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郑州开封等地，史学工作者讨论诸葛亮躬耕地

追溯诸葛亮隐居、躬耕的故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却在中国近现代引发了持续三十余年的学界、舆论大争。几乎每隔几年，就要有人重新提出质疑，有人搬出碑文，有人引经据典，有人站在现场竖起新的旅游招牌。为什么这块土地的归属成了悬案？明明史书里都有交代，可真有人听得进去吗？

1978年后，南阳当地学者水仲贤用一块明代碑文力挺本地是诸葛亮“躬耕”地，事情就此开了头。1988年，《中州今古》杂志又有文章发表——这回是李兆钧和黄宛峰，主张诸葛亮之地“应在当时南阳郡内”，但具体在哪儿？“另当别论。”这种含糊留白，实际让后人抓住了话头，到底怎么说都能圆得过去。有人忽然发现，原来对这块土地的争议，不仅仅是寻古名士的踪迹，似乎还夹杂着当今日的诸多期待——文旅开发、地标宣传，还有历史的那点虚荣。读到这儿，总觉得这番争论里少不了现实利益的影子。你说不是吗？

邮票发行后，争论反而升级。1989年，丁宝斋在《集邮》杂志发表文章，坚称“三顾茅庐”只能发生在襄阳隆中。文章讲得头头是道：史籍记载、行政区划，周边人脉，还引申到国外学者都支持隆中说。结果几个月后，张晓刚和王玉君联手回应，坚决否定。这些文章相互打擂，好不热闹。南阳、襄阳两地报刊、杂志都掐了起来。一看这种光景，突然意识到，原本“常识”地位的学术问题，怎么就在实际操作中引得“风云突变”？难道早年那些史学家的“定论”，在社会舆论场就这么经不起推敲？

湖北、北京、上海、成都，各地学会、高校、研究机构纷纷召开讨论会，连报纸、杂志、期刊、电视台都参与进来。1989年底到1990年春，专家学者你方唱罢我登场，把几百年史书资料从头梳理到尾。有人态度坚决：自《三国志》、《晋书》到《汉晋春秋》、《水经注》，一代代留下的史实连环相扣，都指向襄阳隆中无误。隆中有诸葛宅、旧井，有晋人碑碣，有习凿齿描述。“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你还能挑出什么破绽？但另一边，也有人对这些结论提出挑战，怀疑地方志的附会、地方碑文的真伪——现代历史学眼中，没有永远的铁证，也没有永远的“伪证”。你站在哪头就能讲出道理。

于是问题变得复杂。比如，很多人信赖正史，觉得只有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能算数。可有人提出，正史之外的《汉晋春秋》、《南雍州记》、《荆州记》、《水经注》，同样写得清楚细致，还能互相印证。这些书彼此独立，时空接近，难道不更有说服力？其实，就连司马光也批评“正史未必皆可据”。用这些老辈学人的尺度掂量，很快就会陷入一团迷雾。是不是有点矛盾？

再比如，我在南阳、襄阳两地实地走访。南阳人气很旺，有武侯祠，有碑林，有卧龙岗，文物保护做得分明上心，看得出很多游客就是冲着诸葛亮来的。当地政府宣传“卧龙出山”，到处是武侯祠纪念品。但你去了襄阳隆中，古迹保存得还算完整，山水相映，诸葛亮旧宅也有遗存，导游讲解绘声绘色，讲“隆中对”，讲三顾茅庐，几乎没有观众会怀疑这里的正宗。

再来看史实和地域变化。东汉末年，南阳郡的版图和今天大不相同，那会的“南阳”不单指现今河南南阳市。邓县、隆中都由南阳辖治。有人质疑说，宛城、宛县长期处在战乱之中，屡为曹操、袁术等势力争夺，那诸葛亮一家怎么可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史载荆州襄阳长期相对安稳，士人多聚避乱，襄阳成了士族学者的避风港。同一时期，诸葛亮身边的好友、亲戚都在襄阳附近。岳父黄承彦，姐夫蒯祺、庞山民，以及庞统、司马徽、徐庶、石广元、孟公威、马良、马谡，各自活动范围也限定在襄阳方圆百里。不光是人物住址，连日常交往、学术圈、交游网络全在这里。绕来绕去，那南阳呢？史书真没一句说诸葛亮有亲戚在那里。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句话太著名了。有人就抓住“南阳”二字不放。但如果考察汉代郡县划界，以及隆中所处地理坐标，发现南阳邓县、襄阳西隆中，本来就属同一个系统。现代省际边界在古时其实并不适用。有人偏要用汉水割南北，说隆中不属南阳。谭其骧先生力排众议，指出行政区划往往与自然山河犬牙交错，有时县界乡界还会拉得很远。隆中既在荆州境，又归于南阳郡治，古今不同。纠缠这个说法其实就是钻牛角尖。

数据不会骗人。譬如，2019年以来襄阳隆中年接待游客高达130余万人次，而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约85万人次。有人据此觉得“隆中说”完胜。但南阳本地更热情、开发也快，各类纪念活动和文化产品几乎年年有新创意。经济收入不见得哪边更高。武侯祠文物价值、历史厚度也不可小觑。有些老专家曾说，纪念诸葛亮，不分南阳襄阳，两地各有千秋。这话说着是中庸，其实绕了一个大圈子，看似折中，实则回避争议，倒也不能说他们不对？

网络上查资料，几乎所有公开课、三国史话、历史课本都写“诸葛亮隆中对策”。无论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的三国史权威教材，也几乎无一例外支持襄阳隆中说。甚至连最敏感的文化遗产名录，国务院1986年公文里对襄阳、南阳两地的介绍也分得明确：隆中是“诸葛亮故居”，南阳是“武侯祠”。规划文件、旅游推介、出版社地理知识普及手册，都如此。越是官方机构，表达越直接：隆中是原址，卧龙岗是纪念。然后呢？地方上的宣传还是各说各话。

分歧没有因为数据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南阳人认为，归属到底不过一个表面名分，该纪念的依然纪念。襄阳业者则据理力争，强调文献、地理、出土文物都有据可依，假如有人坚持“南阳说”，他们便会说那是附会张冠李戴，几百年前的误传。可是，有时又能明白，这种争论和“正史”“野史”的界限早就被打破，当地民间自有他们的情感投射。南阳武侯祠的文化氛围、历史积淀恐怕比任何只讲事实的书本都要感人。

会不会关注点全错？纪念还是实用，两地本无高下。隆中、卧龙岗，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名胜，在历史记忆和现实需求中并行不悖。如今的年轻人去南阳，大多是想看诸葛亮故事怎么讲，去隆中则多想感受山水之间的历史想象。这两种体验谁能替代谁？说不上来。反倒像是互相成全？

关键的问题其实可能根本不是定于一尊的“历史真相”，而是谁能讲出更动人的故事，谁能用这份历史资源在当下找到新价值。纪念诸葛亮，大家都没闲着。隆中也好，卧龙岗也罢，终归成了人们共同参与的一次对话。你说到底谁赢了？

走到这里问题好像也没个最终答案。史料自有推翻的时候，碑文也可能断裂。两地名胜该联合便联合，各自成长，总归都是文明的传承。真真假假，这也不一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