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河中心论”还是以“湖南中心论”，来重写世界史？

以“黄河中心论”还是以“湖南中心论”，来重写世界史？

枕戈

2024年6月黄河清教授的“西方伪史论”如日中天的时候，我就已开始批判他，起因是他公然多次指责“湖南中心论”是荒谬的。不是因为他现在遭到四面围攻，我才“落井下石”才“痛打落水狗”，这样显得我多么不仁不义公报私仇。

我和黄教授没有个人的恩怨，只有思想路线的分歧。不管怎样，黄河清教授也是一代英豪，掀起了国人对西方伪史质疑的风气潮流，我内心里多少还是充满着敬意。但他的历史叙述和历史构建，犯了致命的错误，我不得不光明正大地站出来，义正词严地批判他的失败的“世界历史建构”。

一

黄河清教授在他的《言不必称希腊》一书中，就强调他的“西史辨伪”和“湖南中心论”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一定都认同“湖南中心论”：一种学说，需要漫长的时间考验才能得到公认。

2024年6月因《南方周末》的钓鱼式采访，他作出回应。仅仅因为《南方周末》的文章提到了“世界文明的源头在湘西”，他首先要痛打一番“湖南中心论”，以显示他的“西方伪史论”是正确的，而“湖南中心论”是“荒谬的”，让我很是诧异。其实，在“西方中心论”者的眼中，“西方伪史论”和“湖南中心论”一样是荒谬的，半斤八两，谁也不要笑谁。

我当时正遭受“天刑”，身体忍受着空前的病痛。但我还是草写了一篇小文《驳黄河清先生：“湖南中心论”不是荒谬的》，对其进行反驳：

华夏文明的源头在大湖湘地区，也就是世界文明的源头在大湖湘地区。从考古即知，各种世界早期文明元素都诞生在这里，最早现代人、稻作、陶器、城市、宗教信仰符号……几乎都在湖南的几大考古中，如道县福岩洞、玉蟾岩、常德城头山、怀化高庙。世界最精美青铜器四羊方尊等也发现于湖南。三皇五帝的历史和传说深深扎根于湖湘大地，如神农炎帝、黄帝、黄帝儿子少昊、舜帝等。但这个大湖湘地区不仅是指现在的湖南，而包含更大的范围，可说是中国大西南、中国南方，南方各大省份都出土了有代表性的考古（如四川三星堆），共同构筑了早期华夏文明，说明文明源头在中国南方。

我还特别强调，近代中国确实有个“湖南中心论”，引领中国救亡图存、重新崛起，并打败了“西方中心论”。比如，“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就是“湖南中心论”的生动精神写照。

其实，2017年10 月21日大同思想网举办“古希腊文明虚构？抑或中国移民创造”的主题活动时，“湖南中心论”和“西史辨伪”派的学术路径就已显示差异：一方主张古希腊罗马文明是“虚构”的；另一方承认有古希腊罗马文明，但被夸大了，且是古代中国人移民创造的，只是西方人掩盖了西方古代文明源于华夏文明的真相。

两者都在揭露“西方伪史”，共同目标是颠覆“西方中心论”。在共同目标下，双方掩盖了各自学术路径的差异和分歧。

一开始，诸玄识和董并生的著作以“虚构”来界定西方文明，如果从修辞的角度，认为古希腊文献多虚夸浮饰，并无不可。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本来就是口述历史乃至口述文学，希罗多德本人被西方人称为“历史之父”的同时，也被人称为“谎言之父”。而且柏拉图的哲学对话，也太多场景细节描写，虽说那确实也是“哲学著作”，但也有点读“希腊哲学”如读“希腊小说”的味道。

而中国的经典如《道德经》《论语》，都是用最精粹的语言表达哲学理念，去掉一切多余浮词，三言两句就呈现了中国人的哲学“世界观”，这才符合当时的书写条件和传播规律。

所以，我基本判定古希腊的大量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是后世欧洲人集体编撰的产物（即使有原著，也可能经历了改头换面重新编撰），其时间可能经历了千年之久，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真正的古希腊，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汗牛充栋的皇皇巨著。但我不敢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虚构的，其人都不存在。也不敢说整个古希腊都是不存在的，他们的历史都是虚构的。因为考古、文献、传说等，证明可能有一个城邦林立野蛮厮杀的“希腊世界”。而诗书发达哲学昌明民主科学的古希腊，则显然是后世欧洲人基于“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建构。

这样的经典产生过程，其实在全世界也并不少见。甚至中国的诸多经典也是这样产生的，只是定型更早，大致在春秋战国两汉时期。而古埃及人虽然发明了文字书写，但始终没有精炼出埃及人的经典文本，结果古埃及文明最终消亡了。

后来，我发现诸玄识、董并生等先生似乎也是全盘否定古希腊文明的，认为“古希腊顶多只有一些野人存在”。我并不在意这些说法，因为学术自由嘛，彼此相互尊重即是。诸玄识先生的功劳是他搜寻了大量原始文献，足以证明近代欧洲是如何崇拜中华，从野蛮迈入文明的。我一直很敬重诸玄识先生的学识和为人。（见大同思想网《诸玄识2024年雄文：欧洲是如何崇拜中华，从野蛮迈入文明的？》）

“西史辨伪”的声势越来越大，“西方伪史论”也就甚嚣尘上。在与唐际根的互怼视频中，黄河清教授再次强调：“所谓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两河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是虚构伪造的，唯有中华文明是人类唯一真正古老的文明。”引起学界哗然！原来“西史辨伪”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西方伪史论”。很多人算是明白过来了。

二

“西方伪史必然崩溃。快一点5 年之内，慢一点10年之内，必然崩溃！”黄河清教授曾经豪言。但最近官媒持续发文批判“西方伪史论”，甚至对某些人封号，这让黄河清们猝不及防。在黄河清教授身上，我闻到一种悲壮的味道。

这种悲壮，源自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以“西方中心论”对“华夏中心论”形成肢解，导致华夏文化的花果飘零和国人信仰的瓦解。于是，一批仁人志士奋起反抗，弘扬华夏大道的同时，对“西方中心论”奋力反抗和反击，解构西方的历史叙事，甚至解构西方一切神圣的历史人物，以达到重新建构“华夏中心论”的目的。在这个层面上，“西史辨伪”思潮的历史意义，再怎么形容也不为过。

不能因为现在学术界在嘲笑黄河清先生，就认为他做的一切都是荒谬的。其实，黄河清先生也在努力建构他的“世界历史”：“我们都认为西方文明是中华文明传到欧洲，然后再兴起的一种文明，是次生的，不是古代就有的。根本就没有古希腊，也没有古罗马，也没有古埃及，古两河，古印度，都没有。”

他建构的“世界历史”，体现在他两本书的书名上——“言不必称希腊”“光从中华来”。逻辑上也是简单明了：一方面通过批判古希腊来否定整个古代的西方文明历史，另一方面认为华夏文明借道阿拉伯世界影响了中世纪后的欧洲，或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一边传教，一边窃取中国经典和科技文明，从而促进了近代欧洲的崛起。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其实就是“中国化”，或华夏文明的教化。

这是一种从东往西的线性的世界历史观，和西方叙事的古希腊罗马影响了近代欧洲、欧洲的民主科学启蒙了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有点点类似。这是一次性的完成了的世界历史观。

但是，他忽略了世界历史复杂的演变过程。黑格尔说，“世界历史自东往西”，这个“自东往西”的过程可能有好几次。最早一次是华夏文明影响了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影响了古埃及文明，再影响了古希腊文明（我认为古华夏、古苏美尔、古埃及在源头上是一体的）。再次是大唐兴盛，势力波及阿拉伯世界，华夏文明西传，促进了伊斯兰文明的崛起，才有了所谓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百年翻译运动”；再再次就是蒙古西征和郑和下西洋后，联通了东西世界，华夏的宋元明文明再次影响西方，直接促进了近代欧洲的崛起。等等。

近现代西方又反过来影响中国，所谓“言必称希腊”，反映了中国学习西方的悲壮而无奈的过程；如今中国再次奋起赶超，全面复兴华夏，与美帝争雄，坐二望一已指日可待。这说明了世界历史东西互动夷夏互变的过程非常复杂。

我整体上也认同“光从中华来”。我主编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其实也是表达这个意思：世界文明的源头在中国，甚至在大湖湘地区。该书的论述甚至比黄河清先生的更加详细，绝不是黄河清一句“荒谬”就可以概括的。

黄河清的整体思路就是如此：中华影响西方，世界历史从东往西，这是一次性的完成了的过程。而且，他的世界历史的建构，其实是建立在“黄河中心论”基础上。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样听起来很“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逻辑似乎也很自明。所谓的“华夏文明”，不是自古以来建立在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的基础上的吗？

三

重写世界史，建立中国人的世界历史观，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问题是，华夏自古就出自黄河吗？华夏文明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如果把世界历史建立在“黄河中心论”基础上，根基是否牢固？

我要指出，黄河清一系列悲壮而又略显荒诞的言论，就源于他把世界历史建立在“黄河中心论”基础上。一般而言，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黄河文明确实只有5000年左右。比如黄河流域最典型的陶寺遗址，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被人认为是尧的都城。所谓“尧都平阳”，某些学者鼓吹此地乃“最早的中国”。

再如陕西的石峁遗址，确实是史前规模最大的古城之一，距今4300年-3800年。又被人鼓吹为“华夏第一城”，是黄帝的都城或黄帝部族的都邑。

黄河流域目前发现最早的城址是郑州西山古城，距今5300年，面积较小，约10 万平方米。

黄河流域的族群主要是黄帝系的后裔，大致没错。黄河文明始于距今5000年左右。按照世界历史的时间序列，苏美尔文明大致兴起于距今6000年，古埃及文明大致兴起于距今5500年。如果世界历史必须以“黄河中心论”为基础来建构，那么黄河清就必须狠心一刀切下去：古埃及、古两河、古印度都是虚构伪造的，不存在的。不然世界历史还得从西方的两河文明说起。

殊不知，中国考古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性的发展，考古界早就形成了如下共识：世界最早的农业革命（14000年前的稻作）、城居革命（6300年前的常德城头山）、陶器工业革命（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县仙人洞，距今20000年左右）、青铜器工业革命（起始于6000年前的长江中游）、精神文化起源（7800年前的高庙白陶艺术），都发生在以湖南或两湖为中心的中国南方。尤其高庙文明堪称华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源头。

这就是我认为的“湖南中心论”。

历史学家郭静云提出了一个“云梦泽苏美尔”的问题，其实就是讲环洞庭湖文明或两湖文明，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在两湖地区。先有湖南洞庭湖文明再有湖北江汉文明，湖南有史前最早的古城，湖北有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市群。中国两湖文明和西方两河文明的作用是类似的——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文明起源模式，可以改变以往对世界历史的解释。

就中国文明的起源，她认为只有在城头山这类南方的农耕城市文明中，才可以看到文化内在的系统性和发展的连续性。城头山所代表的原生文明的兴起，其意义不亚于古埃及和苏美尔。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城头山代表了政权的兴起、国家的曙光。

而黄河文明属于次生文明，是在相对较晚的阶段，由多种文明特别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战争文明混合而形成的；黄河文明虽重要，但它不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原生文明发祥地。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南方是农耕文明，北方是战争文明——这是一种华夏和戎狄区分的观念。

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认为，史前中国出现过三次艺术浪潮，最早的一次是8000-7000年前长江流域为中心的高庙白陶艺术；其次是7000-5000年前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彩陶艺术；再次是5000-4000年前的琢玉艺术，遍及大江南北。

而湖南高庙白陶艺术作为“史前中国的第一次艺术浪潮”，尤为关键。她不但在时间上出现最早，高庙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可系统解释的图像符号。而且，白陶上的符号比如太阳纹、凤鸟纹、獠牙神面纹、八角星纹等，辐射的地理范围更广，从长江流域传播到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同时穿越了历史时空，影响到了夏商周青铜器文明。甚至影响到了西方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

世界历史学还有一个“北纬30度”的问题，最早的几大古文明都诞生于北纬30度一线上，恰恰中国的长江流域在这条线上。湖南、四川、安徽、浙江等，都在这条线的上下。这里气候温润适中，适合古人类生存和古文明发育。

黄河清曾经说过“考古不是很重要”，他忽略了中国南方的伟大的考古成果，早已颠覆了“黄河中心论”。他始终不断地批判“湖南中心论”，这是他最大的失误之一。同时他四面出击，既否定古埃及、古两河乃至古希腊罗马，也抨击“湖南中心论”为代表的古华夏，让他现在面临“四面楚歌”。

我之所谓“中心论”，其实是反“唯一中心”的“中心论”。这也是符合5000年前古代中国历史的真实状况，因为那时候的中国还没完全统一，不是一个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中国”，也就没有一个绝对唯一的中心。全世界范围都还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帝国，属于城邦林立的邦国或王国时代。中国已进入到了以五帝为天下共主的时代，一直到距今4000年的夏朝进入家天下时代。

“湖南中心论”具有典型代表性，但我既不排斥浙江中心论、四川中心论，也不排斥古埃及、两河文明甚至古希腊文明等。在古代，从有效农耕的面积和人口数量上来看，湖南一省的体量，几乎可以比肩古埃及、古两河。所以，单独拿出华夏一省，足可称为一大文明中心。浙江有明显的万年古文明的序列，四川也有特色鲜明的川蜀古文明。四川和湖南其实都属于“大湘西”或大西南范畴。

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之一，是华夏的一大象征。所谓“黄河中心论”，其实是作为华夏文明的一种象征。建立在“黄河中心论”基础上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是过去中国人的一种认识。

洞庭湖，可谓古中国的母亲湖，华夏古人曾经长期在洞庭湖平原辛勤耕作，开创文明，洞庭湖可当作古华夏的一大象征。所谓“湖南中心论”或环洞庭湖中心论，是讲万年华夏文明主要起源于湖湘，这是今人依据考古得出的新认识。“湖南中心论”当然不是讲什么都起源于湖南，也不是什么地方中心主义，她可算万年华夏古文明的一大象征。

“黄河中心论”代表是过去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史，“湖南中心论”代表的是今天的万年华夏文明史。

如果黄帝或黄帝后裔主要是“黄河文明”的开拓者（第一代黄帝曾长期生活于环洞庭湖地区，后黄帝后裔逐步向北拓展），神农则是“长江文明”或“洞庭湖文明”的开拓者。神农氏在万年左右最早开启了世界农业革命，所以古人也有世界“大九州”之说，当囊括了古两河、古埃及、古印度的农耕文明。先有神农炎帝，再有黄帝。

如果当初“西史辨伪”群体和“湖南中心论”一直合作，不是以“黄河中心论”而是以“湖南中心论”为基础重写世界史，则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结构性问题。

湖南城头山距今6300年左右，高庙文明距今7800年，“湖南中心论”在时间序列上足可傲视全球。世界历史从东往西，古华夏影响了苏美尔，苏美尔影响了古埃及。（学术界普遍认为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是突然出现的移民文明，当来自中国南方）。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强烈地反对乃至全盘否定这些古文明，纠缠于某件文物的出土时间和其真伪。如此言之凿凿，认为这些古文明都是虚构伪造的，授人以笑柄，引起全世界哗然，并非好事。

四

看得出来，黄河清、黄忠平等，都是崇敬毛主席的。而我说，毛主席本人就是“湖南中心论”的代表。古华夏文明奠基于湖湘地区，近现代中国文明同样也是湖南人（从王船山到曾左到毛刘）为主开创奠基的。古今形成了呼应。

近代以来，湖南人就引领历史之潮流，是变革中国的主力军，毛主席在提出“改造中国”的同时，更是提出要“改造世界”，新中国又是湖南人领导建立起来的。毛主席本人就是“湖南中心论”的最大代表。他早年的《心之力》就阐述了他的“文明观”“文明学”。

毛主席说：“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创立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

毛主席认同“华夏是世界文明的源头”。这是一百多年前他的直觉，也在今天不断得到验证或证明。如黄石教授的“现代人出东亚”说已得到更多人认同，支持了“湖南中心论”或中国南方起源论。文明比较研究也证明，“世界历史自东往西”，华夏文明确实是最古老而悠久的文明，然后不断向全球扩散。

认同华夏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但不必过度排斥其他文明。我们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毛主席还说，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种气魄，尤为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学习。今天我们搞“全球文明对话”，就是通过一种文化对话形式，来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如果古埃及、古两河都是虚构伪造的，今天又焉能“文明对话”？

“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才是我们华夏文化的终极追求。华夏文化全面复兴，再次影响全球，“以夏化夷”，提升其它地区的文明水平，才是我们今天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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