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问关公姓什么，公安厅长答曰姓关，毛主席：错了

“1954年九月的一个午后，你可知道关公姓啥？”毛主席一搓胡须，先开了口。陪在身侧的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愣了愣，直觉告诉他主席又在出怪题。

玉皇山秋风微凉。毛主席此行是到浙江考察，工作收尾后，他提议随便走走透气。护卫们想拦，他挥手：“别紧张，出去晒晒太阳。”于是十来个人拾级而上，寺庙香火味混着松脂味钻进鼻子里，山风一吹，衣襟呼啦啦。

王芳此时三十四岁，东北抗联出身，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惯了，如今负责主席安全，处处小心。山路上他步子不快不慢，每隔几米就回头瞄一眼，生怕哪块石头绊到领袖。

寺里塑像很多。王芳本想走马观花，毛主席却饶有兴致地一尊尊看。见他似乎在考王芳，王芳干脆抢答：“手执钢鞭的是赵公明，捋须那位是姜尚，旁边执火枪的哪吒。”口吻笃定。毛主席点点头，没多说。

出了殿门，毛主席忽然停步，声音放轻：“《三国》看过吧？” “看过。”王芳答得干脆。 “那，关羽究竟姓什么？” “关羽嘛，当然姓关。”王芳一脸理所当然。说完才发现主席眯起眼睛，像在等什么。

“错咯。”毛主席笑出了声，“关云长可不姓关。”话音落，众人面面相觑。同行的警卫甚至以为自己听岔了。毕竟自小到大，谁不是把关羽当成“关老爷”？

山风刮过树梢，把毛主席那件灰色中山装吹得猎猎。“据旧本《三国志平话》、清代评书，以及后来周退密编《三国外纪》，都提到一个说法：关羽原名冯贤。”主席没有拔高声调，语速却很稳，“他在解州杀人护友，被官府通缉，路过潼关时怕身份败露，掰着指头琢磨，抬头见关口上空飞鸟成群，于是取‘关’为姓，’羽’为名。”

王芳听得入神，忍不住插句嘴：“那这是演义笔法，还是真史？” “正史《三国志》没有冯贤之名，只记‘关羽，字云长’，所以未必都可靠。可话要分两头听，古人编书，往往借一则轶事点醒世人。”毛主席说完，转头望着山下杭城的瓦屋黛瓦，“我拿这件事问你，目的不在争对错，是想让人多翻几页书。”

不远处的香樟树上，知了嘶吼。王芳摸了摸后脖子，有点发热。此前他自诩读书不少，今天却被一句“姓什么”问得没了底气。他低声说：“主席看书太杂，我怕追不上。” “书这玩意儿，永远追不完，但能追一点是一点。”毛主席抬手拍了拍王芳肩膀，“别把书关进玻璃柜，勤动手指头。”

下山后回到行辕，王芳见桌上摊着《资治通鉴》、《古今谭概》、《中国古代历史小说考》，正想收拾，毛主席抬头提醒：“别动，让它们摊着，我夜里还得翻。”那口气像在说：书不能躺着睡大觉，人更不能。

四年后，毛主席在武汉东湖与几位旧友夜谈，又一次提出同样的问题：“有人搞清楚关公究竟姓什么了吗？”当场有教授答“姓关”，仍被主席摇头否定。众人笑成一团，场面轻松，却没人敢再拍胸脯说自己读书多。

有意思的是，不同史料对关羽身世有若干版本：一说“关”原为解州常姓，只因“关”字带有守卫关隘之义，被后人附会；一说“冯贤”来自唐人戏文；甚至还有民间传说他姓“关龙”，龙为图腾。真假混杂，越辩越乱。主席提出的“冯贤”路数，大概率借自清末旧小说，但恰好能用来触动听者的好奇心。这种提问法，后来被不少人学去，称作“问题教学”。

站在研究者角度看，正史对关羽记载极简——籍贯河东解良，字云长，与刘备桃园结义，死于樊城败退途中。可演义加持后，他成了武圣财神，街巷庙宇到处供奉。正史里无“冯贤”，演义里无“冯贤”，却在一些野史杂谈中冒头。毛主席未必全信“冯贤”，他看重的是思考路径：凡事别只盯住最响亮的答案。

王芳后来回忆，这个小插曲让他重新订正读书计划。白天工作忙，他硬是每天睡前啃几页《三国志注引》，把陈寿、裴松之的原典来回对照。再过二十多年，他任公安部长时提倡“干部读史”，理由便来自当年山顶的那声“错了”。

不得不说，毛主席喜欢拿故典“打岔”，背后还藏着政治意味。在他看来，新中国急需大量既懂业务又有文化的干部，单靠会议传达远远不够，用历史故事拎出一个问号，往往比念文件更管用，既轻松又深刻。

当然，关羽究竟姓啥，今天仍旧没有定论。有学者考证“冯贤”最早见于明末讲史人的手抄本，没有更多旁证；也有人从出土简牍里找“关”姓渊源，指出河东地区汉末有“关氏”族群。争论没停过，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继续向关二爷烧香，也不妨碍研究者把“冯贤说”放进脚注。

如果只把这场提问看成一次“冷知识”考核，多少低估了那位领袖的良苦用心。一个简单姓氏，被他用作“敲门砖”，敲开的是阅读兴趣，也是独立思考的闸门。答案对不对并不致命，怕就怕从来不问“为什么”。

王芳明白了这一点，后来每见新人报道，都会笑着扔个问题：“你知道戚继光最早练兵在哪儿吗？”十有八九答不上来，他随即递上几本书。方法和主席如出一辙，屡试不爽。

山寺的钟声早已散入岁月，玉皇山脚灯火如常。那天夕阳下的一问一答，没有写进正式档案，却悄悄改变了几个人的读书姿势，也让一条干部培养链条多了点书卷气。问句余韵还在，翻书的人，一直在路上。