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澄清 | 书法与佛教
发布时间:2025-07-20 08:10 浏览量:31
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
来源 l 《翰墨清谈》
作者 l 姜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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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史上究竟有多少释氏书家?释氏书家在书法家的总数中占多大比例?很难精确统计。以画家为参照,明代释儒莲的《画禅》辑缁流能画者六十四人,上起惠觉,下迄智海,而《四库提要》还讥其“挂漏尚多”。陶宗仪《书史会要》止于元代,辑人释氏书家五十九人,其挂漏,恐仍不在少。若说到佛教经文的碑石、手抄卷子,更浩如烟海了。
数量的众多已令人惊讶不已,而其中名震千古的书家不少是空门中人,上起于释智永、释智果,下终于弘一法师,而以草书大师怀素享誉最隆。中国的诗僧、画僧、书僧实在太多;不入空门,而过着释氏生活的居士,如果也算在此中,更多而又多了;既非释徒,又非居士,只受佛家思想的,简直不可胜计。乃至有人说,禅宗兴中国画兴,禅宗衰落中国画衰落。书法的情况,倒不致如此,佛教还没有传人,书法便“兴”了,但佛教传入后,书法却兴而又兴了。佛教借着书法,旋风般传布东土,书法得佛教之助,如虎添翼。原先,书法只借助于民俗而传布,如祭典、如厚葬,佛教传入后,它与宗教挂上了钩,顿时更显得生机勃勃。形式上,多得难以计算的造象记,使民间书家大显身手,而摩崖书更其壮观博大;精神上,佛家寂灭尘念、四大皆空的教义,都是书法所乐于接受的,或者说,本来就“玄”的书法,是不会拒绝任何“玄”的精神的。印度的佛教信徒,宗奉教义、严守戒律也便算是上乘了,中国是诗、书的古国,不知诗、不谙书画,算不得一流的佛门弟子,这种价值观念,深刻地反映了此土的文化传统。到了李唐时代,佛教已经是“中国化”了,而大唐盛况,尤以文事最隆,自怀仁集右军书勒《圣教序》于石,李唐一代,释氏尤热心书法,马宗霍《书林藻鉴》辑入书僧即二十七人,其中,以怀仁、怀素最负盛名。由此上推,当数南朝陈的释智永。
智永《真草千字文》
智永以右军七世孙的煊赫身世,远追乃祖,后传虞世南,名望极隆。他的故事不少,相传曾手书《千字文》八百本遍散江东佛寺,他勤精过人,退笔成冢,在吴兴永欣寺时,求书者若市,所居门限为之穿穴,后用铁裹之,因此得名云“铁门限”。他的崇高地位,应该说不是由他的书法奠定,虞世南曾从智永学书,自然走的是右军之路,而虞世南后来当了太宗李世民的书法老师,太宗嗜右军书,论其渊源,最直接的,还是这个僧人了。
到了唐代,开始的两位书僧也是追范右军的,一个是释辩才,另一个是释怀仁。辩才临智永书,逼真乱本,在书史上影响甚微、怀仁则集右军行书为《圣教序》,名声大振。《圣教序》因是从内府借右军书模出,最得精髓,故有《兰亭》羽翼之称。
真正出尽风头的,还要算那个狂和尚怀素。当时名人,如韩偓、李白、戴叔伦、钱起等,都争相赋诗,以赞美这个天资既高而又勤奋的书僧。怀素自视甚高,对右军颇有不许之意,谓“汉家聚兵,楚无人也”,这与阮籍所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话颇同。他好酒,有“醉僧”“醉素”之称。此人作书的风格,便大异于智永、怀仁了。智永、怀仁写字,如佛家之参禅,心不起微浪,只是“定”着,那功夫全在一个“静”字。怀素不然,如醉、如梦,一面写一面叫,顷刻数壁,狂态惊人。他的勤奋不减于智永,破笔成冢,但精神却不像智永,他也学王,但师法造化,自谓“观夏云多奇峰,辄尝师之”。比之死守故人遗纸,这要高一筹了。
怀素 《苦笋帖》
释高闲因得韩退之序,书名益重,张祜赠高闲诗有“卷轴朝廷重,书函内库收”之句,足见其书亦非寻常。
唐以后,画僧负盛名者很多,而书僧却少了。许多人是书画兼能,但习惯上却把他们看成画家,如清初的石涛、八大,字也写得极好,却因画而掩了书。至少,从北宋开始,艺术家虽未必遁入空门,但在精神上,受禅宗思想影响极大,东坡、山谷如此,赵、董如此,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特殊现象。“隐逸”思想本是专制政治下的产物,遁入空门,诚然是“隐”了,在山林崖穴,自然也是“隐”,即在热热闹闹的世俗生活中,也能“隐”--所谓“大隐隐市曹”是也。奇怪的是,将潜心翰墨丹青,也当作“隐”,八大山人即如此,张庚《画征录》说八大“有仙才,隐于书画”。简单说来,便是“神隐”--不问你是在山林或是在闹市。许多文人之皈佛,实在是“隐”的意识所驱动的,本土的老、庄学说有“清静”这一面,外来的佛教有“空寂”这一面,两者极易沟通。只是,佛教传入前,隐士就是隐士,佛教传入后,欲隐的人更有了一个堂皇的去处,所以,说外释内隐,说外释内庄,都是切合本土文化精神的。像八大,本是前朝宗室,秉性又极逸散,更易走上这么一条道路。
八大山人《行书题画诗轴》
八大不同于怀素,怀素是以“瘦”与飞动的线条获得一种宣泄的快感,那是一种超越的禅意,他本人就是一幅“狂禅”之态,八大则多怨恨,在他的画中,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孤愤,他有钟、王气象,但喜用秃笔,在“枯”上显示自己心灵的寂闷,这种风韵后来为弘一所继承,论者认为,八大与弘一的风格最能显露禅家气象。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是新文化运动的先躯者之一,他一生的经历极富于戏剧性,同时,又有许多难解之谜。他博通国故,却又谙熟西方文化;他精通古典,却又最富于现代精神;中年以前,生活优裕、倜傥潇洒。可是,中年时代,却突然披剃,皈于佛门,自此以后,自甘寂苦,终于成就为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他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
青年时代,李叔同留学日本,学习西方音乐、绘画、戏剧,归国后从事于艺术教育,是最早将西方艺术介绍过来的先驱者。弘一对汉、魏碑刻,摹习精勤,每种碑帖,一经他手,摹临不下百余通。加上,他天资极高,写什么像什么,更可贵的是,他并不食古不化。他说:“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他博贯中西,通晓古今,皈佛后,抛却一切尘念,完全生活在豁通的精神中,这是不可企及的独到之处。中年后,他的书法一派清空景象,超凡脱俗,不染一丝烟火。八大的字,“秃”而熟,弘一的则“秃”而生,在稚拙中透出超迈气度,极富于创造性。
中国书僧,上起于智永,下迄于弘一,玄流不绝,禅风浩荡,好生了得!智永在沉寂中,既追佛理,又追先祖,将宗教与宗族的责任融合;怀素在“狂”中睥睨千古,将禅思贯注于飞动的线条中,这是一股不可阻遏的超尘之风;弘一则在繁华之后,归于平淡,消了诸般烦恼,只留得满纸空疏。
这是精神的转化——转化为书法。书法本就抽象,以抽象的书法表现人类的内在精神,玄思妙想皆托诸线条中,这真是非凡的创造!书法通乎佛法,书道通乎禅道;“法”也者,非只提按使转,“道”也者,妙谛之所在也。
中国书法,绵绵数千载,它将一切哲学的、宗教的、社会的思潮,兼容之,包纳之,不知中国书法,而欲谈中国艺术、谈中国文化,是既不得“法”,也难得“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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