经结集《对话-面孔：文字背后的坚硬与柔软》《明月照高楼：当代作家访谈录2》，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想做一个把文学、哲学和生活打通的人

----答《文化艺术报》记者问之一

红 孩

文化艺术报：说起红孩，首先是：“红孩，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您是如何看待“鲜明符号”这个称谓的？

红 孩：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一个体貌特征，也会有一个名字。人的长相特殊，在茫茫人海中，可能会被瞬间记住。譬如葛优、潘长江。至于名字，那就看你在哪个范围，如果你是明星演员、歌唱家、电视主持人，很容易被大众所熟知。近二十几年，我长期主编报纸文学副刊，又主持中国散文学会的日常工作，同时进行大量的散文创作，特别是提出一些观点鲜明的散文理论，从而引起文学界，特别是散文界的关注，这肯定会被人们冠以符号化。好在这个符号不是固化的，它也会随时被更新。这就如同作家的成熟标志是形成风格。

文化艺术报：2018年，您出版了《红孩谈散文：散文是说我的世界》一书，提出散文和诗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可否就话题谈谈您对散文和小说的认识？

红 孩：“散文(包括诗歌)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这个理论自我2010年前后提出，已经越来越被散文作者所接受。散文创作，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即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它更强调向内心世界的抵达，从而获得读者的情感和思想的共鸣。小说，在古代是说书人讲故事，它所讲述的内容大多是从别处听来的，经过讲述人绘声绘色的讲述，得到听众的共鸣。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不一定是我亲身经历的，但却是从我嘴里说出的，信不信由你，更多的具有娱乐性。自白话文学以后，小说开始以书写的方式，通过报刊、图书为载体进入公众的视野。这样，小说就进入了文字叙事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尽管如此，“我说”依然是它的本质。

文化艺术报：您的散文坚持现实生活创作，具有强烈的平民情怀，“文学不在庙堂，而在大街上，在人世间。”为大众，为读者写作使您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如何保持与大众共鸣的情感？

红 孩：每个人的创作都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受教育的程度有关系。我从小生活在北京郊区，父亲曾担任近四十年的村主要领导干部，母亲是农场果园工人。我高中上的是职业高中，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就分配在农场工作，做过畜牧工人、农场畜牧和工业公司的工会、宣传干部，乡政府团委书记，1992年调到刚创刊的《北京工人报》社，跑口北京市机械局、纺织局、农场局、科委以及房山、大兴、昌平三个远郊县，就是说，在我少年和青春的记忆中，我对农工生活和政府机关非常熟悉。再者，我从高中时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立志要做浩然、刘绍棠那样的作家。我喜欢乡村，但创作思想上却用现代思维。即使后来我到中国文联、文化部的中央媒体工作，我在吸收国内外最高端的文化养料外，也还不忘底层的生活于经验。底层代表普通人的生活，但不意味着底层就低下。在我看到的鲁迅、老舍、赵树理、柳青、路遥等现当代作家的笔下，他们都是把目光投向生活的最底层，透过一个个人物去记录所经历的时代。我多次表达过“文学不在庙堂，而在大街上，在人世间”的创作思想。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都市生活、上流社会、资本社会、官场社会的生活，只是我的关注点不在那里而已。在文学的审美上，任何生活都是可取的。

文化艺术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学创作开始由干预社会、干预现实，转入了关注自我，关注个体生命，特别是散文创作，您是践行者，关注个体生命才是一个散文作家的本性？

红 孩：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关。唐宋八大家的作家处在封建时代，他们每个人都担任高官，学富五车，他们不仅直接参与了国家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甚至领导了文学文风的改革。特别是王安石、苏东坡，他们几乎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几乎到了搭上性命的险地。因此，他们的文章既有官样的忧国忧民，也有个人的情感表达。自白话文开始后，由于当时清政权结束，新政权尚未稳固，甚至出现军阀割据，这时的一批文化先驱，他们受西方文化的影饷，以崭新的语言、文体形式，对中国的旧文化旧文学进行史无前例的创新变革。从这时，散文开始真正的关注自我，“我”开始觉醒，“文以载道”受到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学出现两种或三种状态，即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流亡文学，比起诗歌、小说的发展，散文变得比较弱化。新中国成立后，散文创作涌现出魏巍、杨朔、秦牧、刘白羽、李若冰等代表作家，他们的作品有鲜明的指向，显然不同于二三十年代鲁迅、朱自清、周作人等作家，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对新中国的抒情与歌唱。这样的影饷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即使在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风起云涌时，散文依然保持建国初的底色。九十年代后，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快速发展，散文终于在市场洪流中逐渐回到自我，向青草的更青处漫溯，代表作家是贾平凹、史铁生、周国平、余秋雨。就我个人创作而言，我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从事媒体工作，后来相当长的时间主持报纸副刊编辑工作，甚至是较长时间参与主持中国散文学会的工作，也编辑了大量的散文选本和主持多项散文评奖，但说实话，我那时对散文这个文体还是一知半解。真正的对散文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还是最近四五年的事。关注个体生命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透过个体，它一定是反应群体的情绪，包括哲学、美学甚至到宗教信仰的需要。

文化艺术报：去年，您出版了散文集《活出想要的人生》，这本书，能否看成是您从农场少年走上作家道路、最终活出想要的人生的一次解答？

红 孩：这部散文集是编辑帮我策划的，我原来的书名叫《上岸》，但负责营销的人员说《上岸》太佛系，也有点小众化，他们认为像我这样没有上过大学，靠写作从北京郊区农场少年最终成为一个名作家，对当下的年轻人有借鉴意义。我说，“活出想要的人生”，这个话题让我至今都困惑。记得在新书发布会上，我说在小学五年级时，老师让同学写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记得有的同学写将来要当科学家、教授，也有的同学写要当解放军当工程师，我们的老师是个村代课老师，他看了我们的作文瞬间全给否定了，说你们不要想得那么美好，实话告诉你们，长大后你们在农村能当个拖拉机手就挺好。你们想想，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大姑娘，穿着劳动布工作服，带着白色线手套，围着红围巾，头顶着绿军帽，红色的拖拉机突突地在家乡的土地上驰骋，那得多风光。老师的话让人听得很神往，可我在几秒钟后心里就决定:去你的吧，拖拉机手!我要离开这土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虽然在京城工作居住三十多年，可我的笔下始终没有离开那片土地。我在初中中考失败后，一度心灰意冷，在农场一位工会干部也是文学狂热爱好者的怂恿下，我曾写过长篇小说《青春的答卷》，原计划写15万字，结果写到8万字再也写不动了。看来，“青春的答卷”要交给未来去完成了。所以，出版散文集《活出想要的人生》，我内心并不希望这是一次对过去的总结和解答。我真实的思想是人生没有意义，文学没有意义，我们所有的一切终将被忘记。活着，做一个人畜无害的人，或许就是未来最好的人生。

文化艺术报：《活出想要的人生》，是您的最新散文集，这本散文集用自己的散文实践来阐释您的散文和文学理论？

红 孩：最新散文集是对的，但具体书中的作品，并不都是最近几年的。前面说过，这本散文集是编辑帮我策划，按照我的成长轨迹设计的。我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1990年从写书评起有意识的进行文学评论，到了《中国文化报》主编文学副刊后，又不遗余力的写文化时评。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一个作家写作到一定的阶段，最好能写一些文学评论，或写一些文化时评、随笔，这对提高自身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会有极大的帮助。我不是学院派出身，不喜欢文章论文化，引经据典，往往是把从中外古今先贤那里学到的某些理论，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如我提出的“散文是说我的世界”“散文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散文是从我到我们的哲学过程”“散文是结尾的艺术”等，大都得到散文界的广泛认同。近几年，我在哲学、宗教、美学方面也在进行一些探索总结，或许我对自己的理论也会重新认识。

作者简介

红孩，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他是散文的创作者、编辑者、研究者，也是散文活动的组织者、推介者、信息发布者，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中国散文的发展态势，你也可以了解到红孩对于散文的最新发声。红孩说：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