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人生追求的层次和境界

人生不能没有追求，价值追求既是人的权利和本性，又是人的乐趣和生命体验。

人生有追求，方有价值目标和奔头，而不成为无根的浮萍，随波逐流而碌碌无为。

人生有所追求，固是好事，然价值追求又分有不同的成色和层次。

知者、好者和乐者，便是人生追求上的三个不同层次和境界。

这一人生追求上的三个不同层次和境界，本自《论语·雍也》，原文是：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的这一论说，注重从心性所向的不同志趣和兴致入手，揭示人生不同的追求能为以及所体现的价值层次。

在“知之者”“好之者”和“乐之者”的三个品阶中，“知之者”为最低层阶，“乐之者”为最高等阶。

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看来：

“‘知之者’之所知，‘好之者’之所好，‘乐之者’之所乐，……夫子以此三‘之’字，统古今学者之全事，凡圣学之极至，皆以此三级处之。”（《读四书大全说·论语·雍也篇》）

学者的工夫全事，不过是这三级而已。

其中，最高修为层阶来自于最低层阶，最低层阶可上升为最高修为层阶。

“知之”：明晓善之价值，人生求知的修为。

“知之者”，之所以为人生修为的一个层次，乃缘于求知行为体现了人生的志向和志趣。

人生有志向和志趣，前提在于自觉，而知可有志向和志趣。

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便是志趣所致。

“志于学”，先要明晓学的意义，以及所学的内容为何。

人的自觉求知之行为，实是“尊德性而道问学”（《中庸》）的修为。

先有德性之尊的志趣，方有人生问学之道的致知。致知，是致德性之尊的知。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

人生的自得其所，本于知止的止于善，然后内化于心，而外化于行。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一个人只有藉由格物致知，方能穷理尽性；穷理尽性，然后身修，而有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人生价值体验。

“知之”，乃是人生修为不可或缺的基本学问工夫。

人生追求上的“好之者”和“乐之者”，无不是必以“知之者”为基础和前提，但“知之者”也不必能成为“好之者”和“乐之者”。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中庸》）

“知之者”，分为生知、学知和困知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困而知之”必非是好学者。好学者，必是“好之者”。

在人生致知上，除非“生而知之”能够“安而行之”之外，“学而知之”，是在“利而行之”。

利行之知，是以知导行，依靠知识达致人性的自觉。

“困而知之”，是在“勉强而行之”，计较利害、祸福而得失，不得已知之。

人生的“知之者”，是知人生致知之有益，站在自求多福、趋利避害的人生智慧上，格物致知。

人的一生，虽知有是道，然因不能好乐之，而是“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知而不必好乐，而好乐必知。

在道德行为上，“知之者”，或是循规蹈矩式的照样学样型，或是在外在压力下的被动接受型，或为计较利害而达致某种目的权谋凿智型。以其如此，自然不如“好之者”。

“好之”：相信善之价值，体认生命的意义。

“好之者”，必以“知之者”为前提，然又高于“知之者”。既言“好”，则必是心向往之，而为积极行动的自主型。

“好之者”，既知学以为己，就能为仁由己。

学以为己，旨在立己达己。学以为人，追名逐利。

君子立身处世之学，为天下则先本之国，治其国而先本之齐家与修身，无不是立己达己之学。

君子诚身修己之学，修自身而先本之心、意，又本之知，无不是为己诚己之学。

人生若能够“好之”，则吾自好求而致知知止，使心常知、常定、常静、常安，常虑而常得。

人生若能够“好之”，则吾自始诚于好恶之性而慎之于意，求正于喜、怒、哀、乐之发而慎之于心，求修于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情之所而慎之于身。

人生若能够“好之”，则吾自齐于孝、弟、慈之行而慎之于家也；又求之于事君、事长、使众，得吾治焉，所以慎之于国，求于民好、民恶而明明德于天下。

人生之所以能“好之”，乃缘于知此道为己身不可不由，乃为性分之必然，是成为人之必要。

我们藉由学习，既能实现人性之价值意义，又能够体验自己的人格价值。

心中之好，虽原于知，然非好则求道不乎恳切、真切，非知则见道不明、不精。

人生的非基于智而有之好，或是意识的冲动，而非是理性的自我认可和欲求。

知此人生之道，义理明白，则好之而行，方可主动、积极，甚至能够主动克服困难，经受各种考验，而终身笃行不怠。

“好之者”的人生价值体验，之所以高于“知之者”，乃缘于形成了认识自觉，确立了主体意识，明确了目标志趣，具有了责任担当，树立了恒心意志，实现了人格分定。

在明代儒家学者刘宗周看来：

“学不进，只是自足。才一试于道，而自谓已至，岂知进一格复有一格乎？指点不如处，正催人进步也。”（《刘宗周全集·论语学案·雍也第六》）

对于人生之道，若不能“好之”，则学或不进，自满而自谓已至，浅尝辄止，或是半途而废。

“好之”者，好学不已，知有所不足，必乐见人指点不如处，而催己进步，进德修业不怠。

“只好之一关，是彻始彻终精神。”

对于人生来说，心“好之”之笃，必能彻始彻终，恒一无间，矢志不渝。

“乐之”：践行善之价值，体验人生的乐趣。

“乐之者”，是基于又高于“好之者”的人生追求和志趣。

“好之者”，之所以不如“乐之者”，乃缘于虽是态度端正，兴趣专一，然好有盈厌就有盛衰，不如乐之真诚不已。

人生乐之真诚，自能修为不息，功为不已。

“乐之”虽原于“好之”，然又高于“好之”。

这一人生修为层阶，是在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基础之上，达致了自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人性的自然性，是率性而为，“不勉而中”（《中庸》），由仁义行，自然而然。

人性的必然性，是从容中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动容周旋无不中礼。

人格上自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是性分必然的洒脱自由。

人生修为，非是“好之”则不能“乐之”，非能“乐之”则体道不深，践道不笃。

“乐之”者，方是“好之”者的根心分定。乐在其中，方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乐而忘忧。

与“好之者”的责任担当不同，真乐者与道理为一，无入而不自得。

在这一修为层阶中，为仁弘道，非但是兴趣所在，而且是乐趣所在，乃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和价值体验。

“好之”的功夫之笃，不如“乐之”的行为之诚。

“好之者”，是人知为自己而活，欲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子；“乐之者”，是人乐为于尽己之人性，体验道德崇高的自由境界。

在明代儒家学者刘宗周看来：

“君子之学，知启其端。知之至，斯好之矣。好之至，思乐之矣。知道之在我也而学之，而求必得之，得之斯乐矣。此进学之序也。”（《刘宗周全集·论语学案·雍也第六》）

进学之序，基于知之、好之，方能有所以然的“乐之”。知为开端，知至而明晓人生的价值意义，斯能好之。

在进学上，好之至而思乐之，知求道为我无非尽己性命、成就自身，自能学而乐在其中，行而乐在其中，无不自得其乐，乐此不疲，乐而忘忧。

“终身难满知量，当下亦有乐机。”

乐趣，不是离开学知、笃志之行而别有的境界。乐之境界，是基于知而豁然贯通，基于好而默识自得而有的心境跃升体验。

达致“乐之”心境，则人生的一切将焕然一新，别有一番滋味，充满了阳光和愉悦。

“如致知，则有知致知者，好致知者，知已致而乐者。乃至修身，亦无不然。”（《读四书大全说·论语·雍也篇》）

对于人生进德修业来说，致知，有知之、好之和乐之之别；修身，也必有知之、好之和乐之之序次。至于齐家、治国和平天下，同样是如此。

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论说，给予我们的人生启迪是：

人生有知之、好之、乐之的不同进修层次和价值体验，与其只是知之，不若好之，更不若乐之。

人生一旦达致了乐之心境，则世界的一切都会亲近、阳光和通透，都是乐趣、欢乐的源头，都将成为自得其乐、其乐融融的乐园。

《论语》一书，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重要源泉，在塑造中国人文价值和人道精神上具有深刻而隽永的影响。现今，我们很多道德伦理、人生情趣和精神底蕴，都与之有着基因传承的关系。在增强和践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探究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意义所在，人生志趣和人格理想为何，做一名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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