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皆刚：中国地学会与科学地理的构建（1909—1911）

清季学界华洋新旧杂糅，各家观念歧异，竞相争锋。光宣之际，新学渐有一统之势。其时中国科学方兴，学理尚极浅显，趋新者以鼓吹新知、构建科学为己任。乘势而起的中国地学会，以构建能与世界争先并进的科学地理为号召，几乎将新学地理名家尽数囊括，成为新学地理的旗帜，专门社团的代表。如此有组织有系统地努力构建科学地理，即使在清季群起建设新知识的潮流时趣中也不大多见，对中国地理学科的形成及学术的发展流变有着重大影响。

既往学界对中国地学会构建科学地理已有所关注，但受派系眼光及研究观念的限制，认识与实情相去甚远。(1)而且关注的目光大都集中于中国地学会引入科学新知的一面，对其深受传统观念与行事的影响，追求专门、古雅的另一面取向，以及为挽国难致富强，以学术研究参与时事时政等面相，少有注意，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地学会在华洋新旧学理以及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纠结与挣扎。尽可能地搜集史料，将其置入近代中国华洋新旧杂糅的历史现场，全面考察中国地学会构建科学地理的事实，方能理解前人的意图，并体会创业者筚路蓝缕的艰辛。

第一节兴调查植根基

清季学界华洋新旧争锋，如何取舍至为关键。趋新者认为中学不足以应变局，倡言“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智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智识”(2)。日俄战后，国人深感日本对中国持侵略主义，忧虑新学步趋日本，断言“人而无精神上之独立，则人将非人；国而无学问上之独立，则国将不国”，若早得教育、学问的独立，“日本人虽有野心，奈何我国人”(3)。光宣之际，以“留学东西毕业专门者，及毕业本国高等以上学堂者”(4)为主体的专门学者群体形成，各类科学学会蜂起，构建新知识的条件初步具备。

由趋新地理学者组建的中国地学会，认为人类聚族求存，而天演剧烈，“势不能各守封疆，无相侵夺”，故疆域随民族的盛衰而盈缩，“然溯厥由来，亦惟地理上之知识优劣不齐”。近世以来，中国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画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今日地理虽为学校重要学科，学者兢兢业业“披舆图，考疆索，分经析纬”，但相比西人调查水陆要地“以资生利用者”(5)，尤不足言，以致出现“近世地理诸书大抵译自外国，凡外人之所述者则复冗无节，外人所未述者则漏略弗详”(6)的尴尬局面，亟须调查兴学，以俾竞争求存。

其时在国人的认知中，不仅地理，“西人各种事业皆以调查为起点”，甚至“俱有一种调查之学问”，“至于各种专门学会及一切企业会社，尤以调查为专务焉”(7)。有鉴于此，朝野上下热议调查之事。中国调查事业刚刚兴起，只能通过外人的调查来了解自国，关于地理学者对于调查尤其感到重要。或者痛言：“鄙人有心于蒙古久矣，寄居异国，不能身入该地，从事调查，而又鲜国书参考，苦极苦极。不得已功课之暇，访问游蒙诸日友，及涉览外人之著作”(8)。而外人在华调查，限于中国地大，又有种族、语言、时间、交通诸多不便，范围有限。来华调查的外人抱怨道：“盖外人旅行于中国内地，甚为困难。所可调查者，仅沿官道一线，及其附近之地而已。”且调查者又非必为专家，“其所报告大抵据土人传说”(9)，欲以此为基础构建科学地理，显然不够。

中国地学会认为，中国面积广阔，地理环境复杂，举行全国范围的调查仅靠个人力有不逮，政府又不作为，唯有合群分测，因此定调查为会员的义务。为了推行调查，决定会所暂时设在天津，日后拟在京师设干会，各省设分会，由此推及各府州县，以方便调查。

中国地学会重视调查，发展学术以外，兴学战、保利权亦是重要考量。海通以来，西人屡屡来华调查，“北自天山，西北至卫藏，东南际海，中国官吏或有所未至，欧人之车辙马迹，已无不交错于道”(10)。光宣之际，国势愈衰，外人来华调查几无忌惮。1909年6月21日，有报道称入藏外人“无一而非野心家也”(11)，西藏不亡何待；6月23日，又谓日本政府数年来派法政学生赴中国调查，福建、两广、云贵皆已完成，“以视我特设之调查局，其呈功为奚若也”(12)。反观中国，因地理不明，内政不修，外交失利，于是有人起而呼吁，“非正疆域无以策治理之方，非勘边界无以戢侵越之渐，非悉险要无以筹攻守之法”(13)，视地理学及其相关调查为治国卫疆守土的重要凭借。随着本地人办本地事的地方自治主义兴起，各地纷纷设立调查会，调查本地各项事业，助力官绅办事。缘此中国地学会决定以调查兴学，资益内政外交为主要事业。

西人认为，地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之一，是拥有专门报刊。甲午战后，国人兴学会办报刊，倡议维新，鼓吹新学，但多政论而少专门。1910年前后，舆论认为专门报刊与学术关系甚大，“盖实业专门之学日盛，则其报日多，报日多则实业专门之学愈盛”(14)。中国地学会在发起时，即将编辑杂志列入章程。正式建立后，选举有编辑部长、编辑员。1909年10月3日，中国地学会开会讨论会务，自承应办事项甚多，暂时因经费支绌不能全部筹办，先按期出版杂志作为交通联络的机关。杂志的编辑由会员尽义务，印刷费由张相文垫付，又预定下次会议筹议“发行杂志办法”，审定“调查册式样及条目”(15)。

1910年3月1日，中国地学会正式出版会刊《地学杂志》，作为学会内外发表研究、交流学术以及推行全国调查的机关刊物。《地学杂志叙例》写道：外人游历我国，辄就调查编著图说，“归以饷其友群，或转而溉其馀沥于我国”。国人游域外，对彼邦“则耳熟焉，而未能详也”。域外且不论，国内“间有之亦略而弗瞻，否则十年数十年以上之陈述无当于目前事实，否则日记月报一见再见而弗能为继，否则偏隅撮壤传闻异辞而未窥乎全局，皆非所以观变迁审形势也”。人类合群居住，“竞争应事而生”，为唤醒国人，特办专刊，“拟以见闻所得，汇录杂志。其体裁则略依史例，变易其规，经以中夏，纬以列邦”，内容注重民生、物产、疆域沿革，“国际为尚，教材次焉”(16)。其后，中国地学会发布启事，谓政学军商各界君子有调查所得、见闻所及，请予赐稿，“以期互相研究，交换知识”(17)。《地学杂志》出版后，各界对其期望甚殷，舆论称，世界愈进化需要专门人才愈多，“假令承学之子咸知自奋，则专科杂志之出也，适足以投其所好而已”。中国地学会诸君共同努力，“至吾国地学之发达，吾亦将于是杂志之风行卜之矣”(18)。中国地学会会员马登瀛、贾树模认为，地理是施治的基础，“且非知其最近情形不能应用。而吾国地理学图书或取材古籍，或则恃外国之本，实不免明日黄花及以讹传讹之弊。自有此会会员各尽调查之义务，有《地学杂志》以报告全国，从前之弊可一扫而空矣”(19)。

中国地学会虽然极力推动国内调查，可是经费匮乏，连维持会务所需的每月200大洋，尚需张相文补贴，调查计划举步维艰。1910年5月8日，中国地学会总理、直隶提学使傅增湘致函各省提学使以及直隶各学堂，称地理涉及甚广，“非联络各省、各属不足以广调查”，今就《地学杂志》“以为交通之机关”(20)，交换各地地志，合力调查全国，而实际意图则是售卖杂志，获得维持会务与推行调查的经费。然而，《地学杂志》是受众有限的专门杂志，获利维持会务尚且勉强，求其用于全国调查，不啻杯水车薪。1911年3月20日，中国地学会禀请直隶总督陈夔龙出面筹款，谓调查全国、编译杂志，“挹注为难，故东西各邦皆由其国家主之”，今日国家财政支绌，“拟即普告海内名公巨卿、通人学士量力捐助，请大帅登高而呼”，“异日地学昌明，与世界各国争先并进，皆大帅维持之力也”。陈夔龙批示：“由本大臣捐助银圆伍百元，以资提倡。”(21)

中国地学会的调查计划所以难行，经费之外，人才缺乏亦是重要原因。其时趋新人士多为旧学出身，通过杂志、译书改宗西学；留学日本归国的则多为速成师范毕业生，未经过专业训练，又缺乏仪器，期望其进行专业性的调查，也是强人所难。清季《地学杂志》刊载的会员调查报告，仅有张相文的《大梁访碑记》《粤西琐谈》《冀北游览记》《滦阳纪行》《豫游小识》，英华的《关外旅行小计》，马登瀛、贾树模的《新疆行程记》等寥寥数篇。而且各家作文的目的，以文学知名的张相文主要是仿古与回忆旧闻，英华为病后散心，马登瀛、贾树模因为有事于新疆顺道而为，既非以调查为目的，又未进行实测，类皆重文采轻专门，未脱固有游记的窠臼。

当然，近世以来，中国国难日亟，学者难以独善其身，即使寻奇探幽的文字，亦不免涉及时势艰危的内容。直到1930年代，张其昀还不免慨叹：“地理学固有赖于游历，但世人所发表之游记，其足称为地理著作者实甚少。余曾言从前游记之作，每重文辞之美，留连光景，低回陈迹。是其所长，而今日学术之所尚则异焉。”(22)

中国地学会的调查计划搁浅，致使《地学杂志》所载调查报告多系译文，详外略内，加上国事艰危，救国心切，欲实行调查，时间难裕，只能采用旧有，自己痛批的“略而弗瞻”“陈迹”及“传闻异辞”等弊病自然难以避免。章太炎批评清季学术详于域外略于内政，“有清末叶，国事纷扰，外侮日迫，有志之士，欲唤醒国人迷梦，故对于域外记载，不厌其详，其流弊至使内政要点，处处从略”(23)。其实，详外略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中国地学会会员苏莘论及调查全国之事，“以土地如此之广大，实测者百什不及一”，而“分省分道分县实行调查”(24)，必须有强大的人才、财力支撑。遗憾的是，中国二者皆十分窘迫，调查自然难行。

第二节引入东西洋学理

中国地学会建立时，适逢中西学术异势。早在1906年2月，在华传教士就已经察觉到中国的变化，谓：“时至今日，华人之讲求洋务者众矣，仿效西法，崇尚西学者亦日益多。”(25)引入西学，较引入西法少了政治方面的障碍，所谓“惟学科之研究，器械者也”，可以移花接木，因此学术的引入“交易之性质耳，无所谓权利于其间也”(26)。而欲谋学问独立，首先又要引进学理作根本的改革。中国地学会认为地理旧籍不足用，科学还处于萌芽时期，尚极幼稚，引入东西学理是构建新知识的前提。其时，国人对此多有认同，雷铁厓称：“中国数千年来安于旧有学识，方自得为文明大国。今日欧潮东渐，民智渐开，乃觉人之文明优于我，我不追风步影，以求其可立于竞争之地位，则必归于天演之公理。此近日吾国民之心理也。”(27)

中国地学会规定，《地学杂志》刊文以国际为尚，意欲引入外来学理，兼通中西。纯粹学理代表学术的高度与成就，又是致用的基础，成为中国地学会输入的主要内容。引进外来地学学理，自以西洋为首选，若德国自然地理、法国人文地理、美国气象学之类。只是这时中国尚无在欧美学习地学归国的留学生，国人通西文者又无专门知识，求能够胜任纯粹学理翻译者相当困难。中国地学会只能将名誉赞成员德瑞克（N. E. Druke）在学会的演讲，以《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为名刊发，聊胜于无。德氏称，中国地学“古有发明”，因未被学者列为专科研究，“故后世卒鲜进步”。当今地理范围极广，关系各科甚深，研究地理学“须先明与地理关系最切之地质学”，盖地理学以考察山脉、海洋及生物分布为主，“而其生成及作用”无不关系地质学。自己讲演的依据，即一由实地考察所得，一就地质学学理推断而来。此前中国锁国，旅行求学者绝少，故地理学不发达，现在中国地学会提倡实地调查，各处情形不难明白。“况地质学精则山海之成因，生物之分布，皆可推覆而明其故。地理学之进步，不难一日千里矣”(28)。

德瑞克的讲演之外，其时刚从哈佛大学化学系毕业的中国地学会会长张相文之子张星烺，翻译了美国唐雷（Tylee）的《地轴移动说》。文章以抽象理论解释现实中的国界争端，指出地球有绕日、自旋两种移动，其中自旋每24小时1周，速率每小时约1000英里。地球自旋带来的极点变动、纬线变迁，导致国家间边界改变，极易引起国际争端。如美国与加拿大边境有一段以北纬49度为界，若因纬线变迁发生争端，“虽依公法裁决，然习惯之地址，必因实测之纬度，生出许多纠葛，可预言也”(29)。而其移动的规律，因地球“质体”不一，不能拘泥于一说，至今未有定论。由石焕如自东文转译的《人类起源之时代》，则是柏林大学地理学教授宾古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说，内容主要是提倡综合各学科研究人类的起源。(30)

西洋学理的引入，因地理距离与语言障碍，颇受阻隔。不过，中国地学会很有些留日、知日的会员，熟知东京地学会及其会刊《地学杂志》的情形，所以引入的学理大体来自东学。时人称：“世界文化最高之国，无过于英法德美奥者。而东方新兴之国，厥惟日本”(31)。中国地学会编辑员史廷飏翻译的中村清二《极光之成因》，认为从极光的地理分布来看，距离地磁极愈近愈多。其出现的频度与太阳黑子的活跃度有密切联系，“黑点多时极光亦多”，且周期皆为11年。其结论是：“盖所谓极光者，即空气上层极稀薄处所存之一种真空放电也。以真空放电之故，而使地磁气变动，又使大气发光。极光之现，实由于此。”(32)

1910年5月28日，《地学杂志》刊发可权译佐藤传藏的《冰河原始论》，指出冰河期的生成，前人“或谓当归于天文学者，或谓当归于地理学者”。主天文学者，可信的如克罗尔，根据“地球轨道变化”与“春分点之前进”，阐释冰河生成的原因，“未必能十分勘透，然其中固含有许多真理”。主地理学者，则大多“主张陆海变迁、洋流改道与陆地高度之增加，因使气候寒冷，为冰河发见的理由”，以与克氏相争。今世学术进步，鄂雷斯合天文、地理二家学说解释之，“且有确凿之证据，是亦一快事也”(33)。

中国地学会认为，地理不明，每致交涉失败，丧权失地，希望研究地理以保利权，因此对涉及领土的新学理极为敏感。而此类问题亦是国人与舆论注目的焦点，典型的如飞行器，得到各界的关注与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东方杂志》称，飞行器开启了战术革命，欧美各国无不力求进步。(34)军咨处会同陆军部、海军处通告各省，氢气球各国应用已久，“颇得效力，现拟先于全国陆军添备交通专队”，并着各省访查保送“曾在外洋习练熟谙此项制造运用专门人才”(35)。中国地学会从地理专门的视角，重视随飞行器产生的空中领土论。1910年4月29日，《地学杂志》刊载的《飞行器与空中领土》指出，近来英美德法日均设有飞行器研究会，随之产生的空中领土问题，得到国际法学家的关注。若以飞行器“可得升上之范围”为领土，违反现有国际法，但随着飞行器的进步，空中领土的范围“早晚必有确定之一日”。各国热心研究“空中领土可得侵犯与否”(36)，以维护国权，中国亦不可不早做准备。稍后，舆论以列强竞相发展航空事业，抢占空权，中国却茫然无知，束手待毙，“恐大陆瓜分之局，必一变而为空中瓜分之局，言念及此，可为寒心，吾愿我国民勿以此为怪诞，勿以此事为夸大”(37)，与中国地学会的担忧和主张不谋而合。

中国地学会援引外来学理，发达学术以外，力求学以致用。梅雨是中国长江中下游、韩国南部、日本中南部，每年6月中下旬至7月上半月之间持续天阴有雨的地理现象，与生活、生产关系甚密。江苏全省皆有梅雨，苏人主导的中国地学会当然关注相关研究。史廷飏译《梅雨发生论》，称梅雨的成因，气象、地理两家说法不一。马场信伦主张低气压说，其后顿野广次郎提出高气压说予以反驳。冈田武松为支持马场的低气压说，著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批评“世人之论梅雨者，谓起于季节风交代时，因气流反对冲突，致令淫霖不止”，此说的缺陷在于，“第一不知季节风之理由；第二不知时期之差异，勦袭旧史，诞妄不经，未足为据也”(38)。

海通以来，外国专门学者的在华调查报告，以致用而言价值颇高，至于其本东、西学理条理、剖析中国地理材料，亦值得中国学者参考。1910年3月30日，《地学杂志》刊发杜之堂译石井八万次郎的《楚蜀之山形地质谈》。石井自称1902年在宜昌至成都间旅行，考察地质。他记述湖北、四川的岩层大部分是片麻岩，“褶曲如磐城之高原”，其余赭土、砂岩、石灰岩“亦层累褶曲，不为水平线而为波动势”。经过外力的侵蚀，“向斜谷为赭土、为砂岩，其色如赤铁矿，小丘起伏，风景畅快，农园村镇所在多有。背斜谷之两侧，石灰岩耸立，谷幅峭狭，阴郁而险峻，中国画家每峭石壁立，悬瀑奔湍，即背斜谷之特色也”(39)。其后，史廷飏译《钱塘江沿岸之地质》，称江西与浙江之间“多赭色砂岩及中生代砂岩，因此砂岩之作用”(40)，成为鄱阳湖与钱塘江的分水岭。沿江的桐庐主要是花岗岩、石英斑岩，诸暨则大部分为结晶片岩。根据调查，钱塘江南源衢江沿岸的岩层内储藏有煤炭，但因运输不便，没有开采的经济价值。

中国地学会欲引入外来学理构建新知识，受时代、语言及自身学识的限制，输入的主要是新兴的东洋地学，而非高明的西洋学理。由于日本地理面积狭小，环境单一，其研究难于对应面积辽阔、地形复杂不下数十倍的中国。以中国地学会极为重视的导淮研究而论，日本国小河短，没有治理大江大河的经验与理论，而大洋彼岸的美国，虽有治理大河及建设近代大型水利工程成功的案例，又苦于引入无门，不得已，只能因循旧理。

第三节洋为中用

清季中国科学幼稚，教育与学术多本译文。舆论反思以往学习外国太过保守，如今又未免过度，中国虽有不足，“岂能就把中国整个的不要了，改随外洋去吗？”因而“只可以学他们的精神，不必尽求其形式”(41)。尤其地理学又是地域材料性较强的学科，外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显然无法照搬到中国。学人注意及此，张相文即鉴于地理教科书完全取材域外，学生对所学惘然不知，特“就中国地文上事实，羼以普通地文学之教材”(42)，编著《新撰地文学》，大受师生欢迎，热销二百万部。光宣之际，接受系统西式教育的毕业生开始进入学术界，依据新学学理，以专业视角研究中国地理，自与外人有别。

中国地学会会员、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学生章鸿钊，1909年假期回乡省亲，游览当地名胜黄龙洞，著《黄龙洞生成观》。其文谓：《吴兴志》记弁山黄龙洞“石随龙势”，相传有黄龙出而得名。历代游记多记其形胜、雄奇，至于岩质及生成原因则未有涉及，于是“龙见之说所以历久未去”。据调查，弁山是赤色砂岩，“其下恒有含炭之砂岩层”，且富含黄铁矿石。山道多是石英岩，洞外是方解石，洞内是石灰石，由岩石及地质构造证以地方志，山洞的生成“已彰彰无以遁其形矣”。洞南的圆石“为洞口沉积之证”，即所谓喷泉塔，与孟莫司泉的生成当“在伯仲之间”(43)，据此可知，黄龙洞的生成仅千余年。章鸿钊沟通中西，以地质学原理、方法解释地方志的逸闻传说及地理现象，可谓有得。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种族的生存基础，历来受到重视。地理与农业关系甚大，中国地学会欲输入外来学理研究农业，促进其发达。留学日本拟学习农科，受名额所限改学地质的章鸿钊，在调查时注意到杭州乡民将石灰作为肥料使用，甚为忧虑，遂着手研究肥料的要点、石灰为肥料的利害，以及地质、气候与肥料的关系，撰为《论杭属以石灰代肥之隐患》，指出农业生产必恃肥料，若选择不当，则膏腴为石田，其他国家或许可以用工商业补助农业，工商凋敝的中国若农业不行，唯有束手待毙。

肥料学的要点在于知道植物生长所需与所缺，所需十余种要素除窒素、磷酸、加里必须人为添加外，其余均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且用之不竭。农家不懂肥料学，只知沿袭先辈经验，而不知石灰是没有肥力的间接肥料，利在“（一）石灰能使土中有机物速为分解；（二）石灰能化土中不溶解物为溶解物；（三）石灰能治诸种之矿毒”；害处是“（一）耗竭地力；（二）消灭耕土；（三）能使产物品质渐劣”，长期使用，势必导致地力衰竭。日本为指导农家施肥，设有肥料检查所，“以长官监督之”(44)。中国应借鉴其办法，设立专责机关调查地质、物理的关系，以图农业的发达。

因地力关系国家盛衰乃至朝代更迭，日本札幌农科大学中国留学生陶昌善探讨地力养成的原理及方法，作《地力说》，刊载于1911年3月20日的《地学杂志》。文章称：地力有广狭的分别，广义有负力、植力、养力；狭义仅指养力，即“土地之中贮其天然养分，供诸植物吸收，得助其生长者是也”。就农业经济学而言，地力是土地的生产力，土质不同则地力有异。土地收获与养力正相关，中国“文化日进，需要益奢，人口日众，生计愈艰”，国土又遭外人侵蚀，“不足供四亿人民之食”。唯有恢复地力，“或灌溉以匀其养分，或排泄以除其卑湿，或用农业机械以深耕，或施人造肥料以肥土，或轮作栽培使地力无偏枯之虞，或耕地整理使土地尽利用之道，或撒布细菌类以摄取空中窒素，或举行客土法以改良偏颇土质”，方能足食。纵观四千年历史，“吾中国地力之消长，实与朝代之隆替相循环于其间也”(45)，亟宜研究以为国用。

日俄战后，日本觊觎中国内海渤海，强指其为公海，征收渔业税，登刘公岛伐木，挑起国际法、领海权的争论。中国地学会为维护国权，连续刊文与之相争。《渤海湾全部为中国领海说》阐述渤海为内海的理由，斥责“稍明国际公法及地理学者类能知之，乃日人故为异议，晓晓强辩，多见其不知量耳”(46)。实际上渤海问题争论的本质不在地理或者国际法上的证据，有贺长雄声称：“苟亦以国际法争之者，迂之极也。要惟在以实力速与对手国（即中国）结特殊之条约而已。”(47)1910年12月24日，《民立报》报道外务部与日本公使交涉，亦称：“探系确因该国兵队觊觎渤海，有实行占据之说，故极力要求撤退，否则另有办法云。”(48)渤海之争在实力而非学术，中国地学会据理而争，难收实效。

1911年3月1日，渤海交涉尚未解决，外务部咨奉天省实地测量划清领海与公海的界线，“以固疆圉而保主权”(49)。5月13日，清政府又命各海关道“查明海权界线”(50)。缘此，中国地学会会员白月恒著《渤海过去与未来》，分洪水以前、洪水以后、自今以往三个时期考察渤海海域的变迁，论证其未来必然为桑田。文章说，在冲积纪华北平原皆为大海，随着水力、风力等搬运的泥沙沉积，“水量日缩，陆地日增，四围山脉陡起，自然有海岸迥绕之势”。根据地质及历代史志推测，洪水期以后的渤海海岸线，“较今日渤海面积增二百里至三百里之间”。未来渤海若以每千年沉淀五十里的平均速度计算，二千年后“当半为桑田矣”(51)。白月恒本意在以学术参与交涉，但政府对外交持秘密主义，防范舆论，又严禁士子议政，所以只能据地理学理研究渤海海域的变迁及未来趋势，间接为争端寻求证据，进而引起国人的关注。

20世纪初，国人的种族意识觉醒，各界热议人类及中国种族的起源、形成等问题。种族与黄祸论起自泰西，德皇首倡“黄祸”，“欲撩动欧美人之妒忌心以倾覆中国”(52)。同为黄种的日本人附和其说，因“日本自以为执东方各国之牛耳，以统一亚细亚人，抵制欧罗巴人之势力，为其目的之一”(53)。俄国为侵占蒙古，声称汉人移民蒙古，渐及俄国边境，且日进不止，若任由四亿汉人蔓延，将影响俄国内地以及欧洲各文明大国；又在蒙古掘坟，以证其原有人种是白种人。(54)学界关于人种起源主要有多源说和一源说，西人倡中国人种西来，国人以为意在学术之外为殖民扩张张本，因而力主“黄帝其祖，中国其名，满汉蒙回苗藏安南朝鲜其同谱而一系者也”(55)。

1911年11月10日，《地学杂志》刊载熊秉穗的《中国种族考》，以中国古典附会西学，称中国民族的起源，主要有帕米尔高原和本土二种说法，然而，“本世界以前，当有无数世界”。据说《河图》《洛书》即是此前世界刻石沉入水中，至大禹时被发现始得以再次出世。又证以墨西哥万年前的古碑，“盖荒古时文明之扫荡如此类者，不可胜数也”。他还曲解外来学理，混合多源与一源说，声称中国及巴比伦的古传说均不足为据，但人类起源久远，“中西古籍所记皆同亦可异矣”。据近世地质学家的论证，人类在距今一万至十万年间即有大迁徙。“本世界太古时洪水淹浸大陆”，欧亚大陆地势最高的葱岭一带成为人类的避难所，水退后分徙四方，“是故谓各洲人民皆发生本土者，乃洪水以前之事，谓来自帕米尔者，乃洪水以后之事也”。而洪水时避居本土高地的遗民，各据本土“蕃育子孙”，日久遂与外来的客民“相混合而不能辨”。

为自证其说，熊秉穗“试就中国民族贯古今通中外而纵论之”。黄帝以前中国已有人类，如神农、炎帝、蚩尤等族，因此国人自称黄帝子孙“殊不确”。但黄帝来自西方的说法亦不错，《史记》记黄帝归老昆仑，因黄帝一族由帕米尔东迁中国，“即老，不能无故乡之思，故归于昆仑墟耳”。实际上亚洲各大民族无一未经迁徙，“且多缘迁徙而强盛，几若自成一公例”。数千年来，“大抵能得善地则兴盛，不能得善地则衰败”，黄帝率族东迁，世君中国，“赫然为全国各族代表之故，可以类推矣”。沙漠种族匈奴、突厥、蒙古，相继以迁徙得地利而强盛；通古斯人散居北方，鲜卑、回鹘、契丹、女真等各种相延，“今人以满洲为东三省地与人之总称，实非其旧”。至于各族内迁后汉化，“皆顺天演之自然为同化也”(56)。熊秉穗意图以地质、进化、种族说附会中国传说与古史，证明中国民族“贯古今通中外”，与西方各族并无不同，试图探究种族盛衰的道理以为鉴戒。

近世以前，国人基于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包容，对待外来学术，每行取珠还椟之策，取其精华弃其形式，以融入中学之中，从而造成一种新学问。地学的特质也决定了外人以域外为对象的研究难以符合中国情形，故中国地学会借外来原理、方法，解释中国地理问题，是为构建新知识的必由之路。但此种做法对学者自身的学术素养要求较高，高明者自能因地制宜解决问题，庸俗者则每易流于穿凿附会，只是所论更加符合大众心理，所以往往较高明者更受欢迎。

第四节以西学地理系统条理中学

光宣之际，实行西式教育未久，新学中坚几乎皆是旧学出身，虽改宗西学，欲引进新理，又与旧学难以割舍，企图贯通中西以自创新法。仅就地理而言，西人公认古代“中国的地理学研究，是广博的学术传统中的一部分，超过了同时代的基督教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东西”(57)，如何处置中西古今学术的关系，考验学人的智慧。高田早苗声称：“支那真有变法自强之一日，其必在于举支那旧来之学问与西洋新学而调和之”(58)。1906年11月，热衷西学的王国维议论文科大学欲聘请遗老任本国学术教师，认为遗老即使愿意应聘，“或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或迂疎自是而不屑受后进之指挥”，如果没有合格的教授，“则宁虚其讲座”。而学生只要经过大学的系统教育，通外国哲学、文学，则研究本国学术必将超越老辈，“故真正之经学、国史、国文学之专门家，不能不望诸此辈之生徒，而非今日之所能得也”(59)。此时的中国学人，即使是旧学家，亦有人主张灌输欧美文明，补救先儒学术。(60)

中国地学会宗科学地理，引入外来学理的目的之一在改造旧学，纳入新知识体系之中。1910年9月23日，《地学杂志》刊载李志敏译《古代地理学》。文章称，古代地理学“非说古代平面地理，又与搜查邦邑建设之遗址，寻求人文发展之径路”的历史地理不同。其研究地球形成以来各个时代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对地形、自然界的影响。研究方法有纯属地质学范围的，如研究岩石的生成与变迁；有借助动植物学家的，如研究古生物化石的时代与“形质”，以及比较古生物与今日动植物的异同；还有须依据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调查，及复原的古物与古建筑的，如考察历史时期人类的分布与迁徙；另外地震等学科的方法亦值得借鉴。其意图引进系统的外来古地理学体系，上溯地理学至地质时代，补中国地理所缺，使其“完成为一科学”(61)。

地图是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厘清地图学史，则大体可知地学史的脉络，且直观易于比对，容易分别家派、形成系统。中国地学会编辑员陶懋立著《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引西法条理中国地图学，试图将其系统化，并建立清晰的学术脉络与学人谱系。在他看来，中国偏居亚洲东部，自周至唐虽有地图传世，“然不知世界之大”。宋以后蒙古疆域达到欧洲，得阿拉伯方法，地图学得以“大进”。今世五洲大同，西人地图学输入中国，“因是以有今日地图学之进步”。据此中国地图学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从上古至唐为中国自制地图的时代；第二期从宋元至明为阿拉伯地理学传入的时代；第三期从明末至现世为欧洲地理学传入的时代。

陶懋立在构建出完整的中国地图学史的基础上，又做出阐释，谓中国地图学起源于夏，“所谓一种之地籍图也”。晋裴秀制《禹贡地域图》，提出“制图六体”，被称为“吾国发明地图学之第一人”。隋唐开拓疆域，西控西域，南达南海，“而地图学亦极发达”，其时一行“有用子午弧测定事业，是法或由阿拉伯传来，而间接受希腊之影响者也”(62)。他强调地图学的发展需引入外来学理，声称欧洲人引进中国的罗针、火器、活版印书，不以外来为耻，中国地图学引入外来学理得以进步，也无须讳言。如元朝得阿拉伯地球仪，知道世界的辽阔，“益肆其扩张领土之雄心”，而随着疆域的扩张，“得以扩充地理上之智识”，故地图宋不如唐，明不如元。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入华，引西学入中国，地图由不完善的方井式地图，进而为精确的经纬网。清初用西法测绘的地图，“记述大备，珍藏秘府，皆前古所未有者也”。以致其后的《海国闻见录》《海国图志》《历代沿革图》《大清一统舆地图》四部私家著述，虽有世界观念，“然皆本于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法，布设准望”。现今地图愈出愈精，大体可分为透视、投影、麦加多三种方法，“然其轮廓方位，未尝稍变，故不复论及之也”。

陶懋立认为，地图学的发展，在学术以外与政治的兴衰及疆域的变更关系甚大，“大约国势经一次扰乱之后，地图必有一次更变”，或进或退，固“由其国力委缩，抑亦关系于学术者居多”。又以西法附会中国古法，谓西法以北极定纬度，中国“以星次定分野”。黄帝至春秋战国疆域狭小，分野星次的方法尚可。汉唐开疆拓土，分野星次不足用，“亦骎骎乎有变通统一之势矣”。其强调中国地图学的内生性，声称若非宋明崇尚语录、科举败坏学术，“即无阿拉伯之科学，耶稣教之宗徒为之导线，必有人焉，俯仰六合，出其伟大之思潮，祖裴秀、祢贾耽，更为吾国地图学辟一门径，蜚声于世界之上可断言也”(63)。所以中国地图学当以固有为本，输入外来学理，发达学术，以为国用。其说显示出中国地学会对待中西新旧学问的态度。

1911年6月16日，中国地学会刊发《本会征文启》，明确提出“顾维新知，启迪既有，赖与专家旧学商量，期无封于故步”(64)，再次表达了兼容新知旧学的态度。1911年10月11日，陈学熙在《地学杂志》发表《中国地理学家家派》，赞誉地理学最为广博、实用，是人类生存必需的智识，“向与历史学互相效用而并重者也”。西人当国者重视地理，以地理教育普及程度定国与民的强弱。印度土人不知地理，社稷倾覆。克莱武因知地理，以一介商会殖民印度。阿美利加著美洲地理，英、西次第殖民其地。就中国而言，富源矿产，边檄属地，“我尚茫然无知，或知焉不知所以藉手，彼已了如指掌，外交失败固亦宜矣”。据此，地理对于个人是谋生利器，对于国家是强弱的根源，对于世界则是“天演淘汰之准绳”。故吉田松阴说：“地不离人，人不离事，欲论人事，先究地理。”

陈学熙一方面主张学理应舍旧谋新，谓吾辈研究地理当摈弃无谓的考据、错误的事理，本“实地测践”以发达学问。另一方面，又与旧学难以割舍，企图引新学学理改造旧学，所谓“欲知今当观古”，欲发达学问，必先保存国粹，“而商量地理，分别学派，以发挥而光大之，是亦保存国粹之一端也已”。

陈学熙还附会中西，称地理学由希腊语地球与记录二字组成，我国向来称为舆地。世界地理学始于公元前168年，我国则在黄帝时期。上古中国地理首推八索九丘，次为《禹贡》《山海经》。《禹贡》为地理之祖，《山海经》后人不以地理书视之，然“人类未进化时地理学材料”皆如此，再证以西人地质学，其为地理书毋庸置疑。为与后世新学的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体系相合，他又曲解《禹贡》《山海经》二书，“一则为域中地理学之鼻祖，一则为域外地理学派之鼻祖”。

其后，陈学熙以所谓古代中国地理学的禹贡、山海二派，系统地对中国地理学进行派分与整理。禹贡派即域中地理学派，古代地理书大半出自此派。“然其初属于财政范围”，班固继作，一变而属于历史，然皆未形成独立科学。其后学术昌明，禹贡派离史独立，分为：一地志家，即今日普通教育中的中国地理，“盖取法乎禹贡之九州”，可分为郡国都城宫苑志、沿革志、形势志、利病志、游记五门；二水经家，“盖法禹贡导水而作”，可分为域于一地者、域于一水者、专志于海者三门；三山经家，“盖取法乎禹贡之导山”。古人自大，不谈域外，故山海派势力稍弱，进步极迟，可分为：一瀛寰家，即今日普通教育中的外国地理家，有国志、游记二门；二自然家，即地质、地文学。二派五家或证经或考史，皆重在古今沿革，并非材料、学力不足，乃时势使然，“不能执此以咎古人之疏漏也”。

陈学熙又杂糅中西新旧学理，分萌芽阶段的新学地理为：一游记家，专志旅行兼及山川形势，为禹贡、山海二派的混合家，由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开创，小学地理教员“多宗其意”；二新化家，研究山脉深得《禹贡》之意，创始人邹代钧办会译图，著述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沾溉士林；三中国地理学家，注重中国普通地理，由龚柴、张相文、屠寄、马晋义四家创始，为禹贡地志家的新学家；四外国地理家，以龚柴为鼻祖，《瀛寰全志》为代表；五自然家，多翻译少自著，张相文撰地文、地质两教科书，“一切例证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诚为教育国民的善本。文章最后感慨，在世界各国地理学中，“我国地理学派家数之多，学理之明，图籍之繁，大地世界雄飞突步，东西两洋奚多让焉。聊就所见，述为是编，贡献社会，为图史目录之一助，完全学说，是望通人”(65)。虽然豪言壮语，可是由其派分的新学地理各家，著述多为译书或据译书编著的教科书，中国科学地理的幼稚已暴露无遗。

中国地学会为纳旧学地理入新知识系统，引外来学理对固有知识进行条理、改造，构建学科系统，编织学人谱系。其本意则较为复杂，后世研究者谓：“至少对清末的文人来讲，接受西学本身既非目的，亦非必然。为了捍卫中国文明的价值，他们必须重新组织自古相传的学术结构，以便跟海外传入的学术相衔接，并且主动地改变自己。”(66)至于其结果，早在1894年5月30日，有人就断言，中国格物与泰西“名同而实异”，如“仅赖传出，剽窃万一，类皆小试端绪，未能穷究根源，而欲以中西格致之学，合二为一，岂通论哉”(67)。1906年12月，章太炎也指出：“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引西学“以徵经说，有异宋人以禅学说经耶？”“而强相皮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68)。二者议论的对象虽非地理，却与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取法大致吻合。照此看来，中国地学会的会通中西，结果也难逃皮附穿凿的命运。

结语

中国地学会是地理学专门社团，发展会员，扩张会务，进而借助学术研究与学会组织干预政治、影响社会，皆须借助于学术研究的发达。近代中西学易位，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动摇以致崩溃，由“采西艺”“中西学兼容”到“舍中学取西学”。受此影响，学理上中国地学会主张舍旧谋新，宗仰科学地理，以固有为陈旧，但是地理学自有其地域的分际，不能中外强同，所以同时又希望会通中西新旧，构建一种新的知识。

科学地理的兴起与欧西的殖民全球同步，以调查实测为根本方法，因此东西地理学会的成员以探险家、海外商人、殖民地官员、海外传教士等为主体。近世以来外人在华的调查研究，往往成为列强掠取利权的依据。庚子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开辟富源，调查事业在中国兴起。而初期中国的所谓科学地理著述，多本诸译文，详于外而略于内，颇为世人所诟病。中国地学会认为，中国科学方在萌发，地理学学理尚属幼稚，计划以全国调查为根基，构建科学地理，进行学战，与世界文明国争先并进。在追求科学新知的同时，中国地学会及其同人又讲求古雅，引西学系统条理中学旧知，编织学人谱系，构建学科体系，试图纳中学地理于西学分科之中。

辛亥武昌事起，中国地学会的实际负责人张相文、白毓昆、陶懋立等，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各项会务暂停。民初各人又借助中国地学会参与政治，构建科学地理的事业始终未能继续。至于清季中国地学会所欲构建的科学地理，因调查全国的计划未获施行，早已失去根基，用力甚多的引入学理与改造旧学，受时代及自身学术素养的限制，引进的大体是经过日本条理的二手学理，改造更是穿凿附会多于真知灼见。加上其中一些人治学掺杂功利目的，“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彼等于学问固无固有之兴味，则其中道而止，固不足怪也”(69)。构建科学地理的重任，只能留待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