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题】宁宗一 、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5）

《金瓶梅》的美学意蕴

第三节 审美领域的多元拓展

鲁迅先生认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几次重大变革。唐传奇是第一次变革：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第二次变革是宋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前者相对于六朝志怪，强调唐传奇的“有意为小说”，即自觉的小说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后者则重点指宋元话本在描写题材及艺术形式上由奇幻、怪异向现实、通俗方面的转化，可看作古代小说发展方向的重要转变。

毫无疑问，这两种变革都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的重大进步。

长篇小说《金瓶梅》的出现，再一次打破宋元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使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领域得以拓展，从而出现了小说史上又一次新的转折。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与流变》 刘玉华 白文勇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历史到现实：步入新的审美领域

文学艺术的发展史就是审美观念不断更新发展的历史；而审美对象的确定，又是不同审美思想的重要标志。

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表现出较为清晰的轨迹。

六朝之前，明确的小说观念尚没有产生，“小说”的内容极为驳杂，史事、杂论、巫医、术数等都成为作者的表现对象，显示出“合丛残小语”的特征。

六朝小说把虚幻、怪异的神鬼故事和名人轶事逸闻作为自己的观照对象，并开始把神话传说历史化，或者把历史神化，从而出现了人神合璧的历史小说（如《穆天子传》）。

唐代传奇除了部分作品继承六朝小说“搜奇记逸”的传统，仍然用“奇”吸引读者外，另外一些作品则开始把笔触由神鬼世界移至人间，塑造了不少现实的人的形象。

宋元话本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进步，它不但写现实的人，而且多是极普遍的下层群众，“取材多在近时”，主人公多为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人物。

作品以他们的人生遭际和喜怒哀乐感动读者，小说的审美领域由猎奇拓展为对平凡人生的体察。

明初，在宋元话本、元代戏曲极其繁荣的基础上又陆续出现了《三国》、《水浒》、《西游》三部名垂千古的长篇。

它们以宏伟的结构、众多的人物、史诗般的容量出现于文坛，使小说审美功能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

长篇小说不同于志怪传奇用一个奇异的神鬼故事或一次哀艳动人的爱情遭遇赢得读者的惊诧或同情，亦非白话短篇以现实生活中的一人一事来满足市民阶层特有的审美兴趣，而是以无数各具形态的人物和错综复杂的事件构成一幅历史的长卷，再现了整整一个社会或一段历史。

读者面对包容宏富的审美对象，不仅从审美角度，而且从哲学、政治、军事、历史等多种角度获得巨大的收益。

《三国》、《水浒》均是如此。《西游记》稍稍不同，它除了审美作用外，更主要的是以庞大的象征体系给人以深刻的哲理上的思考。

《金瓶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中国小说史》 郭箴一 著

我们之所以认为它的出现是小说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要变革，首先是指它给予读者的审美对象既不同志怪传奇，又有异于宋元话本，它以细腻而深刻的世情描写，为小说创作开拓出一片新的审美领域。

《三国》、《水浒》均是在宋元话本基础上产生的，是话本小说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产物。

《三国》取材于历史，以遥远的三国故事作为描写对象，在金戈铁马的征战杀伐中塑造一大批叱咤风云、气势磅礴的英雄人物，再现了一个血与火的时代。

他们中有圣明的贤君，智勇双全的忠臣，也有残忍狡诈的霸主，背信弃义的势利小人。但他们同是那个时代的主人，共同造就了一段独特的历史。

作者崇敬他们，赞扬他们，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审美理想凝聚在他们的形象塑造之中。在罗贯中看来，美存在于历史，存在于千百年前的历史英雄身上，存在于金鼓震天的厮杀战场上。

忠勇、刚毅、智谋、力量，成为作者塑造人物的审美标准。

《水浒》也是取材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但虚构的成分更多一些。施耐庵的审美意识似有不同，他并不注重题材的历史感，而是更注重对忠义、豪迈、悲壮性格的刻画。

他笔下的人物，缺乏《三国》人物的历史启迪力量，却以强烈的传奇色彩博得读者的喜爱，如果把关羽、张飞称作“英雄”的话，李逵、阮小二们毋宁叫作“好汉”更为恰切。

征战疆场的“英雄”离读者较远，易激起人们的崇敬感；抱打不平的“好汉”离读者较近，易使我们产生亲切感。

但《三国》、《水浒》有一个共同点，二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某些情节的描写，并未完全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是充满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浸透着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

《金瓶梅》则不然。

明代四大奇书

《金瓶梅》虽然由《水浒》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引出，但容纳了完全不同于《水浒》的审美内容，表现了迥然相异的审美观念。

在《水浒》里，西门庆、潘金莲都是转眼即逝的次要人物，是为塑造主要人物武松的豪侠性格设置的陪衬，故事本身并不具备深刻的社会意义。

与《水浒》描写的以梁山好汉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相比，西门庆、潘金莲的风流韵事只算是一个完全不引人注意的偏僻角落。

但也很显然，这个故事却比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打家劫舍、拔树举鼎的非凡行为更具人间生活的色彩，更接近现实的人生，因此也更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

《金瓶梅》作者以一个非凡的艺术家的识见恰恰看准了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并以细致入微的写实手段开掘出一个全新的审美领域。

在兰陵笑笑生看来，美不在水泊梁山，不在宋江，不在武松，而在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在以他们为主角的现实生活中。

虽然这里既无惊天动地的大战场面，亦无帷幄中的远虑深谋，有的只是吃饭穿衣、朋来客往、打情骂俏、争风吃醋、吹牛撒谎、拍马逢迎，但在这种平凡而又平淡的世俗生活中同样隐藏着深厚的审美内容。

西门庆在《水浒》中不过是个好色的生药铺主人，很快便成为武松拳脚下的短命鬼——在威武的梁山豪杰面前，邪恶势力只能是短命的。

但在《金瓶梅》里，他不但没有轻易死于非命，反而在商场、官场、情场里连连得手，成为集官、商、霸于一体的头面人物。

他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又用钱财换来政治上的权力，反过来再用权力作为进一步攫取金钱的工具；而政治上、经济上的暴发又为他提供了淫靡无度的巨大资本和便利条件。

西门庆就是这样一个由权欲、财欲和色欲凝聚而成的怪胎。这个怪胎不可能出现在《水浒》中，因为《水浒》没有为他提供相应的社会环境；他只能在《金瓶梅》所反映的特定环境里滋生、繁衍。

如果说刘备、曹操、宋江、李逵这类人物更容易激起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对正义的赞颂和弘扬的话，那么西门庆的审美价值，则更多地表现在引导读者认识新生的市民阶层在那个刚刚出现的人欲横流的社会是如何猎取权力、金钱和女色，又是如何迅速走向幻灭的，进而启发人们从这种幻灭中体悟人生的真谛。

潘金莲也是如此。

《水浒》的作者没有留给她太多的表演机会，或者说她在《水浒》的社会还没有自己的位置，所以她的性格较为单薄，至多算一个勾奸夫害本夫的淫妇而已。

但在《金瓶梅》里她成了主角，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她淫荡、凶狠、自私、阴险，但也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她既是一个凶恶的害人者，又是个可怜的受害者；她曾经想得到真正的爱情，但终于堕落为一个淫侈无度的荡妇，并烧死在自己燃起的欲焰里。

总之，她的身上既有丑的污秽，也有美的光点，她是一个复杂的人。

《金瓶梅》连环画

《金瓶梅》作者第一次以完全冷静旁观的态度观察社会，描摹人生。

既然新的时代再也不会出现曹操、刘备、宋江、武松式的英雄豪杰，不会演出赤壁大战、三打祝家庄那样威武雄壮的“活剧”，小说家就只能把自己的目光转向现实的人生，在自己的周围寻觅新的审美对象。

正是这样，兰陵笑笑生把小说的描写对象，由重大的历史题材变成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也由令人崇敬的帝王将相、传奇英雄，变成贪官恶仆、奸夫淫妇、帮闲娼妓、尼姑道士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一次寻常的家庭宴饮，一起因争风吃醋而起的妻妾争斗，几句溜须拍马的谀词，甚或泼妇的骂街、帮闲的恶谑，都蕴含着那么丰富的生活内涵和审美价值。

这正象欣欣子在序中所云：“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

《金瓶梅》描写对象由历史向现实的转变，是与明代中后期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审美意识的变化有联系的。

明初，拟古主义文艺思潮盛行，诗文讲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要象“摹临古帖”一样去模仿古人。

长篇小说多以历史题材为主，既有宋元讲史本就发达的原因，也可能与这种拟古主义风气有一定关系。

但到了明代中期，一批思想家、文学家在哲学、文艺领域起而反对拟古主义，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都是针对复古主义而发的，对文学由拟古到写实的转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贽的前辈王艮曾以“百姓日用即道”的著名命题反对程朱理学，李贽也极力鼓吹“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肯定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不仅具有哲学意义，而且也有重要的审美意义：

“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焚书·答耿司寇》）

只要具有“童心”，表达人的真情实感，即使写“百姓日用”也是好文章。袁宏道也说：

“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小修诗序》）

他们把“百姓日用”、“吃饭穿衣”、“妇孺所唱”这些原本不值一提的“人情物理”都带入文学的殿堂，并且认为比传统之诗文具有更恒久的生命力。

《金瓶梅》正是在这种哲学与文学思潮影响下出现的，而且忠实地实践了这些新的文学主张。

因此，《金瓶梅》审美内容的巨大变化，不仅是小说观念的一次飞跃，而且反映了整个文学思想、审美意识的空前进步。

自此之后，“百姓日用”、小民的饮食起居、喜怒哀乐成为小说戏曲的普遍题材，逐渐形成一股世情小说的强大洪流，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上面对现实生活，反映普通人思想感情的现实主义道路。

《焚书》 张建业 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

欲、色欲、人性：开掘审美内容的表现深度

《金瓶梅》对小说审美领域的拓展，不仅表现在转变审美对象和拓宽审美内容方面，而且更表现在开掘审美内容的表现深度上，即在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内容的同时，突出表现欲、色欲和人性，从而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金瓶梅》问世以后，因其惊世骇俗的性描写而被目之为“淫书”，几百年来，屡遭劈板、删改、查抄的厄运。

直到现在，《金瓶梅》仍不能以它的本来面目面世。

性描写，既是《金瓶梅》的突出特点，也几乎成了它的致命“污点”。

早期的《金瓶梅》研究者已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明显的观点差异，现代的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难于统一。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敏感问题？我们认为，《金瓶梅》之出现性描写，既有历史的渊源，亦有时代的烙印，必须放在整个小说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应放在明代中后期正在巨变的社会思潮中去考察，不能孤立地看待。

上面已约略提到，明代中晚期是一个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

宋代兴程朱理学，为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寻找哲学上的根据；明初继之。宋明理学只承认“天理”即封建伦理道德，不承认“人欲”即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然要求，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与之相适应，文学领域仍然主张“文以载道”，把文学纳入维护封建道德的轨道，文学实际上变成了“道学”。

这时，无论哲学还是文学领域，人，人性，人的价值都受到了蔑视；尤其是人欲，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到了明代中晚期，随着哲学领域进步思想流派的出现，宋明理学的一统局面受到强大冲击。

与理学相左的陆王“心学”之后，王艮、李贽诸人以“心即理”作为突破口，大大阐发人“心”即人的自然要求、自然欲望的合理性，认为百姓的日常生活，吃饭穿衣都是“道”，都是符合“天理”的。

换言之，“人欲”与“天理”并没有矛盾，二者是统一的。李贽说：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同者也。”（《焚书·答邓石阳》）

所谓“世间种种”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自然还包括其他各种人类的欲望，比如“好货”、“好色”的物质需求和精神享受，以及对政治权势的追求等，皆属人人应有的正常欲望，既正当，又合理。

《明代哲学史》 张学智 著

这种前所未有的对人的天然之性的肯定，虽然被当时的正统派诬为“左道惑众”，却受到下层人士、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欢迎，于是“四方从游日众，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

除李贽外，其他文坛名将如徐渭、汤显祖、冯梦龙、袁氏兄弟等也都充当了社会新思潮的主力军，并且迅速转化为自己的文学思想。

例如徐渭的“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汤显祖的“主情说”，冯梦龙的“情真说”，无不针对理学的禁欲主义要求在文学作品中渲泄人欲，顺应自然。

如果我们把《金瓶梅》的性描写放在上述的背景下去考察，庶几可以获得较为正确的认识；至少不至将这些描写以“诲淫”的罪名一笔骂倒。

很奇怪，《金瓶梅》的主人公对色欲的疯狂追求，古今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并被大部分人自然而然地目之为“诲淫”；但对书中另外两种人类欲望——权欲和财欲的描写，却往往未加注意，或者说虽然注意到了却又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暴露，批判。

实际上，对笑笑生而言，色欲与权欲、财欲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作者写它们的目的也应该是一致的。

象“三言”、“二拍”一样，《金瓶梅》也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现实和新思潮的形象记录。

它既以极为冷峻的写实态度精雕细刻出人们对欲望的向往和追求，又以传统的儒家观念表示对这种现象的忧虑和担心。

作者的主旨是既要读者看到那个特定时代人欲横流的残酷现实，又要读者从《金瓶梅》主人公由追求到幻灭的历程中思索人生的真正价值。

这种创作意图其实在小说开头的“四贪词”中已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西门庆的一生是追求酒、色、财、气的一生，《金瓶梅》就是为他疯狂追求的全过程立传。

在《水浒传》中，西门庆只不过是个偶然拈花惹草的店铺主人，既无雄厚的财资，更无对政治权力的追逐；即使对女色，他也没有象在《金瓶梅》中那样充分地表演。

但在《金瓶梅》里，这三点被突出扩展为西门庆性格的基本特征，他的生命的全部。

为了满足自己的财欲，他开生药铺、缎子铺、绒线铺，到江湖上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手中握着“几万产业”。

他除了运用店铺“合法地”赚取商业利润之外，还用明夺暗抢的方式大量聚敛钱财。

他勾结官府逃避赋税，乘人之危放高利贷，甚至趁奸娶李瓶儿、孟玉楼的机会侵吞她们的家产。

《金瓶梅词话》书影

西门庆与封建财主式的守财奴不同，他不是为了钱而敛钱，他懂得如何利用金钱去取得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得到政治上的利益。

他不仅用金银贿赂官府，逃避罪责，而且用巨贿买到一个理刑官的官位，满足了自己的权力欲。

当他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马上反过来贪赃枉法，无所不为。财欲、权欲的满足，使他的色欲进一步膨胀。

他除了一妻五妾外，丫头、使女、仆妇都逃不出他的糟践；而且还包占王六儿，奸通林太太，甚至还有书童、王经之流的男宠。

西门庆的色欲已超出了一般的生理需要，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对女性的占有欲，本质上和财欲、权欲是一样的，表现得十分贪婪和毫无止境。

正因为仅仅是一种占有，所以他占有女性并不以姿色为标准，毫无审美眼光，有时甚至不加选择，所谓“坐家的女儿偷皮匠——逢着的就上”，来者不拒，多多益善。

他与既无姿色又极粗俗的王六儿的通奸自不必说，他与林太太的苟且也带着明显的占有色彩。

林太太作为一个有儿有媳的中年寡妇，本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但她的显赫门第激起了西门庆非占有她不可的欲念。

西门庆虽身为理刑官，但无法与招宣府的地位相比，这不能不使西门庆同时产生了两种心理：羡慕和自卑。

对于一个声称“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的人来说，只有占有了林太太，他的心理才会获得某种平衡和满足。

在西门庆看来，作为一个要权有权，要钱有钱的人，他对任何女性的占有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西门庆显然非常精通权、财、色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他利用金钱得到权力，再运用权力得到更多的金钱；而在权与钱面前，女人的贞节一触即溃，所以他得到的女色也愈来愈多。

难道《金瓶梅》不正是围绕着这“三欲”展开全部故事的吗？人们往往指责《金瓶梅》不但写了性，而且描写又是那样细腻和夸张，其实，笑笑生对西门庆权欲、财欲的描写不同样如此吗？

如对他的吃喝宴饮，几乎是每餐必书，极尽铺张之能事。然而，对于这些描写，何以没有人斥之为“诲饮”、“诲食”，而对性描写的过细却偏偏以“诲淫”目之！

戴敦邦绘 · 西门庆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既有现实的根据，又寄寓着作者批判社会的创作旨意，它的出现是合理的，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作者面对的就是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从上至下，人们对色欲的追求从来没有如此公开和强烈。

史载明神宗深居宫中享乐腐化，几十年不接见朝臣，王公大臣多有死于酗酒与妇女手中者；嘉靖时则有人因进房中术而得高位者。

民间亦“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鲁迅语），市井小民竟“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博平县志》卷四）。

面对这一切，作者要“寄意于时俗”，“拨遣”自己心中的“忧郁”，他除了以真挚的“童心”将这些丑恶的东西和盘托出，又能干些什么呢？

文学既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作者单单将性的泛滥略而不叙呢？

欣欣子似乎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序中说“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 。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

虽然性是人类的自然天性，是“人皆好之”的行为，而且每日都在发生，然而人们很忌讳谈到它，尤其忌讳在书中看到它。

这也正是“人欲”与“天理”矛盾的反映。尽管文学中的性描写自古就有，但“人欲”总是无法战胜“天理”，所以《金瓶梅》之前几乎没有出现可以称得上“淫书”的小说。

但到了兰陵笑笑生的时代，当“人欲”战胜“天理”成为现实和社会思潮的时候，人们终于鼓起勇气，将性行为大规模地引入小说之中，从而为小说艺术增加了新的素质。

当然，我们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笑笑生这一勇气和魄力的赞赏，更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他关于小说审美内容表现深度的新的思考。

笑笑生以自己的大胆实践作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回答，并深刻启示我们：小说不但可以写性，而且应该写性，文学中的性描写不但是一种批判暴露的工具，也可以转化为艺术的审美对象。

当然，《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还不是十分成功。然而，尽管如此，兰陵笑笑生关于性与小说审美的独特思考和勇敢实践还是有价值的，应该肯定的。

欣欣子序

曲尽人间丑态：开启小说讽刺艺术的先河

鲁迅先生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中国小说史略》）

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些“寓讥弹”的小说往往词意显露，已同谩骂，“缺乏含蓄”“婉曲”的讽刺效果，并认为只有到了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同上）

于是后来的论者纷纷把《儒林外史》看作“讽刺小说之祖”，好象只有《儒林外史》才是最早的讽刺小说。

其实，《金瓶梅》的讽刺艺术已经相当成熟，其标志是不但出现了丰富多彩的讽刺手法，而且讽刺成为贯穿全书的基调。

张竹坡早就把《金瓶梅》称作“一部炎凉书”，廿公云其“曲尽人间丑态”。

《金瓶梅》不仅以极为锋利的写实笔法再现了那个社会各种丑恶的外部现象，也以冷峻、严肃的态度剖开了世间丑类的肮脏的心灵，给以尖锐的讽刺，写尽了那个时代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金瓶梅》因讽刺而形成的基调和风格开启了小说讽刺艺术的先河，是开拓古代小说审美领域的又一重要贡献。

文学手法的运用总是与作品内容和作者的创作主旨相联系的。

《三国》、《水浒》写帝王英雄、传奇好汉，以歌颂中国的传统道德为目的，故用的是正笔；《西游记》虽写神魔，却有寓意，常间以滑稽、游戏之笔写出人类的某些弱点，常能产生“喜剧”的审美效果。

《金瓶梅》全写丑人、恶人，以暴露为目的，故除用正笔描写人物，更常用反笔予以百般讽刺和无情嘲弄，严肃中又不乏“闹剧”的效果。

相对而言，《金瓶梅》对少数几个人物，如吴月娘、孟玉楼之类，多用正笔；而对大部分人物，如西门庆、应伯爵这类“大净”、“小丑”，则全用反笔，以强烈的讽刺、嘲谑的口吻暴露他们的各种丑态，尤以对应伯爵一类帮闲人物讽刺最为深刻。

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应伯爵这类人是没有资格充当作品主人公的，所以他们当然也没有什么审美价值。

兰陵笑笑生毕竟有非同寻常的审美能力，他首次看到了解剖这类人的卑劣心灵，不但具有社会认识价值，而且同样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无疑，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戴敦邦绘 · 应伯爵

笑笑生的讽刺矛头首先指向应伯爵。

应伯爵虽然只是西门庆的食客，有主奴身分之别，但作为作者描画世情的一个角色，他的作用并不比西门庆逊色；而作为美学形象，即使放在整个文学领域考察，应伯爵也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不朽艺术形象。

他的最突出的才能是见风使舵，触景生情，极善于帮衬，帮得及时而又恰到好处。为了果腹，他不惜出卖灵魂，助纣为虐。

西门庆腾达时，他可以泯灭良心，溜须逢迎；西门庆尸骨未寒，他又会背信弃义，恩将仇报。

他和他的同伙实在是一批人类的渣滓，道德沦丧的产儿，但又象极其灵敏的阴晴表，集中反映着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

作者运用“追魂摄魄”的白描手法，往往三言两语就雕画出他们的丑恶行径和阴暗心理。

如应伯爵的登门求食，韩道国的出妻献女，常时节的得钞傲妻，无不在作者的锋利笔下显示出丑恶的本质。

与那种“词意显露，已同谩骂”的作品不同，笑笑生往往采用冷静的“作者旁观”式态度实现自己的讽刺意图，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赞赏的“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手法。

象第三十三回写好吹牛的伙计韩道国吹嘘与主人西门庆的交情，说什么“彼此通家，再无忌惮”，“就是背地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

“没我便吃不下饭去”云云，话音未落，便有人捎信说老婆与小叔子通奸，被人双双拴到衙门去了，只好反过来百般求告应伯爵，托他向西门庆求情到衙门疏通一下。

大而无当的吹嘘瞬间就变成了谎言，韩道国的庸俗卑劣的心理便也在情势的突转中暴露无遗。

对帮闲人物是如此，对西门庆大官人，对招宣府的贵妇人，笑笑生也绝不放过肆意嘲讽的机会。

如第三十四回西门庆向应伯爵一本正经地说起衙门公事，吹嘘自己如何秉公执法，清廉刚正；

第六十九回和七十八回写林太太在“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的匾额下却干着与西门庆通奸的丑行；

第四十九回写蔡御史酒足饭饱之后，西门庆叫来两个妓女陪宿，蔡一边口称“恐使不得”，一边却“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风雅的言辞下实在掩饰着一颗淫荡而虚伪的心灵；如此等等，无不是一幅幅滑稽可笑的讽刺画面。

《金瓶梅》的讽刺绝不仅仅是为了制造笑料，作者是把讽刺作为解剖人生、透视人物心灵的武器来运用的，

所以他在用讽刺揭示丑类们的卑劣心灵的同时，还以同情的笔触深入挖掘其精神世界的另一面，在“小丑”们的面孔上涂上一层淡淡的悲剧色彩，使人们笑过之后有痛苦的沉思，这就是人们所称道的讽刺艺术的最佳境界——“含泪的笑”。

即使对应伯爵这样的人物，作者也能写出他的另一面的真实。

比如有一次祝念实和孙天化帮闲不当，得罪了主子被解京法办，应伯爵顿生兔死狐悲之感，慨叹帮闲的不易：

“一条绳索，都解上东京去了，到那里没个清洁回家的。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儿？似这等苦儿，也是他受。路上这等大热天，着铁索扛着，又没盘缠！”

真是肺腑之言！他简直是倾诉自己的甘苦！

《斯文：帮忙、帮闲 、帮腔、帮凶及其他》 易中天 著

应伯爵曾经是个读书人，如今落到这步田地，本来也就够悲惨的了；何况还常常受到主子的戏弄和世人的白眼！

有一次应伯爵空着肚子登门求饭吃，就被西门庆狠狠地戏谑了一顿。

西门庆问道：“你吃了饭不曾？”其实他明知应伯爵不曾吃。

应伯爵自然明白西门庆的用意，回答亦颇巧妙：“哥你试猜！”

西门庆故意说：“你敢是吃了！”

伯爵掩口道：“这等猜不着！”

帮闲乞食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西门庆却以一个冷酷的恶作剧戏弄他一下，给他一些难堪，然后才满足他的口福。

好在应伯爵具有化难为戏谑的能力，完全能应付得了这种局面。

这样的游戏自然为西门庆带来了精神上的快感，却不能不是对应伯爵精神上的折磨，他的心灵深处肯定隐藏着悲哀。

在另一个受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宋惠莲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作者的这种用心。

宋惠莲为了改善自己的卑微地位，不惜与西门庆有奸，接着又以此为资本，狐假虎威，得意忘形，做出许多与自己的身分不相称的事情。

作者显然鄙薄她的这种浅薄和愚蠢，所以用潘金莲、孟玉楼、惠祥等人对她的羞辱和痛骂，进行无情的讽刺，并且为之设置了受辱而死的结局。

但另一面，作者没忽视宋惠莲并未完全泯灭的天性和良心。

当来旺儿被递解原籍后，她一面大哭着为来旺儿鸣冤叫屈，一面破口大骂西门庆“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去看出殡的”，是不凭“天理”，后悔自己上了西门庆的圈套，终于在临死前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

回过头来看宋惠莲原来的行为，我们才发现她的“浅薄”的后面还深藏着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希图获得与人平等资格的良苦用心和作出的重大牺牲。

鄙贱的身分并没有窒息宋惠莲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但悲惨的结局使她的追求和幻灭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象这样的讽刺，显然不仅是个逗人发笑的“噱头”，它含着令人深思的人生问题。

讽刺在《金瓶梅》中不单单表现为一种手法，它是一种风格，一种气氛，一种贯穿全书的基调。

我们固然可以在夸张的对比和外露的冷嘲热讽的口吻中发现讽刺，但更多的时候它是隐蔽在冷峻的写实中，寓谐于庄，庄中有谐。

只有在作者对人间的丑恶的黑暗有了全面体察和深刻省悟之后，只有在作者满腔悲愤无处发泄而只好寄之于书的时候，这种讽刺才会产生，才会变得如此有力。

《金瓶梅》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先河，为《儒林外史》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严格地说，只有把握贯穿全书的讽刺基调，才能认识《金瓶梅》的全部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深刻理解兰陵笑笑生的创作动机，并正确评价《金瓶梅》对古代小说审美领域的开拓性贡献。

《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宁宗一 、罗德荣 主编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对小说美学的贡献》，1992，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